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被杀官员
详细内容
第一篇:《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覆灭的根本原因》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的覆灭：群龙无首自相残杀捉蒋放蒋，东北军血溅西安城
西安事变当天，王景芳的长官刘多荃担任捉蒋行动总指挥，而身为军官的王景芳则按照命令指挥所在连队包围骊山华清池。他参与了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凌晨枪战”，他亲睹了曾经兵强马壮的东北军一夜之间的四分五裂……
只一个钟头蒋介石卫队全被干掉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凌晨4时许，酣睡中的蒋介石突闻枪响，在两名侍卫搀扶下仓惶从华清池五间厅后窗逃跑，藏于半山腰一虎斑石东侧的石峡洞后，后被搜山部队发现扶持下山。
当时，王景芳是上尉副连长，奉命带兵控制华清池外围。虽说“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但接到去抓蒋介石的命令时，王景芳大吃一惊。“我一个上尉副连长只管听命令，但听到去抓蒋介石？我还吓了一大跳呢！我们的校长张学良，胆子也忒大了吧？”
直到今天，王景芳想起西安事变那天的枪战场景还后怕，“那天晚上，枪声四起，蒋介石的卫队都是驳壳枪。可我们都是用的捷克式轻机枪和7.9毫米口径中正式步枪。激战近一个钟点，蒋介石的卫队都被我们打死了。”
第二天，王景芳和其他人因好奇去蒋介石的住处看看。“墙上、窗子上，尽是枪眼儿呢！按理，事变第二天，骊山、华清池都戒严了，谁都不让靠近的，可是，我们都是东北军的呀，就悄悄地去瞧瞧。”
等到了蒋介石房间的门口，把门的不让进，几个军官大骂，把门的一看，这群人气势汹汹，还都是当官的，又是东北军自己人，就敞开大门听之任之了。
“我们这些小军官进去就不老实，有的拿条毛巾，有的拿一条毯子，那上边有枪眼儿呢！留个纪念！是蒋委员长用过的。”王景芳回忆道。
2009年12月26日，作家方军在天津采访过一位原东北军的老军官的家属。老军官叫陈维刚，在刘多荃部当上校。西安事变时，陈维刚到蒋介石住过的房间里拿走一条军毯，因为军毯上面有一枪眼儿。新中国成立后，刘多荃当上全国政协委员，还专门去天津看过陈维刚。
“中央军”发十块钱杂牌军只给五块
方军曾向王景芳老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您是否赞成捉蒋介石？”王景芳回答：“我是东北人，眼看着日本人占领东北，当然希望张学良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东北军终于要开赴前线抗日了，就冲这点，东北军官兵还是高兴的，打回老家去嘛！”
王景芳说，西安事变是被逼出来的，蒋介石不光对东北军另眼看待，对所有地方势力、杂牌军，都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不仅不拨供给，还想方设法削弱排挤，必欲灭之而后快。
二十九军在卢沟桥一带英勇抗击日军，大刀队杀得日军鬼哭狼嚎，但就因为是西北军，处处遭到蒋介石打压。宋哲元部孤军奋战，弹尽粮绝，几乎整营整团打光。最需要援助的时候，只有蒋介石的“口头嘉奖”，却得不到“中央军”的一点实际支持。实在顶不住了，宋哲元被迫率残部南撤，面对的竟是自己人黑洞洞的枪口！里外夹击下，宋哲元只得沿黄河西撤，到山西后，又备受阎锡山的排挤。这位在喜峰口、卢沟桥和北平抗击日寇侵略的爱国将领，终于被蒋介石逼得精神失常了。
1940年4月，宋哲元在四川绵阳病逝后，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在给他的挽联上写道：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于九泉。这些“后起之人”，指的是出自二十九军的张自忠、何基沣等爱国将领。
“七·七”事变爆发后，二十九军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因寡不敌众在泊镇突围，率部撤到大名府。日军的追击部队尾随而至，一七九师的将士们视死如归，与敌血战三天两夜，大名府终因一七九师弹尽援绝而失守。何基沣悲愤已极，仰天长叹：“敌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抵抗政策！”他痛感报国无门，拔枪自戕，不惜一死以谢天下。但自杀未成只打伤了左肺，被送进医院抢救脱险。
二十九军老兵王世江回忆说：“我们突出重围后，汇合了部队向南撤退。我是个伤兵，到黄河南岸总该可以了吧？他们竟连伤兵也不许过去治疗。蒋介石排斥异己的做法，在二十九军将士中引起极大的愤慨！蒋介石派特务乘坐铁甲车，打着冯玉祥的名义，说是到前方督战，在连镇车站停着。我和被打瞎左眼的一班杨世亨被连里士兵强行抬上铁甲车。特务们怕发生兵变，不得不把我们几个重伤员带到济南。到处是河北逃难来的难民，他们无依无靠，行乞度日，伤兵杂在难民中根本无人过问。而国民党军要员只顾自己逃命要紧，谁来管我们几个叫花子似的伤兵！我们托人情，苦苦哀求，才能在济南市协和医院挂上号。一个医生一打开我臂上缠的裹脚带，臭气四溢，伤口里的烂肉脓血中已经生蛆，蛆虫四处乱爬。医生掩着鼻子皱着眉，十分武断地说：„必须把胳膊锯掉！‟抗日战士怎么能没有胳膊？不得已，我们含恨离开济南。”
王世江等人逃离济南之后，打听到兖州有个第三医院。杨世亨架着他上了火车到了兖州，住进第三医院。在医院里，看到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病号住在整齐干净的房间里，而东北军、西北军这些从抗战前线下来的重伤员却拥挤在铺着麦草的地铺上。嫡系部队的病号每天吃大米白面，而“杂牌军”伤员却连粗粮都不管饱。嫡系部队病号要什么药有什么药，杂牌军从前线回来的士兵每天只能用消毒水和盐水洗伤口。最令人难忘的是那年的“双十节”，慰问伤病员时，给嫡系部队的病号每人发十元钱，给“杂牌军队”的伤员每人发五元钱，扣了一半！{西安事变被杀官员}.
由于“杂牌军”在医院受到排斥，激怒了伤员，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伤员联合起来，砸了医院，打了院长。大家就是要争这个理，凭什么都为抗战流血牺牲，都是保家卫国，却人分三六九等？难道杂牌军官兵就不是人？之后，凡能行动的伤兵大部分都离开了医院。王世江因为参加了这次活动，虽然伤未痊愈，也实在难继续住院治疗，便随之自动出院归队。
蒋介石不发动人民群众起来抗日，害怕人民群众起来危及他的独裁政权，认为群众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实际上，人民群众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觉悟之高令世人感佩赞叹。老战士沈甸之回忆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二十九军伤亡惨重，大量伤兵被运往后方。一天下午，他们队里的四个同学护送两车伤员进城，行经板壁店时，把在马路上跑来跑去的一个小男孩轧死了。车子停下来，群众马上围上来，堵住了前进的道路。孩子的父亲闻讯从家里跑出来，一看车上拉的都是伤员时，把右臂一挥，大声喊道：“你们快走！”当这四位同学回来讲述这件事情的原委时，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流下感动的热泪。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使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爱国官兵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本质，于是纷纷踏上革命的道路。王世江出院后，眼见部队减员严重，蒋介石又不给补充，比较之下见真伪，王世江觉得，只有跟共产党走，参加八路军才是光明的前途。而和他想法一致的二十九军官兵，当时大有人在。1938年11月1日，王世江秘密参加了共产党，邱晓亭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1939年，西北军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也秘密加入共产党，和王世江在一个支部，何基沣和王世江当时都是我党的秘密党员。后来在淮海战役中，何基沣率部起义，使得国民党军的运河防线裂开一大缺口，为解放军的三个纵队迅速渡过运河，切断黄百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黄百韬兵团的覆灭，吹响了我军淮海战役的胜利号角！
前有东北军的西安事变，后有西北军的临战起义，与其说东北军、西北军与蒋介石心怀二心，还不如说是被蒋介石给逼反的！
群龙无首东北军兄弟相残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背弃承诺不放张学良回西安，东北军内部四分五裂，自相残杀。王景芳感叹道：“张学良和蒋介石走了！这下可是乱套了，群龙无首了！”
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内部立刻分裂为“主战派”与“妥协派”两大阵营。孙铭九是张学良的副官，是“主战派”的核心人物。孙铭九扬言：“如果不放张学良，我带手下30万人投靠共产党！”而作为“妥协派”的王以哲，则坚持认为，东北军必须与蒋介石合作，才有出路。1937年2月2日，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等人召开会议，决定除去东北军上层的妥协派，彻底改造东北军领导核心。王景芳说，孙铭九视王以哲为叛徒，和王以哲同坐一辆车时，在车里将王以哲打死了。随后，孙铭九等人指挥的特务团在西安城内四处搜寻追杀东北军的所谓妥协派。不仅王以哲遇害，就连对军政决策并不起重要作用的原西北剿总参谋处处
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和副处长宋学礼等亦相继被杀。何柱国等最主要的主和首领，因事先得到消息躲入杨虎城的公寓，才幸免于难。
回首这段凄惨往事，王景芳感叹说：“1937年的„二·二‟事件极大地分化了东北军，蒋介石迅速利用这一时机，将东北军这个“中央军”之外的中国最大的军事集团消融于无形，曾经威风八面的东北军自此滑入了覆灭的轨道！”
1937年2月3日，驻蒲城的东北军骑10师首先叛变，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几乎与此同时，驻周至、眉县的东北军106师也宣布效命南京，脱离西安。接着，过去深为张学良所信任的东北军105师刘多荃部也转而与潼关“中央军”接头，逮捕和枪杀曾经积极协助张学良联共的高福源等少壮军官，反过来向西安方面警戒……先是“主战派”打杀“妥协派”，随即，在蒋介石的买通串联、封官许愿与军事威慑下，“妥协派”又转守为攻，扭转被动局势反占上风，东北军就这样被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体”的局面已难以维持。
几天之后，蒋介石就作出决定，所有宣布忠于中央的东北军部队仍留原防不动，其余东北军则被东调豫皖，接受整编。1937年2月8日，“中央军”开入西安。次日，顾祝同率西安行营人员正式进驻西安。随后，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分别开始与顾祝同谈判，“三位一体”事实上已趋于瓦解。至1937年3月初，东北军正式开始东调。不久，十七路军总指挥部也被撤销，杨虎城被逼出国。
国难当头，东北军还在自相残杀。想起这事，王景芳到今天心里还觉得难受，“西安事变后，近20万东北军群龙无首，并在主战主和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最后竟发展到内部残杀。真是亲者痛、仇者快！蒋介石也不是胜利者，最终渔翁得利的，是日本人！”
第二篇:《西安事变有感》西安事变有感
这学期，我们了解了中国近代史，它似乎没有古代史那样风光了。以前学习历史时的骄傲劲儿没了，似乎这里没有一段历史能让人高兴起来，总是让人忧心忡忡。那时的中国，像被浸在了硫酸中，被烧得体无完肤。但越是在恶劣的环境下，有些东西，却显得越发可贵，中华子孙的英勇，顽强，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重新撑了起来。期中不乏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此刻，让我们走进其中一段，一段对中国近代史有巨大推动作用的历史事变--西安事变。
一九三五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我国的侵略。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蒋介石仍旧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张学良将军被迫“剿共”，因在陕北战场上屡遭失败，受到蒋介石的责难，于是急于寻求出路。在国民党“五全”大会召开期间，他与杨虎城将军分别通过进步人士杜重远和田文浩与我党有所接触。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蒋介石亲临西安，下榻于临潼华清池，张学良多次对蒋“苦谏”，均痛遭拒绝。蒋介石限他三天内答复是否继续执行“剿共”的命令，否则将他和杨虎城的东、西北军调离陕西。张、杨被迫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对蒋实行了“兵谏”，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我党受张、杨二位将军的邀请，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飞抵西安。周恩来从民族存亡的大局出发，说服了张、杨并使得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的解决，抗日战争也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西安事变被杀官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是历史的功臣。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解除了杨虎城的兵权，又改编了东北军和西北军。杨虎城被蒋介石长期囚禁，1949年9月17日在重庆被杀害。张学良后被蒋介石胁迫到台湾，1976年被释放，2001年10月15日在美国夏威夷逝世。
蒋因此事变，未能对中共赶尽杀绝，导致后患无穷。中共于抗战期间，趁机发展壮大，抗战结束，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蒋最终失去大好河山，被赶至东南孤岛。一生立志光复大陆，却壮志难酬，至今灵柩仍暂厝台湾慈湖，移灵家乡浙江奉化遥遥无期。
世事变迁，个人之命运，虽权大如蒋公者，亦难以掌握。但无论如何，个人得失事小，国家民族兴亡事大。今国家发展转型之关键时期，虽有种种不如人意之处，但展望前景，二三十年之后，国家雄踞世界发达国家之列时，个人之得失又何足道哉！
第三篇:《西安事变后中共密使为何被诱杀》西安事变后中共密使为何会被诱杀
西安事变的发生涉及许多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的信使高福源一直鲜为人知。
1935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0月29日夜，东北军107师619团在榆林桥战役中被全歼，团长高福源负伤被俘。高福源在“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受到感染，表示愿返回东北军，说服张学良放弃“剿共”，并秘密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2月，中共中央宣布东征抗日。在随军东进中，高福源“逃脱”返回到东北军驻地。他向张学良递交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件，陈述了联共抗日方针。张学良采纳了高福源的意见，命他速返苏区，请红军派一名正式代表与东北军会谈。此后，高福源在红军同东北军之间搭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和中国共产党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1936年9月，中共与东北军签订《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张学良向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过冬棉花、药品、新鲜食物等物资。另外，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无药可医，也是张学良的援助救了他的性命。
1936年8月中旬，蒋介石欲调中央军赴西北“剿共”，并准备将“剿匪不力”的张学良及其部队调离。面对这样的态势，高福源等中共党员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努力促成了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抗日的局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扣，东北军群龙无首，有功于联共抗日的67军军长王以哲被少数盲动分子杀害。105师师长刘多荃误认为高福源也参与了杀害王以哲活动，派人于1937年2月将他诱杀，铸成千古奇冤。高福源的遗体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由高的家属和堂弟高福洪偷运出来，掩埋在西安市东城门外的城墙脚下，直到1981年才将遗骨找出，安放在西安市南郊陵园。
第四篇:《韩复榘为何被杀？西安事变站在张学良一边》韩复榘为何被杀西安事变站在张学良一边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及在西安的几十名军政要员，引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当日晚，张学良密电我父亲（韩复榘），说明兵谏原因，请他速派代表赴西安“共商国是”。
记得那天晚上，母亲和我们都睡了。父亲回家把我们叫起来，笑呵呵地说：“告诉你们一件大事儿，张汉卿（即张学良）把蒋先生给扣了！”我们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电话铃响了，原来是《民国山东日报》社来电话请示：明天新闻见报，是否要称张学良、杨虎城为“张逆”“杨逆”？父亲回答说：“什么„张逆‟„杨逆‟，就说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
冯玉祥是12日中午接到西安事变的消息的，他立即意识到问题的敏感性，当日下午即派心腹北上，嘱其“告韩（复榘）、宋（哲元）小心说话为主”。
“西安事变”爆发后，济南的《新业日报》发表社论，主张和平解决，呼吁团结抗日。南京国民党中宣部致电父亲，令其查封该报。父亲在中宣部电报上批了两个字：不理！他的这一习惯最终被人利用，要了他的性命。
在南京，何应钦等力主轰炸西安，冯玉祥主张和平解决，双方争执不下。主战派咄咄逼人，我父亲十分反感。他一改此前之审慎态度，于21日以密码形式致电张学良，称赞张氏之非常行动为“英明壮举”，并通知张、杨，他的部队将“奉命西开，盼两军接触时勿生误会”。父亲的电报立刻被南京特工破译，一石激起千层浪，南京高层极为震动，立即派蒋伯诚飞济南会晤我父亲，同时电询宋哲元的意见。
宋哲元认为父亲的密码电报太过莽撞，不仅于事无补，还得罪了蒋介石、何应钦。为协调立场，也为替父亲转圜，宋哲元偕秦德纯、邓哲熙去济南，在泺口车站与我父亲会晤，23日，宋哲元和父亲联名发表“漾电”。
“漾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赏，但也受到南京方面的高度质疑。“漾电”有悖于何应钦倡言的“军事与政治兼顾之解决办法”，“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和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更被南京高层视为“节外生枝”、“别有用心”。
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下午5时50分，被释的蒋介石到达洛阳。据说当时父亲正在济南省政府打麻将，听到这个消息后，当着南京方面派到济南的蒋伯诚面，把眼前的牌一推，说：“这叫什么事嘛，没想到张汉卿做事情这么虎头蛇尾！”有人评说，就是这句话埋下了父亲以后遭杀身的隐患。
父亲在“西安事变”中始终站在张学良一边，犯了蒋介石的大忌，对此，蒋介石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的，只要看看张、杨的结局，父亲嗣后被杀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五篇:《西安事变为什么不杀蒋介石》西安事变为什么不杀蒋介石西安事变为什么不杀蒋介石
好歹人家也是当时中国领导，说杀就杀，谁有那么大的胆量。聪明人都知道当时张.杨更本就没有弑蒋的想法，后来张学良的回忆录也给出了明确答案：当时蒋如果坚持不接受他的主张他只有亲自送蒋回南京请罪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我认为至少可以起到两点作用：{西安事变被杀官员}.
1：对于蒋介石来说，会对中共心从感激之情，当然以后也不会在进行大规模的“绞共”运动了
2：对于张.杨来说，本来就没有弑蒋的想法，如果中共主张杀蒋介石，会令这两为爱国将军伤心，使他们对于国共团结失去信心，而且疏远中共
3：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会给民众留个好印象（应该按当时的环境来说这件事，毕竟当时是民国，民众都会认为自己是民国国民而非中共领
导下的国民）这样会让中共在民众心中有一定的影响，为将来中共的发展做铺垫。当时的国民政府派系林立，而能震慑住这些各个大小派系头目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的人在当时的也只有蒋介石一人而已，如果杀了他的话，只会造成国民政府的全面分裂，这显然是十分不利于当时的抗战形势的，这也是当时为什么共产党也坚决不主张杀掉蒋介石的主要原因，而且当时发动兵变的张、杨二人发动兵变的原因也是逼蒋抗日而不是灭蒋抗日，在他们二人发动这场兵变之初两个人就没有要杀蒋的意图。
第六篇:《西安事变悬案：张学良为何幸免于难？》西安事变悬案：张学良为何幸免于难？导读：在西安事变之后，历史学家整理了当时事情的发展过程，发现有一些事情很难解释。关于此中疑点，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说法。关于张学良的争论是最多的，在西安事变后作为主谋，张学良为什么幸免于难？
为什么张学良不愿剿共？
按照张学良的说法，剿共也是内战，内战的特点就是：“都是中国人，今天打仗，明天又和好了，过两天兄弟闹别扭，又开打。打来打去，双方死的都是很不错的人，却因为中国人打中国人死掉了，很可惜。中国人都是可以坐下来谈的，跟共产党也是可以坐下来谈的，何必打仗呢？何苦呢？”
有一次，东北军先后六次偷袭红军，结果都没有获得战果，后来才知原来当地的百姓都已经成了中共的眼线，东北军的一举一动全看在眼里，张学良闻后深感东北军已经陷入了中共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后来，张学良曾经对蒋介石说：“共产党有老百姓支持，你我都没有老百姓支持”，再加上中共的领导人非常杰出，所以共产党“剿不尽，杀不绝”，但蒋介石驳斥了他的观点，后来直到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还在给幽禁中的张学良传看他的反攻大陆、必灭“共匪”的计划。{西安事变被杀官员}.
张学良认为，蒋介石用类似西北军，东北军这样的被他视为“杂牌军”的部队来剿共，“是一斧两砍，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东北军从长城抗战到剿共的全过程中损失的一切弹药，经费，人员，南京中央政府均不予任何补偿，杨虎城的西北军亦从未得到过来自中央的任何补偿。由于缺少抚恤，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普遍敷衍了事，不跟共军真打。但张学良说，虽然“谁都明白”这个“一斧两砍”的道理，但是他还是听话“尽量”去剿共了，不过他要明确向蒋介石提出，他反对内战。
许多近代史学家认为，蒋介石的“一斧两砍”的政策，即借剿共削弱地方军阀势力的政策，在很多地方均遭遇失败，如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失败，突围时粤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