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理财思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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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决北宋时的财政危机，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增加财政收入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措施，其中司马光的理财思想较为典型。司马光的理财思想主要有：开源观即广开税源渠道，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发挥商品流通作用；节流观即减损浮冗省用之，节省冗费当自贵近为始；人才的任用观即任用称职的人才，注重人才的理财思想和理财能力。司马光的理财思想可谓深刻精辟，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理财思想一、开源观

　　(一)广开税源渠道

　　司马光针对当时理财思想是“重敛于民”的现象，提出“养其本原而徐取之”的主张。北宋中期以来，由于统治阶级挥霍浪费，“官中及民间皆不务蓄积”，国家仓廪无三年之储，乡村农民小有半年之食，一旦遇上天灾，公私匮乏，无以相救。司马光认为这是“当今之深弊”，是理财思想“不循其本”。对此，他说：“何谓养其本原而徐取之？善治财者，养其所自来，而收其所有余。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不善治财者反此。”所谓“养其所自来”就是培养税源，对此，他做了进一步的铨释：“将取之，必予之；将敛之，必散之”。他责问不懂得这样做的官员说：“此乃白圭、猗顿之所知，岂国家选贤择能以治财，其用智顾不如白圭、猗顿邪？”

　　(二)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司马光认为农业是“天下之首务”，是国家各种赋税的来源，要使农尽力，政府就要有一定的激励引导措施，“使稼穑者饶乐而惰游者困苦”。但是，当时农民的处境却恰恰相反，“苦身劳力，衣粗食粝”，“岁丰贱贸其谷，以应官私之求；岁凶则流离冻馁，先众人填沟壑”。在这种耕田者不得其食的情况下，“以今天下之民度之，农者不过二三，而浮食者常七八矣”，“望浮食之民而缘南亩，难矣！”对此，司马光主张要减轻农民的负担，给予一些便农、护农措施，让他们有一个最起码的生活和生产条件，使大家愿意务农。他说：“凡农民租税之外，宜无有所预。衙前当募人为之，以优重相补，不足则以坊郭上户为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纳运，典领仓库，不费二三，而农民常费八九……其余轻役，则以农民为之。岁丰则官为平籴，使谷有所归；岁凶则先案籍谘赡农民，而后及浮食者。民有能自耕种积谷多者，不籍以为家赀之数。如此，则谷重而农劝矣。”

　　(三)发挥商品流通作用

　　司马光认为，要使工尽巧，必须以“坚好便用者获利，浮伪侈靡者不售”作为政策导向。从司马光的着眼点看，他是想通过经济手段，以市场为杠杆，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让坚固实用的手工业品占领市场。对于民间手工业品的生产，他主张通过老百姓的自然选择，“贵用物而贱浮伪，则百工变而从之”。对于官府手工业品的生产，他主张加强管理，“当择人而监之，以功致为上，华靡为下，物勒工名，谨考其良苦而诛赏之。取其用，不取其数，则器用无不精矣”。

　　司马光认为，要使“商贾流通”，必须使“公家之利，舍其细而取其大，散诸近而收诸远”。他的根据是“彼商贾者，志于利而已矣。今县官数以一切之计变法更令，弃信而夺之。彼无利则弃业而从佗，县官安能止之哉！是以茶盐尽捐，征税耗损，凡以此也”。司马光主张对于商人应“将取之，必予之；将敛之，必散之。故日计之不足，而岁计之有余”。他还以伐薪为例，来说明对待商人应从长远利益考虑的道理。他说：“夫伐薪者，刈其条枚，养其本根，则薪不绝矣。若并根本而伐之，其得薪岂不多哉，后无继矣。”

　　理财思想二、节流观

　　(一)减损浮冗省用之

　　司马光针对当时朝廷上下费用无度的现象，提出“减损浮冗省用之”的主张。司马光在《论财利疏》中揭露了当时许多耗竭民财的弊政：其一，“左右侍御之人，宗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圃，服食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惟意所欲，无复分限……至于颁赐外廷之臣，亦皆埘溢常数，不循旧规……近日俸给赐予，比于先朝，何啻数十倍矣。”其二，“宫掖之所尚，则外必为之；贵近之所好，则下必效之，自然之势也。是以内自京师士大夫，外及远方之人，下及军中士伍、?亩农民，其服食器用，比于数十年之前，皆华靡而不实矣……夫天地之产有常，而人类日繁，耕者浸寡，而游手日众。嗜欲无极，而风俗日奢。欲财力之无屈，得乎哉！”其三，“府史胥徒之属，居无廪禄，进无荣望，皆以?民为生者也……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独能使之然也，大半尽于吏家矣。此民之所以重困者也。”其四，“国家比来政令宽弛，百职隳废。在上者简倨而不加省察，在下者侵盗而恣为奸利。是以每有营造贸买，其所费财物什倍于前，而所收功利曾不一二，此国用之所以尤不足者也。”其五，官员“满岁则迁，日滋月益，无复限极。是以一官至数百人，则俸禄有增而无损矣。”其六，“近岁养兵，务多不务精。夫兵多而不精，则力用寡而衣粮费。衣粮费则府库耗，府库耗则赐赉稀。是以不足者岂惟民哉，兵亦贫矣。”对此六大弊政，司马光主张用法律手段强制裁费，提倡朴素崇俭，矫正奢靡之风，惩罚行贿受贿，选用廉吏，选练战士等。

　　(二)节省冗费，当自贵近为始

　　司马光在裁减冗费中还提出“节省冗费，当自贵近为始”的思想，他认为“凡宣布惠泽，则宜以在下为先；撙节用度，则宜以在上为始”。这是儒家传统“损上益下”原则的演绎。据此，司马光主张“裁损诸费不先于贵者、近者，则疏远之人安肯甘心而无怨乎？”

　　司马光在主张“养其本原而徐取之”，保护财源的同时，另一方面更要“减损浮冗而省用之”，即节减开支。只有节省开支，广大农民才能减轻负担，拥有一个起码的生存和生产条件。小农经济才能得到保护，封建社会简单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这种思想虽然比较传统，但却切中时弊，符合客观现实。当时，宋王朝对财源的挖掘利用，已经接近最高限度，通过进一步敛取民脂民膏来解决财政危机已不可能，唯有节省冗费才是出路。更难能可贵的是司马光提出国家裁减费用自贵官近臣始，他自己多次要求皇上减少或免去对他的赏赐，这对于扭转当时朝廷奢靡之风，节省国家财政开支，减轻百姓的负担，稳定封建国家的经济秩序，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