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作文
详细内容
篇一:《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章》
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章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生前曾说过，他一生主要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另一件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实质上就是关于已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能否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后继续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能否继续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的服务宗旨的思想圣经。
所以邓小平先生不仅在1972年写给主席的信中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还对走资本主义的人表示了刻骨仇恨；而且，在他成为“第二代”领导人时依然坚持以下观点：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9页）并强调：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2页)。所以，你在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历史决议》中搜索不出“彻底否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等词语。
那么，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一场“动乱”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动领导的一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而“动乱”的含义是什么？按辞书解释是“社会骚动变乱”，即是民间的、非政府的自下而上的偶发事件。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没有哪个执政党及其一把手自己对自己发生“动乱”！
那么，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一场“浩劫”呢？答案更是否定的！
——什么叫“浩劫”？书中解释是“大灾难”，对国家而言即意味着天翻地覆政权垮台，对百姓而言即意味着民不聊生暗无天日。而文革中不仅国家政权稳如泰山且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更加强大，老百姓更无生存之虞——病可医，学可上，工人不失业，农民不失地，社会是非分明，人间正气弘扬，更没有拖欠工资、两极分化、假冒伪劣、剥削克扣、买官卖官，没有黑社会，没有见死不救„„就是“破四旧”，也没人看到资本家家里成捆的钞票和金砖金条时想到占为已有；
“大串联”时也没有现在这样治安案件不断（尽管现在的警力比那时强上十倍）；即使在派性顶峰时的“武斗”，也不同于今天贪官与黑道勾结的阴狠„„
若非要说“动乱”、“浩劫”的话——有学者指出：文革初始，有人私自向高校派工作组，不到一个月就把北京上万人打成反革命——仅在清华大学，几天内就把一千多个师生打成反革命，并逼着几个学生自杀；待文革发动了，马上又变成极“左”，提出什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样的口号（现在一般人都以为这口号是“四人帮”提出来的）——如此背着党中央背着毛主席搞非组织活动，才叫“动乱”，因此而干扰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才有点“浩劫”的苗头„„“文革”的这伙“始作佣者”的“杰出贡献”却在《历史决议》中只字不提！„„
有人会说，是邓小平先生提出“要彻底否定文革”，那意思分明是凡是邓小平说的就都对，凡是邓小平说的就都应照着办，这岂不是又在搞新的“凡是”？依笔者的水平分析：邓小平先生也不会有这样的思想，决不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是毛泽东之后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不可能说话前后矛盾，既向毛主席表示“拥护文革”又反过来要“彻底否定”，既说文革是为了“反修防修”又怀疑其合法性，如果把“彻底否定文革”看成是邓小平先生为了“设法保护好自己的子女”，那就更是把邓先生的人格贬低了。
有人也会说，是一批老干部在文革中受过冲击，所以他们复出后就要对文革作出“否定”。——如果真是这样，仅以个人恩恩怨怨为标准，那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哪里？比起革命先烈为国捐躯自己受点委屈(如果自己本来一点问题没有)就非要“以牙还牙”吗？在这里让我们看看罗瑞卿大将以及裘法祖、巴金等大家的风范吧——罗瑞卿大将出狱的第一件事就是穿的整整齐齐，到天安门的毛主席像前，立正站好，然后敬了个标准的军礼；——2001年获得国家“医德风范终身奖”的医学泰斗裘法祖教授，他对文革中挨批斗并不怎么介意，反而当着亿万电视观众的面检讨自己“曾很傲气，底下人做错事我就骂人”(那意思颇有点被别人整一整是应该的)。他还说：尤其是作为一个医生善待病人不够，自己很内疚。他并感谢“文革”中有人宽容了他，甚至在他挨斗时拿凳子让他坐
下„„；上海青年报在纪念巴金101岁生日时报道说：很多学者对文革经历的遭遇始终耿耿于怀，但巴金却勇于从自身找问题，从自我思想开始解剖。
党内究竟存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为什么？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谁承认不承认或故弄玄虚的问题，而是客观存在。好比自然界里有白天就有黑夜、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在革命战争年代：有英雄主义也有投降主义；便是在长征的途中，同是共产党人的张国焘不是还另立中央吗？如果党内没有走资本主义的言行，都是一心奔社会主义的，那不等于是说：只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人就进入了红色保险箱，就与共产党同心同德了？！那么，改革开放后大量出现的被清查、惩办或外逃的贪官（之前可都是当权派！）他们难道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人会贪赃枉法？!
所以毛泽东1976年春还说了下面这段话:“„„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份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利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由于毛泽东的健康原因，由于来自党内外极端分子的干扰，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最终目的并未达到——致使不少当权者把资产阶级法权、把资本主义思想、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念头带进了“改革开放”年代，才有邓小平一九八二年就发现的腐败暴发恶兆：“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邓小平文选》357页）对人、人类社会而言，经济不是硬道理，发展不是硬道理，政治方向、思想观念、道德理想的正确才是硬道理！否则——强大了就去侵略，掌权了就去谋私，有钱了就去花天酒地„„只能成为社会与人类的害虫！
有人还会说，文革中冲击了一批“精英”（即“反动学术权威”）、出现了武斗、停课、搞群众运动„„所以要“彻底否定”。那么请问，不讲文化大
革命那样全国性的运动，你就看看一个小小的单位乃至你自己要干一件什么事，能至始至终一点问题没有？！难道有了问题（有的还是局部的暂时的问题）就要全盘否定？！那“改革”出现了这么多问题，是不是就要“彻底否定改革开放”？再说文革中受冲击的“精英”，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非命？与在“改革”中被砸了“饭碗”的几千万老工人、失地农民相比，哪个更严重？与如今每年死于黑心矿主、毒品、毒药、血汗工厂、“三座大山”、腐败报复下的人命哪个更触目惊心？当年毛主席发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解放干部”、“老九不能走”等一系列指示，很快纠正了运动中的偏激做法，这是有目共睹的历史真实！然而——广大工人农民在“改革”中的“牺牲”得到了什么补偿？更不用说文革中从没有过的买官卖官、见死不救等等恶性案件、事件！如果以不搞“群众运动”就是好方法，那么“精英”的“运动群众”与封建时代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有何区别?——共产党人能脱离群众吗？谁又害怕群众运动呢？
如果有的人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子女”就对文革搞“彻底否定”，如果有人就是为了自己遭遇的所谓不公就对文革搞“彻底否定”，如果有的人仅是为了保住自己在“改革”中获得的非法利益、以权谋私获得的既得利益而对文革搞“彻底否定”，如果有的人打着拥护某某某的旗号而对文革搞“彻底否
定”„„笔者以为都经不起历史与人民的考问和质疑——要知道，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集体作出的决定，她的每一步骤都是依法和依党的组织原则进行决策的，毛泽东没有搞“宫廷政变”，也没有搞“垂帘听政”；同时，文革又是全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不可否认在其中确有遭受冤枉的人，但毕竟是极少极少的一部分。后期的平反甄别是应该的），难道全国人民都是“群氓”？何况——在文革中的国家经济、科技成就、外交的辉煌等等各项硬指标在《历史决议》中早有定论！何况——在文革中没有出现在“改革”中出现的任何弊端！何况——文革对世界的影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对共产党保持执政地位的影响，对公民思想健康的影响都是史无前例的，搞“彻底否定”究竟是科学态度还是盲目蛮干？！
值得反思的是：我们是否正因为忽视了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意义，忽视了应该站在国家、民族与广大人民的立场上看待文化大革命——才会在后来的“改
革”„„“开放”中出现那么多令人痛心疾首又久治不愈的恶症？？？才会“发展”了二十多年，老百姓仍然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才会“改制”了廖廖数年公有制经济基础就失去了半壁江山、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企卖光、耗尽？才会“基尼系数”迅速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才会不该富的富得流油不该穷的穷得精光？才会有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所称的“目前中国的社会，是处在一个以片面理解的经济发展观为唯一导向的、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也才会有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让广大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英明决策！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不应该成为国人的雷区、禁区，因为那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连外国的专家都能介入其中，我们作为“自己人”为何置之度外？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思想解放”这么多年——难道连面对历史真实的勇气都不具备？！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观点，不应该只是“彻底否定”，而应该是历史地、客观地、科学的分析，因为凡事都有两面性。何况她涉及整个国家思想价值体系，涉及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一切有理性的人士，都不应该把自己置于历史的对立面和人民的对立面。
当某些自以为正确的人，以为自己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时候，却浑然不知这个所谓新时代是毛泽东用来教育他的人民的。历史必然要回归毛泽东的人间正道。不管这个回归要多长时间，要付出多大代价，它必然发生。
历史证明，由历史的当事人来评判历史，是很难公正的。时间和现实才是历史的最好裁判。
篇二:《文革中的巴金》“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
1955年，胡风“反党”风波中，尽管一直认为胡风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但巴金跟着大家一起写了批判文章。几十年后，他说：“我对自己的表演，感到恶心，也感到羞耻。”他甚至觉得，因为这些当初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子孙后代是不会原谅自己的。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说要提倡“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很快，巴金连续发表十多篇杂感，斥责那些不让人独立思考的人。到了1957年，巴金的许多朋友被戴上了“右倾”的帽子，包括萧乾、施蛰存。他与萧乾因为政治原因在生活来往中出现了隔膜。而有一次，在北京紫光阁开会，当萧乾进了会场，别人都不敢理睬他，只有巴金还和他打招呼，并主动坐在他旁边。很多年后，巴金对徐开垒回忆说，“他是我的老友，我心又不忍，但又无可奈何。”
到1958年，巴金也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在1957和1958年间，巴金开始写人云亦云的文章，1959年国庆十周年，连续发表了《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迎接新的光明》、《无上的光荣》等七篇散文。事实上，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形势的需要，此时，不独巴金一人选择了这种写法，茅盾的《遍地皆诗写不赢》组诗等作品，更把知识分子在此期间的非正常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样的非正常状态终究莫名其妙得让人压抑，1962年5月9日，上海第二次文代会召开，巴金致开幕词《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并作《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他在发言中说：“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
“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社会里有这样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欢喜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浩大，寄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到处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美联社5月25日发表了巴金的这次讲话，并且评论说，“巴金一向是多产作家，他在共产党征服中国以前写的小说在今天中国以及在东南亚华侨当中仍然极受欢迎。但是在过去十三年中，他没有写出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美联社甚至还特意说明，北京的领导显然不赞成巴金的发言，证据是所有全国性的文艺报刊都没有刊登和报道这个发言。
这个报道被毛泽东知道后，怒斥道：“他巴金要什么样的自由！要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张春桥见此，更是借机上蹿下跳，放出狠话说：“对巴金不枪毙就是政策，枪毙与不枪毙就在一线之间。”
文革十年如一梦
巴金的肺腑发言不但没有为作家争取到自由，反而给自己带来了麻烦甚至灾难。1965年，巴金被迫发表批判电影《不夜城》的文章，回家后，他怎么也无法入睡，当天晚上，他与妻子萧珊一起去看望该电影的编剧柯灵，向他做了道了歉。
1966年，巴金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在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不久，他受到上海市文联“造反派”批判，被关入上海文联资料室“牛棚”，从此开始了靠边、检查、被批斗和强迫劳动的生活。9月，上海作协“造反派”抄了他的家。1967年1月，挨斗更频，巴金与魏金枝、王西彦等六人被迁出资料室，关到楼下一处不满五平方米的煤气灶间。5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巴金。上海市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等单位先后编印多种巴金批判专辑。1968年，批斗更加频繁，《文汇报》先后发表长篇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斗倒批臭文艺界反动”权威”巴金》；《解放日报》亦以《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为通栏标题发表多篇批判文章。
1969年开始，巴金在牛棚里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地狱篇》，期间，《文汇报》发表《批臭巴金，批臭无政府主义》、《彻底批判大毒草〈家〉〈春〉〈秋〉》等文章，对巴金进行大肆攻击。在牛棚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遭受了种种折磨，巴金就认为他所在的牛棚就好像但丁《神曲》里描写的地狱。他每天在牛棚里默默地背诵《神曲》里的诗句，把《神曲》的诗句作为支持自己度过那个黑暗岁月的精神力量。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巴金在他的很多文章中一再提到这段难忘的经历。{文革作文}.{文革作文}.
此后3年多的日子就是连天的批斗与游行，但巴金没有选择抗争，而是委曲求全地活下来，和老舍、傅雷等人的直接反抗不同，在不停的游斗与大小牛棚的轮换之间，巴金经历了一个“炼狱”。1967年，文革已是如火如荼之势，七月中旬的一天，上海市造反派在华师大校园广场联合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强，由“反动文霸”巴金陪斗。巴金当时是上海作协主席，说他与作协党组书记吴强“一贯狼狈为奸”，现在批斗吴强，他自然应当“陪斗”。“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押他上台的大汉狠狠地揪住他的头发往下按。谁知刚按下，他的头就倔强地昂了起来；再按，再昂，如此反复，巴金的脖子上仿佛装了个强有力的弹簧，造反派无论如何也无法使他低下头去。”“造反派在暴怒之下，索性一手抵住他的脊背，一手抓住他的头发往后扳„„难以忍受的痛苦使他的脸颊都扭歪了。
与爱妻萧姗的生死离别
1972年，萧珊病故，巴金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萧珊比巴金小13岁，1944年5月初，41岁的巴金与萧姗从桂林到了贵阳结婚，其时他开始着手写作中篇名作创作《憩园》，并翻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
文革期间，由于过度的精神摧残，加上患直肠癌，于1972年55岁时离世。巴金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断怀念她、追忆她，一直不能释怀失去爱妻的痛苦。他《怀念萧珊》一文中说：“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萧珊之死强烈刺激了巴金，使他深感痛苦。也许可以这么说，正是萧珊之死才让巴金更痛切地感到现实的残酷无情，进而彻底改变了他对“文革”的看法，加深了对历史的反思。
巴金没有见到萧姗的最后一面，巴金见到妻子时，她已是一具躺在担架上，被白布床单包得紧紧的，看不到面容的遗体。“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弯下身子，把地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算是什么告别呢？”“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里人都不在她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
爱妻病故，巴金同年也获准返回上海。次年，巴金获得四人帮解禁，允许巴金从事翻译工作，他们宣布对巴金的处理意见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可以搞点翻译。”6年未提笔的巴金，埋头重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爱妻的死在巴金心上烙下苦印，却让巴金有机会重回中国文坛，结束了文革这段时间以来的困顿。
《随想录》里的真言
文革之后，巴金写下了5本《随想录》，记录了他在文革中遭遇的残酷经历，以及沉痛的反思。他弥足珍视自己写的这几本《随想录》，甚至说，除了《随想录》，他什么也没有留下。《随想录》是巴金最有激情的作品，他视为自己留给世界最大的财富：“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绝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
巴金在《随想录》也以自我批判的精神提倡要讲真话，指出谎言给这个世界造就的灾难：“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
这一部《随想录》因此被人们视作中国的良心，20世纪中国良知的符号，与卢梭的《忏悔录》以及托尔斯泰的日记并列相提。
附：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文化界知名人物
文革对中国文化界的精英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一大批知名的作家、演员、学者、运动员等都遭到了肉体和精神上的严重摧残，其中不乏不堪屈辱而自杀身亡
的（用当时的语言来说是“XXX自绝于人民”）。由于文革的打击面太广，至今仍然无法统计出载文各种非正常死亡和失踪的正确人数。下面只能列举出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多为知名人物。其他無名無姓的小人物，不計其數。
下面列出的人物只是文革牺牲者中极不完整的一部分：（括号内为去世时间，曾担任职务，按照去世时间排列）
自杀身亡：
邓拓（196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总编辑，作家）
李平心（1966年6月20日，历史学家）
老舍（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
陈笑雨（1966年8月24日，文艺评论家）
傅雷夫妇（1966年9月3日，著名翻译家）
陈梦家（1966年9月3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诗人）
言慧珠（1966年9月21日，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請參看章詒和條目）马连良（1966年12月16日，著名京剧演员，請參看章詒和條目）刘永济（1966年底，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
叶以群（1966年，文艺理论家）
刘盼遂（1966年，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
罗广斌（1967年2月10日，共青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长，《红岩》作者）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
陈琏（1967年11月19日，陈布雷之女、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作文}.
胡慧深（1967年12月4日，表演艺术家）
严凤英（1968年4月7日，表演艺术家）
傅其芳（1968年4月16日，国家级乒乓球运动员）
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北京大学教授，国学家）
容国团（1968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世界体育冠军──男子乒乓球單打冠軍）
杨朔（1968年8月3日，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著名作家）赵九章（1968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气象学家）李广田（1968年11月2日，云南大学副校长，作家）
上官云珠（1968年11月23日，著名女电影演员）
翦伯赞夫妇（1968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学教授）焦启源（1968年，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
周瘦鹃（1968年，现代作家）
范乐成（1968年，武汉医学院副院长）
刘绶松夫妇（1969年3月16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授）
吴晗（1969年10月11日，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
顾而己（1970年6月18日，电影艺术家）
范长江（1970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社总编辑，著名记者）
闻捷（1971年1月13日，作家、诗人）
受迫害身亡：
李达（1966年8月24日，武汉大学校长）
杨端六（1966年9月，武汉大学教授）
向达（1966年11月24，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
林昭（1968年4月29日，北京大学学生）
蔡楚生（1968年7月15日，著名电影导演）
田汉（1968年12月10日，《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作者）
遇罗克（1970年3月5日被处决，北京工人，《出身论》作者）
赵树理（1970年9月23日，中国曲艺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著名作家）
潘天寿（1971年，著名画家）
盖叫天（1971年1月15日病逝，著名京剧演员）
张东荪（1973年，著名哲学家）
顾准（1974年12月3日病逝，经济学家，思想家）
張志新(1975年4月4日遭割喉並槍決，「五七幹校」宣傳幹事)
失踪：
储安平（1966年，光明日报主编，著名记者）
其他在文革中受牽連的人物
任毅(中國知識青年，《知青之歌》作者，1970年被監禁九年，1979年平反出獄，現南京市纺织工业供销公司业务员)
篇三:《文革刚结束时的两篇学生作文》文革刚结束时的两篇学生作文
校园新风
“叮铃。。。。。。”一阵清脆的铃声响彻整个校园。不论是在楼道里还是在操场上的同学，都飞快地跑进教室，整齐地坐好，等待着上课。这种情形，你在一年半之前是根本看不到的。
那时，四人帮在各条战线上，尤其是在教育战线上横行霸道，他们抛出了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大肆散布“乱一点好”、“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也不要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等反革命谬论，是学校没有一点学习风气。谁文化知识学得好，谁就被诬为“走白专道路”；谁要是根本不学习，而打同学、骂老师倒有一套的话，谁就被捧为“好学生”。那几年，我们学校也像其他学校一样，被“四人帮”搞得乌烟瘴气，在“四人帮”的煽动下，一些同学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上课任意下位子，打打闹闹，甚至随便出入教室，学校里简直没有纪律，我们在学校里根本学不到知识。一些同学还在校外大闹，以至社会上青少年犯罪的人数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好几倍。“四人帮”真是把我们害苦了。
春雷一声震天响，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这真是大快人心，大得人心。党中央提出了“抓纲治国”的伟大号召，我们学校积极响应，抓纲治校，整顿校风，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动员大会开过以后，全校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的高潮，学校里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
不久以后，同学们生气勃勃、意气风发的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去，使我校出现了学习文化知识的热潮。同学们互帮互学，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请教老师。而老师们认真教课的热情也十分高涨；他们努力备课，把更多的知识传授给同学，校园里真是气象一新。
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开展，我们学校逐步树立了尊师的风气。同学们由于认识到过去不尊重老师是上了“四人帮”的当，认识到老师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辛勤园丁，就十分尊敬老师。二年级有位老师在课堂上犯了病，同学们马上把老师搀回办公室休息。我们五年级下乡劳动的时候，老师们晚上开会到几点，接老师回住处的同学就等到几点。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这样动人的事迹哪儿去找呢？
要求进步的同学也越来越多。现在在我们的校园里，到处可以看见同学们争着做好事。我们早上进校，傍晚离校，都可以看见总是有那么一些同学在打扫校园，把校园打扫的干干净净。校园越来越整洁美观，给学校增添了新的光彩。
我们很快就要毕业，就要离开母校了，但是我们决心站好最后一班岗，为保持校园新风而努力，也希望我们的校园永远保持这么一股新风。
写在毕业之前
中学的生活即将结束。毕业后该怎么办？是尽最大的努力考上大学，还是如果这个愿望实现不了就上山下乡或就业？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长时间。
开始，我想考文科大学，但是，后来听说我们应届毕业生，只有学习成绩特别优秀的才能考得上。和同学们比较一下，看到在我们年级里，学习成绩比我好的同学多得很。这么一比较，我真像泄了气的皮球，信心全没有了，感到大学真是高不可攀。{文革作文}.{文革作文}.
这样我就产生了错误的想法家长问我毕业后打算怎么办，我就说我没有能力考上大学，不去现那份眼。家长用亲身的经历回忆了没有文化的苦处，并且劝我说：“我们是叫你去试一试，通过考试，检查一下你的学习情况，促进你学好文化知识，并不是叫你非考上不可。”
家长的话激励了我，使我感到十分惭愧，感到那种没信心的想法是错误的，特别是怕考不上现眼，正是一种虚荣心在作怪。后来，老师和同学的教育帮助，使我提高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学习的信心，我就再一次鼓起了勇气，下决心为革命好好学习，准备考大学。
总之，我认为如何正确对待考大学与上山下乡或就业的问题，在我们一生当中，对我们是一次很大的考验。我已下定不可动摇的决心，坚决听从党的召唤，抓紧毕业前这一段宝贵的时间，刻苦学习，用最大的努力去准备高考。如果考不上，我就到农村去，到工厂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篇四:《30-文革前高考作文题》新中国成立后历届高考作
文题
文革前15年
1951年：《一年来我在课外努力地工作》／《论增产节约的好处》。1952年：《记一件新人新事》／《我投身到祖国的怀抱里》。
1953年：写一个你所熟悉的革命干部／《记我最熟悉的一个人》。1954年：《我的报考志愿是怎样决定的》。
1955年：《我准备怎样做一个高等学
校的学生》。
1956年：《我生活在幸福的年代里》。1957年：《我的母亲》。
1958年：《大跃进中激动人心的一幕》。
1959年：《记一段有意义的生活》。1960年：《我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1961年：《一位革命先辈的事迹鼓舞着我》。
1962年：《说不怕鬼》／《雨后》。1963年：《“五一”劳动节日记》。1964年：《读报有感——关于干菜的故事》。
1965年：《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
1966—1976：高考中断了11年。
篇五:《“文革中的两个音乐家”作文讲评》“文革中的两个音乐家”作文讲评
一、作文材料：
在“文革”中，一位老音乐家被下放到农村为牲口铡了整整七年的草，等他平反回来，人们惊奇地发现他没有憔悴衰老。他笑道：“怎么会老呢?每天铡草我都是按4／4拍铡的。”而另一位音乐家——杰出的女钢琴家顾圣婴，在“文革”初期便自杀了。隐身在音乐的象牙之塔中，当风暴袭来，她心目中神圣美好的东西被践踏时，她选择了死亡来抗争。
二、题意分析
从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文革”，一位老音乐家在“被下放到农村为牲口铡了整整七年的草”平反回来，“他没有憔悴衰老，他笑……”；而另一位音乐家则是因“心目中神圣美好的东西被践踏时，她选择了死亡来抗争”。很显然材料内容的范围是两位音乐家对待同一事物（“文革”）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坦然面对苦中作乐，一是为维护理想尊严等以死抗争。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侧面中的某一角度去展开也可从整体上去做辨证分析。
也就是说可以就如何对待人生（生活）中的逆境挫折等展开论述，也可以就心态对人生的影响进行评说，也可以讲在逆境中我们要乐观面对但也要追求理想等等，但是分析时应有度，不能片面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
一）较好立意：
1、驾驭生活（命运）2、心态决定命运3、勇于面对挫折4、乐观人生5、不老心境
6、笑看人生（挫折）7、不畏浮云遮望眼8、风云一笑过
9、沉淀痛苦，乐由心生10、为苦难赋上旋律11、调整心态，拥抱阳光12、坦然面对苦难
13、学会适应，生存发展14、要理智地对待灾难15、换一种眼光16、学会等待
二）观点含蓄，不明朗：1、捍卫心中的圣地
2、从心灵出发
3、让生活变得有旋律4、风雨过后，阳光更艳5、活在属于你的世界中6、生命的思考三）审题不准确：1、坚定信念2、珍爱自己3、希望在明天4、心存相信5、活得有意义
6、生活需要一种热情7、生命诚可贵四）离题：
1、死，生命的呐喊2、为理想而抗争三、考场传真：例文1
不畏“浮云”遮望眼（引用诗句，题目出彩）
老音乐家被下放到农村为牲口割了整整七年的草，其间的辛酸可想而知，但老音乐家在这次洗礼中并没有憔悴衰老，一句“怎么会老呢？每天铡草我都是按4/4拍铡的”，如晨钟暮鼓，让人深思，这是一种怎样的人生态度？（精要概括材料，“晨钟暮鼓”一词运用精当，言简意赅；反问句的运用，强力弓起文章的张力）
老音乐家之所以没有憔悴衰老，没有自暴自弃，我想，是因为老音乐家不畏眼前的“浮云”遮了望眼。在他眼里，下放到农村为牲口铡草并不是什么大灾难，相反地，老音乐家按4/4拍铡草，他依然活在自己的音乐世界中，活出了风采，活出了自我，活出常人难有的自信和睿智。他是生活的强者，生命的强者。（分析原材料，准确，深入）老音乐家没有被眼前的困境吓倒，他知道这困境是暂时的，果然，七年之后，老音乐家又踏上了充满希望和光明的人生之路。
与老音乐家截然相反的是杰出的女钢琴家顾圣婴，在文革初期便自杀了。可惜了，女钢琴家不愿接受暴风雨的洗礼，用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