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任危机
详细内容
第一篇:《中国的信任危机》
军校教育学教案
中国的信任危机
——中国信任危机的结构分析及对策
姓名：卢贵林专业：哲学学号：3102003014单位：五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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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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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关于对中国当前信任危机的思考》{关于信任危机}.对当前中国信任危机的思考
公共事业管理10—8
贾路敏
关于对中国当前信任危机的思考{关于信任危机}.
近期中国接连发生连串事件，揭示出社会信任危机之深重，民众对执政党、对政府、对干部官员极不信任，典型例子是动车追撞事件，政府说话不论真假，完全没人信，而铁道部新闻发言人那句：“反正我信了。”道出政府信用崩塌的现实，
令人惊叹的是社会信任危不只是民众不信政府和执政党，原来极其权威的专家、尚可信任的传媒、当受尊重的医生教师等，都因其劣行蠢举，失去可信感。
更为严重的是，还是社会信任危机，事实已经弥漫到人间，不用说那些公办的慈善机构，诸如中国红十字会、宋庆龄基金会、共青团属下的青基会等，一个个卷入丑闻。甚至在街上的普通老人，自己摔倒后，要指控救助他的人撞伤他，法官还判无耻老人得直。由之出现老人在街上病倒、摔倒没人敢扶的奇景。而卫生部跑出来制定《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更为笑谈。
社会危机应该这样看:百姓不信任谁呢，当然是说假话做假事的人，尤其是长期说假话、做假事的人。这种人最集中的地方是政府及企事业单位，是富商，是无良专家和艺人等。为什么他们要骗老百姓，因为只有骗了，他们才能维护、获得自己的利益。群众中流传“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中央只当没看见。”毛泽东说：人民网的眼睛是雪亮的。林肯说：你可以暂时欺骗所有的人，或者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不可能欺骗所有的人。狼来久了，谁还信！百姓不信时，就是他们失去利益之日！！
普通百姓之间，相互信任吗?由于受大环境的影响，多少有一些人利益至上，确实使利益受损，但这不是主流。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吧，包含那些小商人，不讲诚信的，也没有几个人。因为，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毕竟要靠诚信生活，不诚信成本太高，他们玩不起！所以，诚信流于野！
为了了解社会信任危机，必须了解了当今社会信任危机的大背景，当代中国的具体社会信任问题可以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来分析。政治层面，信任危机表现为由来已久的“官民”信任，即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与民众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信任问题；经济层面的信任问题，即市场各个利益主体间的信任，主要是在商品和服务提供者和广大消费者之间；最后是社会层面的信任问题，也就是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包括公司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问题。从他们之间的关系看，第一种信任又是最重要的，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家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国民对国家的信任，很大程度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信任基础。
一、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
在国家与社会日益市场化和货币化的今天，政府并不需要像最初的隐性社会契约所规定的那样，为人民提供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计划。事实上，只要民众劳有所得，物有所值，能够通过市场获得比较合理的回报，即是政府对社会契约的充分履行。一种常见的破坏“社会契约”的短期行为就是政府的非理性投资。政府经济类的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很容易博得政治资本，而民生等相关的社会投资则缺乏动力。如果民众对政府民生政策的期望长期无法兑现，自然会影响社会契约的履行问题。最后，即便是政府有意愿加强社会投资，老百姓也不会真正当真。另一种短期行为就是“暗箱操作”以及更广义的腐败问题。一般来讲，“暗箱操作”常见于经济和人事领域，特别是指在招标、采购、录用和审批过程中以权谋私的权力寻租行为。最后，一般民众对反腐败和规制化就产生了“改革疲劳症”，不再信任把这些法律和纪检公共制度看成是“我们的”，而把政府官员列入“他们的”行列，甚至发展成一种“仇官”心态。最后一种短期行为，也是最具爆炸性的，就是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私人的跋扈行为，最典型的就是2009年的“邓玉娇案”和2010年的“李刚案”、“钱云会案”。这些事件为什么具有爆炸性，可以导致官民虚拟空间的对立，以及一种“你如何解释我都不信”的状态，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民生和腐败这些长期因素，已经深刻破坏了官民信任的基础。如果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官员不被信任，作为国家权力规则的法律不被信任，作
为国家行为具体化的政策不被信任，那么民众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国家全力控制的主权货币了。
二、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
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是我们这个社会讨论最多的话题。以“毒奶粉”为例，现在中国每年都有好几起全国性的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而且“无良奸商”似乎是越压越起，防不胜防。于是，出现了一方面国内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出国扫货”的滑稽现象。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商业欺诈、信用欺诈、就业陷阱和传销组织，无论政府如何努力查处，似乎永远处于无法取缔的状态。
如果说政府和民众间的不信任主要是出于权力缺乏有效的内外制衡，那么商业方面信任缺乏的直接根源就是信息的不对称和监管的缺位。信息的不对称性是任何一个传统社会从农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在经历了现代化考验的国家，这种结构性社会问题催生出强大的中介组织和复杂的法律规范。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的市场信任问题也有自身的特殊性，这要从社会激励机制入手来解析。
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的许多欺诈和其他非法牟利的猖獗，其实正是“利出一孔”的经济和金融垄断造成的。正是因为中国社会经济中个体谋利的动力非常强，但却缺乏合法谋利的渠道。个体无论是通过勤俭节约（缺少信用资源），还是通过发明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去获得财富，成本都相对较高。反之，通过财富转移、垄断市场、偷税漏税、招摇撞骗或者变相掠夺，却往往比较合算。如果有权力的保护，那就更加合算。这与传统中国的欺诈行为具有高度的延续性。
三、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
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问题涉及面极广，即包括不同阶层和地区的人之间的信任，也包括家庭、公司、单位和社会组织成员之间的“内部人”信任。北京等许多大城市所发生的“移民”和“原住民”间的矛盾已经充分说明，过去主要依靠“熟人”的非正式网络建立信任的方式，已经难以满足“移民”社会的需要。随着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和大学生进入沿海地区的城市，就不再可能依靠熟人关系在新的环境下容易地解决就业、取得城市身份和获得各种公共品。相反，大城市原住民，只需要凭借其土著身份，就能够从移民推动的经济发展中获利，而且还继续享有熟人社会额外的一些便宜。城市当局对移民和原住民差别对待的社会政策，正好加深了这种矛盾。
另一方面，职业群体的信任问题也日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根据十年来的社会调查，医生、教师、政府官员和法律工作者的的社会声望和职业信任度下降最为迅速。无独有偶，这些领域不仅是现代西方社会声望最高的行业，恰好也是当代中国潜规则和职业道德滑坡极其严重的几个领域。
信任危机甚至已经发展到普通人之间。南京“彭宇案”就体现了最基本的道德义务所面临的困局：一方主动的善良可能被另一方利用。受此影响，后来发生了多起老人倒地无人搀扶以至死亡的惨剧。更令人唏嘘的是湖北荆州船主对见义勇为者“挟尸要价”的态度：只要钱没凑齐就不能把尸体交出去，而且绝不赊账。这类例子足以说明当代最基本的社会信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要维持最基本的信任，就需要双方遵守一定道德底线，但如果一方认为基本道德底线相对于货币化的经济利益不划算，那么陌生人之间信任的基础也就彻底没有了。
因此我国当前政府与社会信任危机事件态势可以概括为：数量迅速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涉及面不断延展。
对于社会信任这方面，我们要国建新形势的社会信任。重建社会信任是中国下一步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与很多任务一样，社会信任建设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待对于社会经济的整体改革。
最根本的改革在经济方面。这包括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增加社会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参与，支持银行和金融业的社会化，允许私人企业更多的自由空间，保护私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从而根本改变社会在信用生产中的尴尬地位。在社会活动空间大大拓宽的前提下，国家也就能够引入更独立的司法体系和社会组织来参与经济监管。这样就会有助于市场主体之间信任机制的形成。事实上，淘宝等网络商业平台的成功，已经成为社会成员通过平等参与建立商业信任的典范。
在政治领域，重新界定国家与社会的契约是加强国家和社会之间政治信任的必由之路。国家应该在社会参与的基础上，本着公平参与的精神，建立新的公共品提供方案，包括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明确家庭、社会和政府三方在其中的责任和义务，并用法律的形式予以保护。此外，在社会组织方面，国家应该逐渐放开对社会组织的垄断，赋予各社会阶层利益相关者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的权利。
对于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社会信任不是公共品，而是任何开放社会都能自发形成的一种秩序，国家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当代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货币本位”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动摇了许多人的道德底线，扭曲了正常的价值体系，破坏了国家与社会、市场利益各方以及社会成员间信任的基础。但事实上，健全社会的信任（信用）制度和可持续货币体系应该是相辅相成。只有实现了社会信任（信用）的“社会化”，让货币和权力服从社会要求，社会自身才能摆脱信任危机。
而对于政府信任危机则有以下思路。1、加快构建中国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步伐，通过政府转型促进政府信任关系的转型。2、不断提高政府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为地方政府信任的重建和巩固提供根本保障。3、不断提高政府的能力和有效性，确保公共服务供给绩效，打实政府信任关系的基础。4、加快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有效避免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负面特征和不当行为，最大限度的消除政府信任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增加社会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参与，支持银行和金融业的社会化，允许私人企业更多的自由空间，保护私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从而根本改变社会在信用生产中的尴尬地位。在社会活动空间大大拓宽的前提下，国家也就能够引入更独立的司法体系和社会组织来参与经济监管。这样就会有助于市场主体之间信任机制的形成。事实上，淘宝等网络商业平台的成功，已经成为社会成员通过平等参与建立商业信任的典范。
在政治领域，重新界定国家与社会的契约是加强国家和社会之间政治信任的必由之路。国家应该在社会参与的基础上，本着公平参与的精神，建立新的公共品提供方案，包括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明确家庭、社会和政府三方在其中的责任和义务，并用法律的形式予以保护。此外，在社会组织方面，国家应该逐渐放开对社会组织的垄断，赋予各社会阶层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的权利。
对于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社会信任不是公共品，而是任何开放社会都能自发形成的一种秩序，国家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当代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货币本位”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动摇了许多人的道德底线，扭曲了正常的价值体系，破坏了国家与社会、市场利益各方以及社会成员间信任的基础。但事实上，健全社会的信任（信用）制度和可持续货币体系应该是相辅相成。只有实现了社会信任（信用）的“社会化”，让货币和权力服从社会要求，社会自身才能摆脱信任危机。
第三篇:《关于信任的议论文800字》关于信任的议论文800字
信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应该被发扬光大的。但是，如今信任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人们已经让金钱、利益等占据内心，似乎忘记了信任本该存在的意义。
记得曾经有位教授做过一个实验：从班里随机抽出男女生组合，让男生后仰女生在后面托着。前几组都失败了，他们都不信任对方。而最后一组是一个强壮的男生和一个柔弱的女生，男生毫无顾忌的后仰根本不担心会被摔，女生先是一愕，然后用尽全力才勉强托起那个男生。后来在他们步入社会后，他们都取得了成功。因为敢于信任他人并且把后背托付给别人的人，同样会赢得他人的信任，是信任指引他们走向了成功。也正如卖馒头的老太太一样，她对别人的信任，赢得了别人对他的信任和尊重。所以她从来不担心自己的馒头摊，她靠的就是信任才让馒头摊在人们的心理充满暖意。
不过，也有些人总是不信任他人。如现在社会上发生的许多事故，有些人对于摔倒的老人或事故中需要救治的伤者，不敢随意去搀扶，因为他们怕被讹而殃及自身，也正是因为他们不信任别人，致使发生了许多老人或需救治的伤者因抢救无效而离开人世。更有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深刻地揭露了某些人内心阴暗的一面，如果那些人能做到信任别人的话，就不会发生这一幕幕令人痛心的悲剧。
在当今的社会中，已经产生了一种信任危机。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不能让过去那些传统的美德消失，而要让它发扬光大。信任就如黑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路；信任就如干旱中的一阵雨露，滋润我们干涸的心灵；信任就如烈日下的一片阴凉，使我们的心神得以安静。所以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把信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去。我呼吁大家一起做，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创造出一片新的“信任”天地！{关于信任危机}.
只要我们都能像馒头老太那样，对他人充满信任，就会让我们交到许多真挚的朋友。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做，我们的世界会无限美好，就让信任充满我们所有人的内心！
第四篇:《信任危机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分析》信任危机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分析{关于信任危机}.
针对当前出现的市场信任危机事件，本文认为企业的市场信任程度与企业社会责任是正向相关的，同时中国市场企业信任危机事件存在“道德风险”问题，企业短期利益的诱惑和社会监督体制的缺失造成了企业“奖惩不一”的投机动机，也是引起这些事件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赢得市场信任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要树立中国企业良好的市场信任，首先要提高产品质量和品牌价值，同时要加强商业伦理道德和企业诚信体系的建设，完善监督监管机制，监督和保护企业的市场信任和社会责任。
关键词：信任危机道德风险社会责任
从“大头娃娃”到“肾结石患儿”的“奶粉事件”震惊了整个乳品行业，也震惊了整个食品行业，一些中国乳制品行业的巨头们一夜之间陷入了信任危机的漩涡，类似这样一些由于产品质量低劣造成的重大食品与药品安全事件近几年来连续发生，甚至一些享誉全球的跨国品牌也在进入中国市场后出现质量问题而被曝光者屡见不鲜，如雀巢奶粉碘超标事件，宝洁SK-II被诉含有有害成分，亨氏、肯德基、麦当劳等先后因苏丹红问题被曝光，强生婴儿油和联合利华立顿速溶茶都被指责存在质量问题等等。
在上述这些厂商不负责任的生产和广大消费者深受产品之害的时候，一系列深层次值得全社会思考的问题摆在了面前：企业为什么能在国内市场上屡次出现对社会、对广大消费者不负责任的生产行为而失去市场信誉呢？他们的动机在哪里？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在哪里？
企业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
关于中国市场上接连不断的这种产品质量问题而导致的社会对企业的信任危机问题，有很多国内外学者都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其中Fukuyama(1995)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考查了中国企业的市场信任问题，认为中国企业之所以无法树立品牌和市场信誉主要因为企业的经营者不能信任非血缘关系的职业经理人，从而造成家族企业的封闭发展和规模难以扩张的局限。张维迎（2001）提出“无恒产者无恒心”，他认为产权不清晰是中国企业无法形成高信誉品牌的关键。但上述两种观点都没有对中国民营企业所面临的社会信誉问题给出解释。
现阶段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企业出现的信任危机在中国不仅是跨企业，而且跨行业也是很普遍的。企业的这些行为导致了企业市场信
第五篇:《关于社会信任度的实践调查报告》关于社会信任度的实践调查报告
一、实践背景
当今社会，“小悦悦事件”、食品安全问题等频繁发生，我们的社会信任度明显下降，社会信任问题不断冲击着我们的眼球，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话题。
二、实践目的
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所说：“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可见信任对我们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当你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灯的时候停下来；坐高铁、地铁，要相信它不会突然追尾；遇事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就是你睡觉，也要相信这屋不是“楼脆脆”。当这些都成为我们所担心的事时，社会信任问题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我们在担心，在怀疑，我们能不能完全相信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信，还是不信，这是一个问题。
从2006年“彭宇案”，到今年的小月月事件，越来越多事件的报道已经使我们伤心难过，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是道德问题，还是信任危机？是人本自私的显现，还是大氛围的影响？是社会发展难以避免的结果，还是教育的缺失？是什么使我们的社会变成一个人人猜疑的悬疑剧？
当传统的信任在市场经济面前遭遇了尴尬，当不安全感充斥着我们周围，当良心在利益面前低了头，但法律已不能保护善良的人，我们又该如何走出不信任的阴云，重建社会的信任？
结合社会现状，我们实践队对此作了较全面的调查，统计和分析。
三、实践过程
调查前期，我们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经过小组讨论，制定了完善的方案，准备采取问卷、采访、网上调查、时事分析等一系列形式进行各方面的调查，同时在不同的地区和人群中展开调查，使结果更具有说服力。
首先是问卷的制作。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在个人信息方面设置了所在地区、年龄段、职业、学历这些基本信息，主体部分从对身边的人和陌生人的信任程度及其原因入手，由浅入深到人们对信任和利益的关联认识，受骗后信任的变化，和对未来对社会信任问题的一些看法进行设置，较全面的覆盖了关于信任调查的角度和范围。
接下来是问卷的分发。我们印制了大量的问卷，分别在各自所在的地区进行了调查。小组的成员走到街上，对过往的行人分发问卷，其中，一部分人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大力的支持，但同时我们也也遇到了诸多困难，有一部分人对我们不予理睬，并且避而远之。但是我们坚持不懈，终于收到了多份问卷。返校后，我们向老师和同学进行调查和询问，并且深入到一些企业事业单位收集了这些在工作岗位上人的看法。为了扩大年龄的范畴，我们又辅以电话访问的形式，询问家中的一些长辈，包括年长的老人，收集这类人群对信任问题的看法。我们还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在问卷星上注册了账号，邀请更多的人来为我们填写问卷，收到了极好的反响。最后，我们在商场和街上对售货员和顾客进行了采访，并邀请他们填写了问卷，听取了他们对社会信任问题的看法。{关于信任危机}.
经过较长时间的调查后，我们对问卷的结果进行了汇总，针对于不同年龄段和不同职业的人对社会信任问题的看法分类进行了统计，并比较得出了结论。
为了验证大众对陌生人的信任度，我们又上街创设了一个情景，小组中的成
员扮演一名忘记带手机却有急事要给家里打电话的大学生，向路上的行人借手机，虽然第一个人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第二个被询问的阿姨对她很信任，借给了她。又一名成员也创设类似的情景，也成功地借到了手机。
为了得到专业人士对此问题的看法，我们还联系了天津大学学工部知名教授杨燕老师，经过电话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