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危机和信任危机
详细内容
第一篇:《信任危机案例》
企业信任危机
从2008年爆出的三鹿奶粉掺加三聚氰胺事件，到近期出现的“瘦肉精”事件以及“染色馒头”事件，一次次食品质量安全事件让消费者变成受害者，很多消费者正遭受着所谓品牌食品的“侵蚀”。食品安全是人民群众最直接、最根本的民生。今年1月，《小康》杂志发布的年度消费者食品安全信心报告显示，半数以上公众对食品“没有安全感”，近期频发的食品质量安全事件，也在不断拷问着我们：食品安全事件的症结究竟何在？因食品质量引发的事故正给我们敲响警钟：中国的食品安全到底怎么了。
老人倒地，扶还是不扶？在传统道德氛围里，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然而，在今天却成为一个道德选择难题。从2006年“彭宇案”，到今年“殷红彬案”、“许云鹤案”，这一难题由于执法因素的介入，变得使人更加困惑。不久前，卫生部公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专业技术指导也无助于破解社会道德难题。
不是吗？当你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灯的时候停下来；坐高铁、地铁，要相信它不会突然追尾；就是你睡觉，也要相信这屋不是“楼脆脆”；遇事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如果吃荤的怕激素，吃素的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喝白水也怕有害元素，我们还能吃什么？
讲小道理，如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所说：“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讲大道理，一个缺乏信任的民族没有希望，一个缺乏信任的国家没有未来。大到社会，小到个人，没有信任，便如大海里的船，看不到航行的标识。医患信任危机
今年9月15日，曾在同仁医院就医的书法家王宝洺，举刀砍向该院耳鼻咽喉科部主任徐文，身中十余刀的徐文肌腱断裂，颅骨、尺骨、胫骨骨折，并大量失血。经全力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
据媒体报道，此次血案肇因于一起长达三年的医患纠纷，王宝洺认为同仁医院的手术失败导致其残疾，之后试图通过各种路径讨要说法，索赔1700多万元。然而因为医患双方所提供病历的真实性问题，三年从未开庭。最后，王宝洺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
同仁医院血案并非偶发孤例，就在一个多月前，东莞市长安医院也发生砍杀医生事件，导致一死一伤。
砍人者卢某年初因面部痉挛到长安医院就诊，医生刘某为其诊治，但病情未见好转。卢某于是辗转到广州、北京等地多家医院就诊，前后共花费3万多元(其中在长安医院花费为136元)，卢某觉得用了3万多元跑了多家医院诊治，病情均未见好转，对医生怀恨在心。
人与人之间信任危机
看到一名年迈的老人倒地受伤，他将车停稳后，下车将老人扶起。这对南通汽运集团飞鹤快客公司驾驶员殷红彬来说，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善意之举。而这样的好事却一度让他很郁闷，因为将老太扶起后，自己竟被人误认为是肇事者，还惊动了公安。好在车内有监控录像，将他整个救人过程记录了下来，还了自己清白。但是，如果没有了监控视频和目击证人，以后人们还敢做好事吗？
2011年10月13日广东佛山发生了2岁女童悦悦遭两车碾压，躺在血泊中七八分钟，过往的18名路人无一伸援手，最后得到一位拾荒阿姨的救助。然而居然还有人质疑拾荒阿姨的救助动机，是为了“救人只为搏出名”，这一惨痛、人神共愤的事件，让国人不寒而栗，难以置信。正如，一网民说：“这个社会还有好人吗，我们的良心哪儿去了？”政府信任危机
最近，河南宋庆龄基金会的巨型雕像受到社会广泛质疑。合作方说雕像是宋庆龄，基金会却说是“黄河女儿”，连雕像是谁都不愿说清，更别说是资金来源、钱用在何处等关键问题了。因不公开、不透明，从中国红十字会到中国慈善总会、宋庆龄基金会……国内慈善组织遭遇一系列的信任危机。郭美美事件所引发的问号，岂止是红十字会一家之痛，而是整个公益慈善事业之忧。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对1704人进行的在线调查显示，76.3%的人表示关注“录音门”，69.7%的受访者担心“录音门”会加剧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感。在和谁打交道时，人们希望能录音？调查中，58.5%的人首选“政府工作人员”；47.7%的人选择“合同方”；45.5%的人选择“商家”；接下来是“医生”（34.0%）
和“老师”（10.9%）。（11月8日《中国青年报》）
什么情况下需要录音？对别人不信任的时候。当在调查中出现接近六成的人表示，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时候希望录音的时候，最该反思的应该是政府部门。因为其背后隐藏着的是严重的信任危机，是公信力的缺失。
从经济学的角度上，之所以出现不信任在于信息不对称。正是因为出现了信息的占有量的不一致，在医患关系中，在官民关系中，在消费者和商家之间才会形成信息不对称，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道德风险。即人们不知道对方会做出什么。这个时候，无论是录音和录像就成了打破信息不对称的最好手段。而这样的打破的结果就是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公信力丧失。而这样的局面，一个重要的缺失就是其中缺乏一种具有公信力的机关出现在公众面前来表达这样的公正和客观的一面，正因为如此，人们便只能通过自己的途径来寻求突破，于是，“录音门”应运而生。
“录音门”发生在医患关系中情有可原，因为患者家属对于病人病情的关注以及对于医生的不放心，而当“录音门”蔓延到政府部门的时候，这已经表明我们的政府机构出现了种种问题。即在某种机制上发生了某些病变。人们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时候需要“录音”，这说明，首先就是一种不信任的态度，试想，要是处于信任的两个人之间是根本不需要什么录音来解决问题的。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录音门”在政府部门的扩散呢？从社会新闻的角度看，尤其是信访层面上，在看守所里，在这些地方出现了无数的让人感觉政府是在口是心非，是在故意不公布真实的信息。
从“7·23”动车事故的调查来看，更是如此。从事故出现到今天已经100多天过去了，但是，所谓的报告还是没有出现。而在事件爆发的过程中，除了诸如掩埋车体、发送纪念币的种种让人意想不到的事件。试想，这样的过程能不让人心生疑惑吗？这样的过程中，谁还是秉持着一种相信的态度呢？可以说，社会诚信的缺失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造成的，而建设社会的诚信体系政府必须率先垂范。而政府之所以失去了诚信，就在于其不珍惜的过程。政府凭借着自己的垄断地位就可以破罐子破摔，进行着所谓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姿态。
其实，这是相当可怕的。因为当社会上整个出现了诚信危机的时候，社会运行的成本会变得很高。试想，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时候，是需要拿着录音笔和摄像机的。而这仅仅是表面的，在背后，在深层次里，人与人之间没有相互信任的基础。政府在推行各类政策时候，也不会是顺利的，更是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而这些信任的重建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第二篇:《信任危机的定义》信任危机的定义：表示社会人际关系产生了大量虚伪和不诚实,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严重危机的用语,指一定社会或群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不被人们所遵守,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道德的联系和约束,彼此都无法相信对方的真诚和忠诚,因此不敢委以对方以重任的现象
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任
在国家与社会日益市场化和货币化的今天，只要民众劳有所得，物有所值，能够通过市场获得比较合理的回报，即是政府对社会契约的充分履行。但这一点往往难以做到，但这绝不是唯一因素。直接破坏一般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还是一些政府官员的短期行为。地方政府的非理性投资，政府经济类的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很容易博得政治资本，而民生等相关的社会投资则缺乏动力。如果民众对政府民生政策的期望长期无法兑现，自然会影响社会契约的履行问题。最后，即便是政府有意愿加强社会投资，老百姓也不会真正当真；另一种短期行为腐败问题，由于这几年的腐败问题的增加以及反腐的低效，使的老百姓不在相信政府。
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
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是我们这个社会讨论最多的话题。以“毒奶粉”为例，现在中国每年都有好几起全国性的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而且“无良奸商”似乎是越压越起，防不胜防，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商业欺诈、信用欺诈、就业陷阱和传销组织，无论政府如何努力查处，似乎永远处于无法取缔的状态。如果说政府和民众间的不信任主要是出于权力缺乏有效的内外制衡，那么商业方面信任缺乏的直接根源就是信息的不对称和监管的缺位
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
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问题涉及面极广，即包括不同阶层和地区的人之间的信任，也包括家庭、公司、单位和社会组织成员之间的“内部人”信任。职业群体的信任问题也日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根据十年来的社会调查，医生、教师、政府官员和法律工作者的的社会声望和职业信任度下降最为迅速。然而，这些领域不仅是现代西方社会声望最高的行业，恰好也是当代中国潜规则和职业道德滑坡极其严重的几个领域。信任危机甚至已经发展到普通人之间，一方主动的善良可能被另一方利用。受此影响，后来发生了多起老人倒地无人搀扶以至死亡的惨剧。这类例子足以说明当代最基本的社会信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要维持最基本的信任，就需要双方遵守一定道德底线，但如果一方认为基本道德底线相对于货币化的经济利益不划算，那么陌生人之间信任的基础也就彻底没有了。
因此要克服信任危机，就必须从政策维护、公平公正与公开、意识形态、法律机制、社会信仰、环境安全等方面加以改进，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我们应该从最基本的人性入手，加强对群众的道德素养的教育，本着友好的心态与他人交往，这样应该能够缓解信任危机所带来的社会危害。
第三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2006年11月20日上午南京一男子彭宇称因搀扶摔倒的老太太，2007年1月4日反而被告上法庭。9月3日法院作出判决，彭宇被判赔45876元。
2009年10月天津车主许云鹤因为帮扶一位在道路中跨越栏杆而摔倒的老太，而被告上法院，许云鹤事件在原告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次年6月他被一审判赔偿10万元。
2011年9月14日下午两点，一位八旬老人摔倒在昆明市麻园农贸市场门前路上，不少路人驻足围观却一直无人敢上前搀扶。热心的许女士想上前搀扶，又担心遭人讹，成为昆明版的“彭宇”，最终找了两证人，才把老人扶起来。{人性危机和信任危机}.{人性危机和信任危机}.
更是有媒体爆出，四川达州3名小孩楼下玩耍时，看见一太婆摔倒便上前去扶，不料太婆却说是3个孩子将自己撞倒的，反而赖上了孩子的家长。{人性危机和信任危机}.
这一系列事件让我们措手不及，路遇跌倒老人怎么办？
今日，有人在亚心网论坛上发了一篇帖子——《路上有人在你面前摔倒了，你会不会扶一把？》，人们纷纷“支招”：打电话通知其家人、拍摄视频取证、结伴搀扶„„看见有人摔倒，人们的本能反应是赶紧上前施以援手，如今，“该不该扶”却成了热议的话题。事实上，“做好事被讹”的确存在，另一方面，也与此类小概率事件被新闻媒体的报道炒作放大有关。更为重要的是，此类事件在社会信任缺失的大背景下，极易引发共鸣和共振。
与此同时，当我们面对别人，特别是面对陌生人的时候，更是保留着“十二分”的戒备心。走到路边看到乞讨者会在心里打大大的问号、买东西怕遇到假货、去医院怕遇见“医托”、想帮助别人怕上当受骗„„在这个信息极度发达的社会，这种例子简直不枚胜举。其实，这些“戒备”折射出的都是人与人之间信任度的降低。
有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度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了60分的信任底线。报告的结论是否科学、准确，暂且不论，而信任度下降的趋势是不争的事实。
引起人与人之间信任度下降的因素
(1)在社会转型时期新的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信任体系尚未完全建立。
在熟人社会中，大多数人是相熟相知的，信任是建立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之上，实质是熟人信任，关系信任。然而，当社会高速发展，每个人的交往范围急剧扩大，社会关系错综复杂，更多面对的是陌生人、陌生的世界，信任感无从依托，彷徨甚至恐惧随之而来。
(2)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遭受着挑战，很多人向钱看，只注重自己的利益，变得自私冷漠
第四篇:《期末课程论文：当代中国信任危机的根源与解决之道》当代中国信任危机的根源与解决之道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国际地位日益显赫，但让人忧心忡忡的是社会信任却未得到同步发展。人们一方面赞叹着中国经济的日新月异，一方面也感叹着中国社会愈演愈烈的信任危机，近年来频频曝出的食品造假、政府失信等触目惊心的事件也使民众对中国各界的社会信任度降到极点。针对当前中国严重的信任危机，本文从现实出发，剖析社会信任缺失的种种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的信任危机根源在于国人信仰的缺失，并提出解决信任危机的关键在于建立国人的信仰。本文并不涉及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论和对比，仅是站在有神论的立场上提出笔者的个人看法，文中观点难免有所疏漏，作为一家之言盼望对读者稍有启示。
[关键词]信任危机政府公信力信仰权威契约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幅漫画，颇为耐人寻味。漫画中画的是一位香烟店的老板与一位正在买烟的顾客，顾客手中拿着老板递给他的香烟，老板手中拿着顾客递给他的一张百元大钞。他们此时都想着同一句话：“他给我的不会是假的吧？”店家明显已经怀着对顾客的不信任，担心手中的是假钞，而顾客对店家也不信任，害怕买到的烟是假货。
这不禁也让我想起2008年轰动一时的“三鹿奶粉事件”。作为国内知名企业的三鹿集团利用消费者对自身长期的信任，丧心病狂地往奶粉里加入三聚氰胺，使多名婴儿深受其害，事态之严重令人震慑！此案一曝，舆论哗然，民众更是人心惶惶，市场上甚至出现了“三月不知奶味”的奶粉销售零记录。无独有偶，事隔两年，“双汇瘦肉精”事件也东窗事发。双汇，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肉质加工食品公司，多年来在全国占有行业巨头的地位，几乎垄断了国内所有超市的火腿肠供应市场。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充当着国人衣食父母的企业却把有毒猪肉投入到食品生产的过程中。此事一出，立刻造成了民众对整个行业食品安全的不信
任，甚至演变成行业“地震”。所以，现在的老百姓常无奈地调侃道，“在中国，还有什么能吃啊！”
如果你现在走在街上，看到一位老人栽倒，你可能会发现过了多少分钟也不会有人去扶，路人只是匆匆路过，因为他们害怕被赖上，害怕这个场景是老人早已计划好的阴谋。如果你在菜市场发现一个小偷正明目张胆地扒窃身边的妇女，你会看到没有一个人敢叫喊出来，因为不是他们不愿见义勇为，而是怕自己主动做好事却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最后被歹徒当场毙命。如果你现在看到新闻联播不断播放着的“农民致富事迹”，你会发现大多数人都笑而不语，因为他们不再相信政府的舆论声音。如果你任意问一个当代的中国大学生“你现在到底还信任什么”，他可能会迟疑一会儿，然后告诉你“除了钱和权力，我觉得什么都不可靠”。
这种种骇人听闻而又匪夷所思的现象让人不禁要问：中国到底怎么了？国人到底得了什么怪病？是的，我们不得不说以上的现象都是我们当今真实看到而无法回避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一状况？透过错综复杂的现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所有的事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在作怪，那就是“信任”。
一、问题的提出
信任是人类社会关系中的普遍存在，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一，“对人持信任还是怀疑态度，尽管表现形式极不相同，却是对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文化、宗教、社会和政治行为的精髓”。[1]人际之间的不信任逐渐泛化便会导致对制度、政府的怀疑，使得人们的自我认同感和社会认同感都大大降低，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下降，构成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信任是维护社会关系的前提，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高度信任的社会。社会成员间及公民与政府间的相互信任既是社会和谐的前提，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特征。然而，正如本文开篇谈到的那样，当前我国社会存在严重的信任危机，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国家之间都存在着信任缺失，基于个体或小团体的利益而无视社会整体利益的短期行为比比皆是。
此番论调并非空穴来风，一些学者的研究观察可以说明中国当前的确存在着信任危机。福山在其《信任》一书中指出,由于文化的差异,不同社会中的信任度[1]李晨光：“中国当代社会信任失范及其矫治”，载《消费导刊》，2008年8月，第25页。
相差很大。美、日、德属于高信任度社会,而中国与意大利、法国等属于低信任度社会。韦伯也曾写道:“所有到过中国的观察家都证实,中国人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信任,这与基督教文化中人们普遍的信任和诚实构成鲜明的对比。”高伟定在其《中国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华人家族企业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存在极度不信任。[2]除了理论上的支持外,来自现实的挑战更是无法回避,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相当严重的信任危机。假冒伪劣泛滥、官员腐败、政府失信、青少年价值观滑坡等现象均在揭示着这一不争的事实。这些严重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市场经济就可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中国改革开放积累下来的成就可能恰恰会因为这心灵上的“蚁穴”而付诸东流。
二、信任危机的根源
面对信任危机愈演愈烈的局面,对信任危机的根源分析也是多种多样,从政治角度、经济角度、社会角度、文化角度等方面的分析不一而足。不过笔者认为,必须透过当前信任危机的现象,同时抓住产生信任危机的本质原因来分析,既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也要从互不关联的案例中找到共性,这样就既可以发现信任危机的特殊原因,也能够发现其普遍性原因。
英国著名作家C.S.路易斯提出，“我们相信的事情百分之九十九来自权威。相信权威的意思是你之所以相信某事，是因为说话者是一个你认为可以信赖的人。”[3]细数信任的对象来源可以发现，我们所信任的有某种物质、文字、影像、某个人及其言论、某个组织及其行为等，形式多样，但是归结到一点，在这信任的背后其实信的是对象背后的一种“权威”。正如对于言论的信任一样，人们倾向于信任某个专家的言论强于信任非专家的言论，信任年长的强如信任年幼的。无论是专家还是长者，背后都是权威的力量导致人信任感的产生。在我们的社会中，也有一些人或组织是代表这种权威性力量的主体，当人们丧失了对这些“权威”的信任时，信任危机就会泛滥。笔者认为，当前人们接触到的最多的“权威”是来自政府、企业、专家这三类对象，所以就主要以这三类主体作为切入点，剖析各自领域内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以求能找出全社会信任危机的根源。[2]彭泗清：“信任的建立机制：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54页。
[3][英]C.S.路易斯：《返璞归真》，2007年3月第1版，华东师大学出版社，第73页。
（一）政府公信力下降的原因
来自民众对政府方面的信任危机主要表现在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三点：
第一，政府行为透明度差,暗箱操作严重。评价一个政府是否获得公众的信任主要有透明度、受托责任和诚信三个要素，而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又是一个基础性的条件。[4]在我国,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往往被忽略或有意模糊,恶意封堵政府信息的行为也是屡见不鲜。地方政府习惯了发号施令,习惯了“关门制定政策”，从而进一步弱化了政府的公信力。
第二,政府行政缺乏有效的绩效评价体系,责任机制薄弱。行政责任机制的缺乏,使得政府官员可以免受行政责任,造成其缺乏行政责任感。至今我国还没有建立一整套完整的行政责任追究赔偿制度,即使已有的赔偿法律，其赔的范围和额度都非常有限。法律的惩罚力度太小使得失信成本远小于守信成本，所以大量的政府不作为现象就频频出现，政府公信力下降自是必然。
第三，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不强,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较弱。政府能不能迅速解决危机不仅是能力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责任的问题,而且涉及到政府的基本信誉。如果危机爆发后,政府不是全力解决危机,而是先掩盖问题,隐瞒基本的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这不仅侵犯了公民的知情权,更使民众对政府信任度大大降低，名噪一时的温州动车事件即是最好的例子。
（二）企业信任危机的原因
民众之所以广泛地对中国的企业不信任最大的原因在于多数企业唯利是图，为了利润不惜损害消费者利益。无论是三鹿奶粉事件，还是双汇瘦肉精的曝光，都是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销售量而在生产过程中做手脚,以起到蒙蔽消费者的效果,使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有毒物品的受害者。试问，这种置消费者生命于不顾的禽兽行径又怎能换回民众的信任？
其次，企业间恶性竞争也造成了民众对其信任进一步降低。著名的腾讯、360与金山的“3Q”大战就充分说明了这点。企业为了自身利益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