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的巨大成果
详细内容
篇一:《反腐败巨大成就之后的经济评判》
反腐败巨大成就之后的经济评判”(2015-01-1618:33:22)
转载▼
标签：
时评
财经
教育
反腐败巨大成就之后的“经济评判”
在一家餐馆吃饭，相邻有四张桌子，其中三张桌子上的吃客都在吃“老虎”，从周老虎吃到徐老虎，再吃到令老虎，料从哪里来的可谓五花八门，有些还很玄乎的，好象人人都是中纪委的要员。吃了老虎餐，大家自然对未来信心很足，虎肉可壮英雄胆，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说明在打虎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程度的口头共识。
一般来说，打虎操作属政治手段，是历朝历代都有的事，不过，打贪反腐从来都是一种综合性的权力运用，不只局限于政治范畴，尤其是到了今天，一个国家的方向变化决不是由反腐本身的形式意义所决定，最终必须归结到经济这个“标准”上面，脱离了经济，一切判断都可能谬以千里，经济方向关系到“反腐为谁而反”的根本性问题。
腐败是涉及到从政人物的问题，但腐败的本质又是经济（财富的流向），脱离了经济，“腐败”一词大概也就不存在。钱、权、色三要素中，权是政治必需品，为官就该有权，无权就无法施政，政权就彻底虚化了，所谓“把权力装进笼子”不是指官衙无权，是改变了行权的方式。色是通性，不是官性，普通人都具有色情故事，官员也可以有，顶多只能算是“腐败衍生品”而已，钱才是腐败的核心要素，如果你不涉及一分钱的事，只沾些色事，恐怕还算不上什么贪腐。
有些人会认为贪色的人会帮情人谋利益，还是算腐败。那是当然的，谋了利益当然是腐败，不过，此时的“利益”还得归结到钱，利益只讲色不沾钱的可能性极低，雷政富那形象，没有背后钱的相互交换，人家谁跟他开房？女人为了半夜做恶梦吗？真要是纯为那点情混在一起，犯罪是算不上的，顶多也就跟所在组织的规矩有冲突。
讲这么些废话，我想阐明的一个看法是：无论怎么反腐，最终还是要看经济往哪里走？经济的成份将怎么变？经济发展跟多数人的关系如何？{反腐的巨大成果}.
国企A的老总贪了一亿元，这个社会的财富在某个节点上出现了不公的分配，不少人的财富被他侵占了，国企老总因此坐了牢，同是这家企业，被混给了私企，私人用一亿元混合了国企的五个亿财富，四个亿的纯利赚进了私人的口袋，社会的财富又一次出现不公的分配，这个私人老板却成了时代的宠儿。如此反腐，跟老百姓又有何关系？不都是吃大亏吗？“贪”和“分”对节点以外的人能有太大区别吗？
再有一大国企X，老总和中层大面积腐败，但企业效益基本还可以，企业领导被地方抓了一大批之后，借改制之名把它给改姓私了，腐败好象是没有了，但下岗的有了，工作不稳定的多了，铁饭碗算是打破了，劳动法得不到执行没关系，只要你“提高效益”了便好，这样的方向变化跟老百姓是个啥关系呢？
W高官很清廉，自己不拿一分身外之物，然而，他的家族可以借其赚上数亿，挂个他人名字便安全无恙，家里的人也许还可以光明正大的到公姓单位当个老大。C高官有些贪，家族也是赚得盆满钵满。打掉C，大家伙拍手称赞，打掉W，却有很多人不愿意。从经济角度看，W和C对多数百姓而言不是一丘之貉吗？大家必须注意！！能够赚到几亿几十亿以上财富的事业都得是“私”性的，贪婪由私起，私后促贪婪。
反贪腐是大好事，但好事一定要跟多数人持钩，挂不上钩，时间久了，就有怨情，得罪了百千万腐败分子，是不是就能转利给13亿普通人？恐怕要打个问号。反腐之后，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让利益更公道一点，让多数人能公平地分得发展利润，另一个选择是向私性权贵化发展，让腐败熔化于合法之中，反掉一部分人，利益过户给另一部分人。
老实讲，当下时势，我并不是特别反对合法成长的私性企业，尤其是科技创新型私企，因为这是近几十年积累的结果，它们也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贡献，不可能一朝转向，但是，我很反对将私权置于过高位置，特别要对那些投机型、地产型、皮包型、泡沫型、盗采型、污染型、毒食型私企予以坚决果断地遏制取缔。中国在分配和税收政策上仍缺少最简单的良性调节机制，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已经快达到引起多数人仇恨的程度，这不完全是私本身的责任，而是政策的责任。私本身无过错，但是，一个社会的公民主体都被引导到“至死为私”的精神分裂状态，制度不能说没有过错。
我们很多同志经常拿欧美当耙子，说欧美如何如何地不公，说欧美人民如何如何地被资本家压榨剥削。俺建议暂时少议点欧美，少说点“欧美腐败比我们更甚”的话，我看欧美人民不需要咱们去关心，更不需要咱们去启蒙他们闹革命，他们捍卫权利的水准应该不比咱低，就算欧美多数人是愚民，也犯不着咱们去解救嘛。欧美千不好万不好，好就好在他们都承认自己的道路，并且坚定地捍卫其制度属性，从来没有看到哪国抛出“美色、德色、英色、法色、日色”的独特表述，它们并不怕选票流失而放弃主张，无论对错，语言与行动是一致的。
对于咱们自己这个地方而言，也是该到言行一致的时候了，再不一致，会误导很多人，会害了很多人，如果没有人再念一长串让人感到气短的句子，大家也便换脑筋了，你一边是马列毛邓三科社，一边又是权贵拆卖混私分，很有些不搭配，如果有人勇敢地声明咱们已经是纯粹性的资姓时代，我举双手同意，毕竟诚实也是好品质。歧异图看久了，打老虎的成果都将消弥于经济失衡的怨恨声浪之中，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教训。有人说，历史上著名的“变法”失败是由于遭到权贵的抵制失败的，错，在我看来，所有的失败都是因没有固筑好人民集体支持的护栏。
我们看方向还有些特别鲜明的对比，象一些左翼性质的网站仍在坚持不停地喊着既往的口号，思想仍走在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之上，象天则经济研究所、人文经济学会等组织则不动声色地将中国几乎所有的决策智囊和经济政策制定者一网收尽，说白了，决定未来经济生活的都是他们的人，各位“大人”的军师和各部委的引导者还有几个人脑子里留下“社会主义”的存在空间？“顶层设计”的部分成员继续发出“言社行资”的讯号隐藏着巨大风险。
两边的人现在都同时为打老虎加油，但打完老虎以后，分肉却是不均的，这里头的艺术真是莫名的难懂！有一种“做”是风风火火，比如反腐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等，有一种“做”是扎扎实实，比如私人银行、私人投资、私资混改、私网金融、私人组织类党化等。
观察未来，根本无须用什么马列术语，简单得很：经济标准。对执政者而言，反腐的根本意义是政基稳定，对老百姓而言，反腐的根本意义是经济利益，经济往哪里走，方向就往哪里走，打虎的效益分配也将一目了然。我无意忽视反腐斗争中的任何一个功绩点，它具有人民性，是顶顶的正能量，但我更关注纠错后的正路怎么走。
用耐心等待经济新变化，即使不能回到承诺的道路，期待至少能在公平性上有抚慰性进步，别忘了“社会主义”这个词还没有扔掉。
篇二:《十八大以来典型反腐案例的调查与分析》十八大以来典型反腐案例的调查与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正处于深刻变革的过程中,这一时期正是腐败高发时期，近些年来，腐败更是继续呈蔓延趋势，官员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其中情节严重的案例更是不胜枚举。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指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从一把手抓起，“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
腐败情况之严重，腐败风气之蔓延，让人痛惜不已。我们不禁思考，是什么导致了腐败的产生？又是什么助长了腐败？又该怎样去遏制腐败的产生？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查阅了十八大以来发生的几起贪污事件的资料，案例涉及社会的各方面领域，并对案例进行讨论与分析，希望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反腐案例列举
案例一：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刘铁男案
刘铁男，汉族，1954年10月出生于北京，祖籍山西祁县。197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东北大学工学博士，曾获名古屋市立大学“修士学位”（涉嫌伪造）。曾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2014年12月10日，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受贿案宣判，刘铁男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刘铁男在被“双开”后，国家能源局内部干部的评价是：刘铁男个性高傲，对下属极为严厉，能源管理没有新意；在项目审批不做工作不画圈，长期扣压一批项目，在遭遇举报后才突击审批项目笼络人心。案例分析：缺乏有效的监督体制，审批大权于刘铁男一人掌握。检察机关在公诉时也指出：“监督制约权力机制不到位，是被告人刘铁男违法犯罪的客观因素。刘铁男平时是“不做工作不画圈”，积压了大批能源项目，在被举报后却3个月突击审批50多个项目。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有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在刘铁男身上再次得到了印证。
案例二：
最具争议的市委书记——仇和案
仇和,1957年1月出生于江苏滨海。197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参加工作。他的仕途起于江苏,直到1996年起任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沭阳县委书记,仇和的仕途之门才在真正意义上被打开。在沭阳进行为期4年的“铁腕”改革,仇和让经济基础薄弱、社会环境较差的沭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2001年担任宿迁市委书记起,15年来,仇和在争议之中,他的官职从江苏副省长,再到昆明市委书记,直至云南省委副书记。在2015年03月18日，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反腐的巨大成果}.
从江苏宿迁市起步，到云南高原执政，仇和被称为“最富争议市委书记”，也成为“另类官员”的代表。他的改革措施、做事风格和言谈，始终伴随争议。舆论两极分化，有百姓感激他“铁腕治城”所带来的收效，有学者赞同其“以人治推动法治”的理念。但是，仇和“任性”的背后，却隐藏着不受监督的权力和腐败。
案例分析：仇和的落马，更大的意义还是对独断专行的否定，对人治的纠偏。做官可以有个性，可以有探索，但不能太任性。不能坏了制度对官员约束的框架，信马由缰，侵害群众的合法权益，不能以表面的个性来掩盖权力的任性。
案例三：
家族式腐败——周永康案
周永康，1942年12月出生于江苏无锡，1964年11月入党，1966年9月参加工作，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勘探系地球物理勘探专业，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2015年4月3日，天津检察机关依法对周永康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提起公诉。周永康的所作所为，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身份已格格不入，尤其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泄露党和国家机密”，让人触目惊心。
而周永康家人及相关人员已先后被调查，包括：詹敏利、黄渝生、贾晓烨、周滨、周涵、周元兴、周元青、周玲英、周晓华、周峰、郭永祥、冀文林、李华林、沈定成、蒋洁敏、李春城、李崇禧、王永春、米晓东、余刚、谈红。其中周涵，周永康次子，此前已宣布与周永康周滨断绝关系。（关系图谱见附录）
案例分析：“敛财享尽奢靡盛宴而今满门深陷囹圄”这似乎是对周永康一手带出的周氏家族最恰当不过的描述。因为缺乏监督、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周永康能够滥用职权、贪污受贿。也正是因为家教不严、家风不正，让周永康家族成员把家庭当成了权钱交易所，把家人当成了利益共同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前门当官，后门开店”，结果，人前“同气连枝”、狱中“同病相怜”。不光如此，周永康以及腐败下属们热衷拉山头、搞宗派、划地域，由此组成利益共同体，导致山头式腐败泛滥，对于这种“山头主义”、“圈子文化”正应该是实施重点打击的对象。
总结：
以上案件只是对十八大以来落马高官的一部分进行了分析。然而，在我国，人口数量较多，下设政府职能部门众多、范围较广，所带来的管理难和监察力度不足的情况还有很多，小官小贪现象屡见不鲜，也不乏一些小官大贪，甚至小官巨贪现象等等。
十八大以来已有一百余名高官落马，可以说反腐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从多年的反腐的工作中可以看出，要想让清廉之风真正地充斥官场，单单地通过大力惩治官员来达到肃清官场的目的，这只不过是不切实际、一厢情愿的空想罢了。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出路？反腐的道路还有多远？从以上反腐案例分析来看，腐败的大体问题莫过于：权力集中；滥用职权；无人监督；利用职务便利，敛取非法收入；官官相护，勾结犯罪等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是应该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达到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目的；二是在体制内外均建立有效的监督机构，达到双重监督的效果；三是加大信息公开的透明度，以减少腐败现象的产生。
在反腐的路上，阻碍与困难肯定是有的，反腐的决心与力度高低决定着反腐的成果。再者，反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措举，每一个时期的反腐工作，只能平衡那个时期存在的腐败势头。反腐之路犹如一场持久战，唯有持续将反腐进行到底，才能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孕育出一个真正的政治清明的美好社会！
篇三:《反腐成果》这就是决定“反腐成果“的十个死结{反腐的巨大成果}.{反腐的巨大成果}.
篇四:《浅论“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现状》暨南大学
本科生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浅论“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现状
学院：
学系：
专业：课程名称：公共行政学学生姓名：
学号：
指导教师：
2014年06月06日
浅论“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现状
[摘要]
最近5年全国每年都有上万名官员涉嫌行贿受贿和挪用公款。抓捕外逃官员数量从2007年开始急剧上涨，涉案总金额也从最早的244.8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1020.9亿元，5年间增长4倍以上。
[关键词]
十八大；习近平；反腐；廉洁；{反腐的巨大成果}.{反腐的巨大成果}.
绪论
中国腐败现状分析
近年来，中国的贪腐官员前“腐”后继，层出不穷，并且被查贪官所任的职务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像刘志军、刘铁男，都是省部级官员，其腐败行为的危害已经不单单只是金钱方面的问题了，这些高官位高权重，涉及面极广，一个案件背后所牵扯的人非常之多，影响面大，造成的危害是全方位、多层面的。
在过去，一般来说，官员职务越高，所查出的贪腐金额越大。但从现实情况来说，却并非全是如此，小官大贪现象时有发生，前段时期被查处的东莞的一个村官贪污金额竟然高达20亿元，一个村的所能产出的GDP并不多，但该村官也能贪污20亿，可见其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对当地百姓造成多大的负担与损失。
社会就像个大染缸，生活在这个大染缸里，人心易变。各地各单位的首要官员，大权独揽，古话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中国的权力更是缺乏有效监督，则更容易导致腐败。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每月花天酒地的费用达120万元，平均算下来，每天挥霍的钱超过４万元。当有人劝告他要收敛些时，他大言不惭地说：“我一年上交税款200亿，这点算什么？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俨然把企业当成自家的了,不然他就不会贪污近2亿元，最大一笔贪污款达1.6亿元，是目前全国查出的一次性贪污数额之最。
据统计，最近5年全国每年都有上万名官员涉嫌行贿受贿和挪用公款。而这些仅仅只是被查处的被公布的极少数，相信大多数有贪腐行为的官员仍在他的位置上继续着自己恶劣的行径。与此同时，还有大量贪官外逃。最高检历年两会的工作报告指出，抓捕外逃官员数量从2007年开始急剧上涨，涉案总金额也从最早的244.8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1020.9亿元，5年间增长4倍以上。最高法院前负责人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贪报告》中曾引用有关部门的统计称，1988年至2002年的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
由此可见，中国目前腐败形势十分严峻，有效的监督机制有待建立。而从“十八大”以来，多名官员下马，可见党中央在打击腐败现象上的决心。在接下来的本文中，将简单介绍一下这段时期以内的反腐成果、进步与不足。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情况
十八大报告以务实、平实的文风带给人们坚定的信心，特别是关于惩治腐败的论述，字字千斤，彰显了党坚决惩治腐败的决心。报告中罕见地警示腐败问题可能导致“亡党亡国”，是中国共产党直面自身风险挑战的表现，也是加强“纯洁性”建设的表现，更表明了中共中央治理腐败问题的决心。
十八大胜利召开后，反腐倡廉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高潮。习近平总书记在多各场合强调，“新形势下，我们面临严峻挑战，尤其贪污腐败，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全党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须自身硬，要从严治党”。广大民众也一致认为十八大召开后，党的成长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党中央要求我们抓好党性教育的核心，搞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坚定政治立场，明辨大是大非。抓好道德建设这个基础，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党的十八大必将强势迎来“反腐”新时代!
篇五:《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现状》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现状
一、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
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它的主要表现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现象。腐败问题的表现形形色色：有明目张胆的腐败，有比较隐蔽的腐败，也有钻空子、打着合法旗号的腐败。但其要害和实质，都是一些贪婪分子利用手中掌握的一定权力，搞权钱交易、中饱私囊、通过各种手段，把国家的、人民的、不该得的钱物装入自己的腰包，据为己有。瞎指挥、不负责任、随意决策。直至在拨投资、上项目、险合同过程中见利忘义、索贿受贿。使国家和人民蒙受巨大损失的行为，则是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的混合体。这种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腐败现象，有种种复杂的原因。
我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主义和其他剥削阶级影响将长期存在，总要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借鉴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现代文明成果，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也会趁机钻出来。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历一个艰难的新旧体制转换过程。这个过程中，由于制度和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工作中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也会给腐败现象滋生以可乘之机。这些年来，我们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对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抓得不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滋长，也是腐败现象得以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当代的中国社会生活也同样面临着腐败的严重问题，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面加剧地导致了腐败问题的愈演愈烈、滋生蔓延。
第一、从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格局多样化的角度看，在公有制的经济成分外，社会出现了大量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这种多样化的格局出现，多经济成分、多种分配形式和多种利益群体的存在，在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格局多样化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很容易被少数人应用到社会其他领域，甚至引入党内政治生活，由此诱发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
第二、从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的角度看，在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的同时，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也随之而入，污染社会风气。一些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乃至毒化人们心灵的“杂音”也乘势蔓延，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成员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发生很大冲击，导致一些党员干部思想滑坡、信仰动摇、贪图享受、腐化堕落、腐败现象滋生蔓延。
第三、从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的角度看，社会组织多样化使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监督、管理的难度增大，也给有关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造成一定困难，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在有些地方出现了“盲区”。尤其是互联网的广泛运用，给有效防范和阻隔不利于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信息传播带来了困难。因此，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容易滋生。
第四、从就业岗位、就业方式多样化的角度看，目前既有在国有企业工作的职工也有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工作的职工，各种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有利于引入新的竞争机制，促使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和作风的转变，使多年来一直提倡的廉政精神有所淡化。
在这种情况下，党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结合，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在党
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以及反腐败斗争中取得主动权，经受住各种考验，领导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从而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共同富裕的社会。
二、反腐倡廉的重要性及与党建的关系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夺取反腐倡廉建设的新胜利，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第一、坚定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和决心。正确认识形势，是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基础和前提。对于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我们必须看到两个方面:一是成效比较明显，必须坚定信心。通过这些年来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腐败现象进一步得到遏制,党员违纪案件有所减少,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提高,要继续坚定反腐败必胜的信心。二是要清醒地认识到,形势仍然严峻,必须坚定信心。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消除。反腐倡廉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既要树立忧患意识,增强紧迫感,又要坚定信心,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
第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夺取反腐倡廉建设的新胜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不同，反腐败的模式也不尽相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渐形成的反腐败模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体制下建立的，本质上是政党主导型的反腐败模式。这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
第三、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反腐倡廉建设中。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反腐倡廉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一是反腐倡廉必须始终为促进发展服务。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关于科学发展的各项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着力解决影响和干扰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为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二是坚持以人为本、执纪为民。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反腐倡廉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重视民意、关注民生、维护民权，坚决查处违纪案件。三是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性。要全面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注重预防的方针，做到惩治和预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真正做到教育、制度、监督并重，使反腐倡廉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相适应。
第四、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重要任务。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腐倡廉建设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一是思想观念要更新。当前，反腐倡廉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用新的眼光审视、判断和分析新形势，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各项工作。二是创新工作思路和方式方法。尤其是在促进权力阳光运行上要有新突破，在加强监督上有新举措，在查办案件上有新动作。
三是创新体制、机制。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实现体制、机制和制度的改革创新，找出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对策和办法，不断取得反腐倡廉建设的新成果。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腐败是党之大敌、国之大敌、民之大敌。党风的好坏关系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党的执政地位，既为我们党提供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又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把反腐倡廉作为重要内容，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持之以恒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我们党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三、反腐倡廉的作用
反腐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加快发展，关键是发展经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腐败现象如病毒一样侵入我们党和国家健康肌体，严重威胁着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经济。如果不克服腐败现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不可能取得成功。经济搞不上去要垮台，腐败问题不解决也要垮台。只有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能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既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又要为推进改革和经济发展服务。反对腐败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必然要求，是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重要保证。那种把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同反对腐败对立起来，认为反腐败会影响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要抓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就不能反对腐败的观点，是完全错误和极其有害的。
反腐败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证明，廉政得以得邦、腐败足以亡国。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贪污腐败现象是社会稳定、发展与进步的阻碍因素。它们破坏社会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和国家政策的实施，扰乱社会秩序和资源的合理分配，破坏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侵蚀社会道德和人们的精神世界。现在全世界都注视着中国，外国投资者也看好中国这个大市场首先就是因为我国社会政治稳定。只有坚决惩治腐败，才能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化解社会矛盾，消除可能引发的突发性事件，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和进步。
反腐败有利于维护群众利益。共产党代表人民执掌政权，党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保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的利益。人民群众是改革发展的主题和动力，也是稳定的力量源泉和深厚基础。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关键是要始终注意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现在，人民群众对党的基本路线和大的方针政策是坚决支持和拥护的，总的是政通人和。但是，如果共产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发生腐败，并且得不到有效的惩治，就会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严重影响开拓前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反腐败是关系到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态度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