许嘉璐：阅读对当今中国具紧迫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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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中华文化延绵至今从未断绝，“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是文明的传统和文化不断延续发展的原因。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现在要讨论为什么要读书，我认为这是很悲哀的，说明现在是一个不读书的时代。一个不读书的民族将会怎样，无需我多说。

　　读书的意义

　　我们从总体上看文化与教育是落后的。民族如果不读书就无法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要吸纳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我所用。

　　读书给人知识，读书给人智慧。我把“知识”和“智慧”分开了。中国在古代没有“智”这个字，只有“知”，古人用平声和去声两个读音来区分，平声为“知”，去声为“智”。文字的信息透露给我们，在中国人看来“知”本就应包含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对主客观世界的了解，这是“知”；一部分是对主客观规律的把握和顺应，这是“智”。“知者”是对事情有相当了解的人，“智者”是有知识又有智慧，即把规律了然于心的人。

　　阅读，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个体都很重要，从中国现实社会呈现的特点看，阅读对当今中国尤其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第一，我们是从文盲充斥的状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迅速走向了教育的普及，但总体上文化与教育是落后的。经过党和政府以及各级干部群众的努力，现在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达到9.6年―9.7年。换句话说，中国这个东方巨人，作为整体，文化水平只有初中毕业。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初中毕业的水平能做到吗？现在整个社会教育普及的程度、国民的素质和我们的奋斗目标差距太大。虽然我们也有院士、教授、博士、“海归”，但是建设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只靠几百万人、几千万人是不够的，需要13亿高素质的人共同努力。

　　第二，我们刚刚达到基本小康，党中央提出来要走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民族不读书，怎么能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当然要看人均居住面积、电信化水平、交通便利与否等，但同时还要看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素养，以及文明与民主的程度。

　　第三，我们曾长期封闭，现在在走向全面开放，要吸纳世界上一切于我有用、我又能用的优秀文明成果。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科技已经发展到较高程度了，如果我们只有9.6年的受教育程度能学得到吗？去年我国图书销售码洋100多亿元，听起来很多，但是用13亿人口的总量一平均，我们花在读书上的钱就少得可怜。况且在这100多亿中，还有国家机关买书、图书馆购书和国家机关买书发给职工的部分。

　　国家开放后，我们要学习先进、有用的东西，但是落后、腐朽、肮脏、与我们不适用的也进来了。我们设想一下自己的孩子，当他只有初中水平的时候，能分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吗？中国又封闭得久了，打开窗子觉得外面一切都是新鲜的，蜜糖与毒药不分，一起?下了。而当一个人通过读书获得更高的智慧，达到自觉的时候，就可以真正形成一道看不见的文化、思想、感觉的铜墙壁垒。

　　现在“软实力”这个词谈得比较多，这个概念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他是就国与国的竞争、对抗而言的。如果我们只就着自己的发展来说，使用“提高我国软实力”类似的说法并不很恰当。中国从古至今，没有主动扩张的意图，主动与他人对抗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哲学。我觉得还应该多谈谈读书对内的作用，最好用别的词。

　　第一，阅读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现在党领导我们的事业起到了核心作用。但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只靠政策不行，要靠我们共同祖先留下的精神和共同走过的路。我们可以从民俗领悟到这一点。新中国成立前几乎村村寨寨都有家庙、宗祠，五服之内的人都要拜。同一家族的人可能一年都不见面，甚至为房产、田产产生矛盾，但是家祭时候都要来拜祖。这是家族的凝聚力。一个家族如此，扩大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如此。

　　第二，阅读可以促进社会进步，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和谐。保证社会稳定和和谐主要是靠法律，但是当一个国家和民族只能靠法律来维护的时候，这个国家和民族实际上已经在走向崩溃。因此除了法还应该有“德”。党中央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体现。例如人民法院有调解制度，在诉讼前先调解，如果言归于好就可撤诉，这在世界上是独有的。调解就是唤起被诉方和诉方的良知和宽容。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落实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作用太大了。

　　第三，中国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必须全民读书。可持续发展除了环境、资源、人口等社会因素之外，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创新，不能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真正的创新靠的不是HO2、NaHO3和加减乘除，而是人文。创新要有胆略，需要好奇、联想和想象，这些都不是理工科的专业课程所能给予的，而是要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予以熏陶和启迪。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不是都能当院士的，具有创新精神的能成为“家”，缺乏创新精神的就只能是“匠”。匠当然也很重要，但我们也需要越来越多的创新者。

　　当今中国需要读书

　　目前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在许多方面陷入两难境地，怎样解决？要沉静，要从浮躁、浮夸、浮肿中落到地面上来。第一要好学，第二要深思。读书可以让社会沉静下来，让人深思，而深思是催生智慧最好的途径。

　　目前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在许多方面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我们要发展，不发展中华民族无以立足；另一方面发展太快又带来很多问题，工业化和现代化就要利用资源，就会对环境造成破坏。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力的提高，人类自进入农耕社会以来，就在以算术级数增加对自然的破坏，进入工业化之后又以几何级数的增长破坏环境。中国要工业化必然要破坏环境，无论怎样努力也只能减缓破坏的速度和程度。因此，发展经济和破坏环境就是一个两难问题。经济建设如此，社会的种种问题也概莫能外。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民主、平等等观念都在提高，这是好现象。但是如果物质基础跟不上，就会造成社会的断裂。

　　我们目前面临的不是发展不发展的问题，而是发展太快了就容易引发环境、资源、社会等种种问题，在社会层面上呈现的就是造成整个社会的浮躁。浮躁、浮夸、浮肿“三浮”之病在每个个体身上的体现就是空虚、精神无所依归。

　　这样一个两难的境地是怎么来的？我们就不能不看到经济全球化的两面性。虽然“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是在1947年提出的，但是在19世纪就已经开始。当时英国用东印度公司把南亚拿下，又通过鸦片和炮舰占领了中国，这也是经济全球化，只不过当时是通过鸦片现在则主要靠商品。以后两次世界大战延缓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1989年特别是叶利钦上台以后，经济全球化才真正实现。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跨国集团为了获取超额利润而积极推动的，它要转移污染和资源供应地，这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后果。

　　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已经陷入了泥淖而不能自拔，他们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现象很明显。到上个世纪末，非洲整个的GDP已经降到了60年代建成民族国家摆脱贫困以后那段时间的50%。中国的“两难”问题也源于此。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要抓住经济全球化这一机遇。但是全球化的弊病对我们也有很深的影响，在社会领域最具体的体现就是人与人关系的淡薄以及个人心灵空虚，身与心的分离。

　　现代科技也有两面性。电脑和网络发达了，我们在北京可以和深圳、广州，乃至青海的人聊天。网络似乎拉近了人的距离，实际上人和人心的距离更大了，那是在虚拟社会里，人和人并不真正了解，因而人防人更为严重。从前有一句话“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现在有些人是逢人只能说假话。但是你能拒绝因特网吗？你能拒绝计算机吗？

　　我们目前还有很多类似的“两难”问题，怎么解决？我很难开出具体药方。但是从社会、人类发展的规律看，我认为我们需要沉静，要从浮躁、浮夸、浮肿中落到地面上来。第一是好学，要多读书。第二要深思，只有深思才能产生智慧。读书可以让社会沉静下来，读书可以让人深思，而深思是催生智慧的最好途径。

　　深思就要反思传统，从祖先的智慧中汲取营养。中华文明是全世界几个著名的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这样一个文明值得我们骄傲。中华民族的文化成长于农耕社会，农耕社会人们没有现在浮躁，发展速度慢，人们可以优哉游哉地冥想。在农耕社会，人和土地、草木、天、水打交道，对于客观世界的观察极其细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最为密切。进入工业化和全球化以后，人们远离了自然，远离了他人，也远离了自己的心。长此以往，人何以堪，世界何以堪？

　　我们要从中华文化中汲取智慧，把古人的智慧拿来创造出适合今天、适合未来的“智”。这就需要我们读书。这不是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的事，我相信通过读书，中国会再次产生出像孔子、老子一样的大思想家，贡献出社会发展和人类前进所需要的智慧。相信中国人的智慧，中华民族的智慧是能够解决当前的世界性难题的。

　　怎样让全民读起书来

　　图书出版要处理好快与慢、高与低、古与今、新与旧的关系，处理好编书与营销的关系。要多发现和培育像易中天、于丹这样传统文化的普及者。

　　第一，要处理好几种关系。

　　首先是图书出版快与慢的关系。我们要多出书，出好书，但是书出快了很容易出问题。出版部门应该和科研、教研主管部门联起手来，用各种方式，支持一部分学者沉静下来，用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写一本书。

　　其次是图书出版高和低的关系。“高”指的是基础研究、专门的研究；“低”指的是通俗的、大众的。大众读物是满足最基本群众的图书，现在急需多出这方面的书。但是只有这些，没有“高”，即给文化打根基的东西，将来普及也很难，因为没有源了。

　　再次是古和今的关系。自西方工业化革命以来，人们的知识不断扩大，现在则处于知识爆炸的时代，但是，人类的智慧，即关于人和人、人和天、身和心、现世和未来关系的认识并没有增加，甚至是倒退。因此，中国古代哲人的一些东西要适当多出一些。

　　另外是新和旧的关系。“新”就是新版书，“旧”就是重版书。我们的图书品种需要不断增加，但是不要轻视重版。重版证明有价值，证明现在还有用。

　　最后，是义和利的关系。我们既不能唯利是图，也不能不言利。我想应该吸收永嘉学派的态度和观念――义利兼求。义，就是取之有道，同时回馈社会；但是，无利，无法生存，无法发展。目前出版集团、出版社都有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好地兼顾。

　　我希望加大对出版的扶持力度，尤其是在税收上。出版社能否不纳税？这是有先例的。英国100多年来出版社是不纳税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提出过改革，要求出版社也纳税，出版社纷纷抗议，于是铁娘子也不得不让步。至今英国所有出版社还是不纳税的。赢利了怎么办？法律规定，必须用来扩大再生产，扶持文化、科学事业。我们现在是纳税后返还回来作为文化发展基金，能不能把出版社的利润留给它自己，让它做大做强？我国目前的图书销售额只相当于美国一个出版集团一年的营业额啊，这样我们在文化产品的竞争上能有多大力量？

　　第二，要处理好编书和营销的问题。

　　这个问题涉及技术层面，即如何用现代化的手段让从编到销全过程完全同步。我直接到书店买书的机会不多。在网上购买，我知道书名的可以在网上订购；但是不知道书名的就无法办了。现在没有这样一个平台。我建议几个出版集团能否在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宣部的指导下，通力建立一个图书界的“阿里巴巴”。书出版之后马上就到了物流中心。读者点击之后，物流中心、邮购中心就知道了，那边就从架上取下来，包装发出，同时结算中心就接到了网上交易的费用。这个项目需要一定的投入，但是这一投入是会得到丰厚回报的。一是销售额增加，二是增加一大批人就业，三是可能带来书价的下降。

　　第三，书是死的，单靠文字有些人会缺乏兴趣，要通过各种方式把知识变成活的，让没耐心读书的、没时间读书的人培养起读书的兴趣，这就需要我们多发现和培育一些像易中天和于丹这样的传统文化的普及者。

　　于丹善于普及，她真读了《论语》、《庄子》等原着而且是在用心读，强调知行的合一，这是中国学问的根本和真谛。同时，她的心得用活泼生动的语言传授给千家万户。在中国，易中天和于丹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希望将来能多出一些易中天和于丹式的人物。对于普及工作我认为不能过于苛刻。不错，于丹不是多年来完全致力于此的专家。语言文字学家往往会针对一句话、一个字，研究很长时间，最后得出自己意见。比如，“学而优则仕”，多年来被理解为“学好了就做官”。其实，孔夫子本意是学得优哉游哉有余力了再去做官。如果你还没有学好就不要做官。只有这样解释，下一句才能解通：“仕而优则学”。做官不必事必躬亲，因此就有时间来读书。这个“优”字，就需要考据。但于丹不是做这个的，能这样要求吗？再说，我们退休的人员、农民工有闲工夫听你说这个字在马王堆的书里面是什么样子，在敦煌帛书里面是什么样子，在宋本里是什么样子，在“十三经本”是什么样子吗？我们的国学，关于世界的知识，甚至关于当今世界动向的知识都需要一批专家用群众能理解的、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授给他们。有点错怕什么呢？从前，遍布城乡、考不中秀才的私塾老先生，讲的每句话都对吗？不是照样培养出了秀才、举人和进士？学生中了进士之后发现当初老师讲错了，并不耻笑，回到乡下见到老师还是三拜九叩。再说了，古人的考据就对吗？

　　所以，我要给于丹加油。当然，在她成长过程中，“师而优”则讲，“讲而优”还要归来，再沉静下来。对于批评，甚至责难，无论谁提出的，能吸纳的就吸纳，下一次讲就提高了。

　　我想于丹和易中天老师给人们普及传统文化起到了四个作用：

　　第一，唤起了民族的记忆。多少人听了于丹的讲话才知道，哎呀，从前只知道孔老二，原来他说了这么多挺好的话。这就是把失去的民族记忆唤醒了。

　　第二，促进了民族思绪的“回归”。回归并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我们的思路再回到“母亲”的怀里。别忘了，我们长这么大都是吃的母亲的乳汁啊。祖先的智慧有的比我们还高明啊。

　　第三，冲破了隔开专家和群众的樊篱，走出了书斋，在象牙塔上开了一扇窗。作为大学的学者，易中天和于丹走到群众当中去，不仅面对面讲授，还利用传媒广为传播，让群众觉得教授和他们的距离并不远。

　　第四，推动了读书。《于丹〈论语〉心得》发行了将近300万册，这说明至少有300万人在看书。我相信其中可能有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论语”这两个字，现在他们知道了。这样的学者多了，讲的内容多了，人们读的书也就更多了。

　　在党中央号召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结合来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中，有的学者讲《聊斋》，有的学者讲《红楼梦》，都是可敬的。我们大家应该向他们敬礼。作为一名读者和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者，我向于丹这样的传统文化普及者鞠躬，希望大家给他们一阵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