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语言文学自考
详细内容
篇一:《彝族语言文字》
《彝语基础教程》
第一编彝语及彝文概况
第一章彝语方言概况
第一节方言概述
一、什么是方言？
方言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任何民族语言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总是要分化出自己的方言。
现代的语言学认为，“方言是语言的地方变体”。也把方言说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定义却只是以空间和共时的角度来理解，并认为方言是对全民统一的标准语而言的。但这条定义对于彝语以及南部诸多民族语言来说是不太适应的。由于历史及语言内部结构发展不平衡等因素，时至今日彝语内部还没有统一的语言（标准语）。但是，可以肯定彝语在“笃慕”时代是有过统一的部落或部族语言的，现今的各大方言都是以那时的统一语言继承、沿袭而来的。因此，把方言解释为“是一种语言的支裔”，这对彝族语言来说是较为合适的。这里的“支”是对共同语而言（古共同语）；“裔”是指历史的继承。方言与共同语之间，从共时看是主次关系，从历时看是继承的关系。
方言又可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两大类。地域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一般来说，同一种地域方言集中分布在同一个地区，也有移民把它带
来远离故乡的地方的。社会方言是语言的社会变体，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因职业、阶层、年龄、性别等等不同的口音、措辞、言谈也会有差别。我们在此章里所说的方言，是以地域方言而言。彝语分为六大方言，有的分布在一定的地域内，有的则与地域无关却与民族自称相联系。即在同一地区内的同一民族其自称不同往往彼此不能通话，但是不同地区自称相同的人尽管相隔很远，彼此很少甚至不相往来，一旦见面却能通话。如彝语南部方言自称“尼苏泼”支系的峨山、新平、玉溪等地的人却能与远隔思茅江城、红河金平的彝族，甚至与在越南、老挝的彝族能通话，却不能与本地区自称为“山苏泼”、“车苏泼”支系的同一民族人通话就是一个例证。造成这样的原因就是我们上述所说的与移民历史有关。我们从江城的“指路经”中看到，在江城的彝族和生活在越南、老挝的彝族，都是从新平迁徙而来的，江城县的有些彝族村寨有“新平寨”来命名，以此来怀念祖先。这就可以说明江城的彝族和生活在越南、老挝的彝族是新平“尼苏泼”支系的支裔迁徙而来的。一般来说，历史比较长、分布面积比较广、使用人口比较多的语言可能会有较多的方言。彝语就是以方言众多而著称。现今的彝语方言是以古代“笃慕”时代的氏族语言继承、发展而来的，它有共同的历史来源，共同的词汇和语法结构，其现代的形式在语音上必定有相互对应的关系。
二、研究方言的目的和意义
方言是一种语言中具有某些与其他地方话不同语言特征的地方性变体。方言和语言从职能方面看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它们都是一种交流思想的工具，都是借以思维的工具，都是一种信息的载体。人们开口说话总是用某一种方言，相对于“方言”而言，“语言”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们在口头上使用的是“方言”，而不是“语言”。方言的历史和语言一样古老，所以，方言里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语言资源。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研究方言目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一个民族的语言史，必须先得调查研究本民族的各个方言。除书籍的资料而外，各个方言还存在着民族发展的不同时期语言活资料，必须进一步深入实地调查，收集原始的资料。
彝语方言发展很不平衡，语音演变也不一致，这是社会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语言的发展变化快一些。山川阻隔，交通不便，政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语言变化缓慢一些。这些参差不齐的方言之间的语言现象，可以直接帮助我们研究语言的内部规律，分析方言之间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的差异以及对应规律。
（二）为了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必须加强方言研究。彝语方言里，目前保留许多优秀的文化艺术及丰富的文献资料。东部方言禄劝县錾字崖彝文碑（明嘉靖十二年），大方县彝汉对照《千岁衢碑记》（明嘉靖二十五
年），罗甸水西铜钟（成化二十一年）；北部方言的名著《勒俄特依》、《教育经》、《妈妈的女儿》；东南部方言撒尼叙事长诗《阿诗玛》；南部方言的《吾查》、《们查》；中部方言的大姚、姚安一带的《梅葛》；西部方言巍山南诏遗址的彝文瓦片。此外还有很多的古彝文，这些别具一格有很浓厚的地方色彩的文化艺术，都需要我们这一代人来发掘、解读、考释、整理出版。
（三）研究彝语方言有助于我们更深入、更透彻地认识现代彝语。彝语方言多，分歧大，至今还没有一个共同语及统一的规范文字，搞好方言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找出各方言区的对应规律，为在原老彝文的基础上规范一套四省区统一的文字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三、研究方言的方法
我国研究汉语方言的时间较早，东汉的应邵在《风俗通义·序》中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藏于密室。乃赢氏之亡，遗弃脱漏，无见之者。”这是说周秦时代君王常常在秋收农忙之后派使者到民间采录方言俗语，并且登籍珍藏。
虽然在先秦经籍和汉代经师的注释中偶然也可以找到对当时方言的零星记载，但是现存最早的方言学专著应该是汉代扬雄所著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距今已有二千年的历史。后续出
《续方言》、《广续方言》、《南通方言》、《蜀方言》等等。但这些方言的不足之处只限于记录部分词汇，缺少对语音的叙述。
到了二十世纪，西方语言学的传入，现代的描写方言学诞生了。它强调描写话的语言，揭示语言的内部结构。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年）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研究语言的经典著作。他最初设计并使用的调查表格及例字，至今一直被方言工作者所沿用。随后在三四十年代陆续出过十多种方言学专著，如陶焕民的《闽音研究》，罗常培的《厦门音系》等。这些研究克服了古人只追词源考证，不重视语音变化的缺点。所以，我们研究彝语方言，不仅要寻求方言之间的差异，还要找出它们的对应规律，还要揭示出词汇、语法之间的变化规律和语言发展趋势，为彝文的规范和统一服务。
四、怎样调查方言
首先明确调查的目的，调查目的不同，调查大纲的内容也就不同。有些只调查方言的某个方面，有些调查整体的内容。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凡做调查工作事先对调查的问题总得有个比较周密的考虑。不管是以什么样为目的进行方言调查，首先必须制定编写出与调查内容相关的调查大纲，设计一些调查表格。我们讲的方言调查，是综合性的方言调查，就应包括彝语内部各方面的内容和有关的一些问题。
篇二:《西昌学院彝语言文化学院》简介
西昌学院彝语言文化学院筹建于1988年，经四川省教委批准，1989年正式建立，并于当年秋季开始招生，至今已培养毕业近1400名合格的彝汉双语师资人才。现有7个专业及方
向，在校生821名，外国留学生3名。毕业就业面向“特岗”教师、“一村一名大学生”、“西部志愿”、“三支一扶”、国家公务员、省委组织部选调生、硕士研究生及州内外各县市中小学教师招考等。2008年被评为西昌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彝语言文化学院师资队伍由三个部分组成：彝语言文学专业教师、校内其它系（部）优秀骨干教师和外聘教师。彝语言文学专业教师主要担任彝语言文学、社会学、文化学、翻译学等教学任务，有资格和条件的兼任部分汉语和英语课教学；由于各专业都实行双语教学，所以选择性地在校内文化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汽车与电子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轻化工程学院聘请优秀骨干教师担任用汉语和英语授课的专业主干课教学任务；此外，在聘请中国社会科学
院、川大、西华师大、中央民大的博士生导师和各地双语教学专家为客座教授，定期或不定期为学生开设学术讲座。系内专任教师29人，其中教授10人，副教授7人，讲师及助教12人；教师学历为博士2人，硕士15人,本科11人。其中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人、全国优秀教师1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专家2人、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1人，省劳动模范、省教育系统优秀教师、省十佳青年教师、省青年五四奖章提名奖各1人，凉山州拔尖人才1人、学术带头人后备人选2人，西昌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2人、学术带头人2人、学术带头人后备人选5人、优秀骨干教师3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各1人。2005年经四川省人事厅批准西昌学院彝文系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被授予副教授（副研究员）职称资格评议权。
专业简介
1、本科专业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本科，文学学士学位，彝文加试）
省级特色专业。本专业培养具有彝、汉语言文学全面系统知识，能在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党政管理部门及其它相关单位从事教学、科研、管理、文秘、翻译、编辑和新闻出版及文学创作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开设的主要课程：现代汉语、文学概论、语言学概论、写作、教育学、现代彝语、文艺美学、彝族文学概论等课程。
行政管理（本科，管理学学士学位，彝文加试）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具备行政学、管理学、政治法学等各方面知识，掌握有彝、汉语言文学系统知识和行政管理学基础知识的，能在少数民族地区各级党政管理部门、社会团体等公共领域从事管理以及教育、文秘、新闻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双语高级专门人才。
开设的主要课程：管理学、行政学、中国民族理论与实践、组织行为学、公共政策概论、现代汉语、秘书学、地方政府学、领导科学、申论等。数学与应用数学（本科，理学学士，彝文加试）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数学基础知识和一定的彝族科技文化修养，掌握数学和教育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能够运用现代教育手段解决实际问题，具备在民族中等学校从事彝汉双语数学教育、教学，数学教学研究及管理工作的能力。鼓励成绩突出的学生可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
开设的主要课程：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大学彝语文、专业翻译、初等代数研究、初等几何研究、微分方程等。
2、专科专业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英语）（专科，彝文加试）
本专业方向以培养学生具备彝、英、汉三语语言文化、文学艺术、文秘公关、师范教育等素质，强化三语听、说、读、写、译等能力培养。为民族地区中小学双语教学、新闻宣传、专业翻译、党政管理部门培养合格的三语复合型应用人才。
开设的主要课程：综合英语、基础英语、彝英汉翻译学、英语视听、大学彝语文、实用英语写作、英语会话等课程。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化学）（专科，彝文加试）
本专业培养具备化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合格的初级中学彝汉双语师资，能在化学、制药、环境、材料及化学相关学科领域，从事教学、科研和应用技术开发的新型双语理科人才。
主要开设的课程有：大学彝语文、专业翻译、无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应用化工技术、高等数学、环境化学等。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彝语文）（专科，彝文单独考试）
本专业方向培养具备彝、汉双语语言文化、文学艺术、行政管理学等素质的专门人才为目的，注重彝汉语言文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彝族历史文化知识，以及彝汉教育师范技能的培养，为民族地区中小学培养合格的彝汉双语语文师资。
主要开设的课程有：双语教学法、现代彝语、现代汉语、大学语文、现当代彝文选、汉语写作、现当代文学、普通话理论与实践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彝数学）（专科，彝文单独考试）该专业方向的培养具备彝汉双语数学基础知识和教学实践能力为目
的。强化数学理论和基本技能、彝语文基础知识和教学技能等素质的培养，为民族地区中小学和其他部门培养合格的应用性彝汉双语数学师资。主要开设的课程有：大学彝语文、现代汉语、数学分析、初等代数、高等代数、解析几何、专业翻译、数据原理及应用、微分方程等。科研概述
彝语言文化学院一贯坚持教学科研一起抓，以科研促教学，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综合素质。近几年来该系教师主持“新世纪四川彝族文学研究”、“大学彝语文课程建设研究”、“高校师范汉彝双语素质教育基础课程体系研究”等21项国家、省级和院级科研项目；参研联合国“儿基会”项目1项，中英合作项目1项，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专任教师在全国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424篇；出版《当代彝文文学研究》《中国彝族支格阿鲁文化研究》《中国当代彝族文学创作论》《大学彝语文》《当代彝文文选教程》《古代彝文文选教程》《现代彝语教程》等25部专著和教材。
彝语言文化学院现有省级人文社科基地1个，省级特色专业1个，省级精品课程3门。教师教学科研成果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1项，四川省人民政府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优秀评论奖1项，省级科研成果优秀专著奖1项，省彝族文化“支格阿龙奖”1项，巴蜀文艺奖1项，四川省文学奖1项，四川省优秀图书奖2项。
[1]
实验室建设
彝/汉/英同声传译技术实验室建设
我院目前除了省级特色专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本科和行政管理本科外，每年都固定招收彝英双语班和“一类模式”彝汉双语班，在校生共7个专业821名。所有班级人数基本上都在45人以上，最多班级人数达68人。教学上需要完成所有班级的彝语方言辨析、彝语语音学、彝语语法学、英语听力、彝英语法比较、彝英口语互译实践、彝汉口语互译实践、彝族文献资料视听、彝汉现代教育技术、彝汉多媒体制作等理论及实践教学课程。开设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彝英双语教育、彝汉双语教育等全国民族院校为了教学和加强学生实践能力早已建有形成规模的彝/汉/英同声传译技术实验室。近几年来，根据学校学分制建设与改革要求和专业实际需要，大大加强了实践教学，专业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但我院实验室建设相对滞后，全院师生反映强烈且直接影响了教学质量。
为了我院独具特色的专业建设和提高学生彝、英、汉三语教学与读、写、听、说、译的实践能力，学校为我院2009年投入15万进行彝/汉/英同声传译技术实验室前期建设，今年又投入35万建设。在彝/汉/英同声传译技术实验室建成后，我院学生的实践、实训将会上一个新的台阶。[2]专业建设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彝语言文学）本科专业于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正式招生。其前身是1989年设置的彝语言文学专科专业，目前已培养本、专科生1500余人，现有本科在校生288人。2005年取得副教授（副研究员）职称学科评议权，2007年取得学士学位授予权并被评为校级重点专业，2008年被评为四川省特色专业，2010年被评为国家级特色专业。
现有教师25人，其中正副教授17人，博士硕士23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人，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全国优秀教师、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各1人，省学术带头人后备人选3人，省突出贡献专家、省劳动模范各2人，省教学名师、省师德标兵、高校十佳青年教师、优秀教师各1人。专业建设以学科融合、注重应用、彝汉并举为宗旨，突出师范教育、民族文化资源管理与开发利用的教育、跨文化多语种同步教育和跨学科实践教育。已经形成专业建设的民族性、人才培养的复合性、民族文化的传承性特色。
建有语言实验室1个、同声传译室1个、多媒体教室9间，共享实验室6个，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7个，特色文献资源库1个，省级精品课7门、省级教学团队1个。先后承担省级以上研究项目三十多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50余篇，出版著作（教材）40余部，获国家、省级各类科研成果奖16项。[3]
西昌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自创办之日起就确立了“一立足两拓展”的办学目标定位，即立足民族教育，拓展民族文化研究与开发利用能力和为地方社会事业建设提供人才培养。多年来，始终重视教学改革，对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等进行了综合性、多角度、全方位的改革，在师资队伍、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独特的专业优势和办学特色。现有专业教师（包括具有彝英汉双语或三语教学能力教师）22名，年龄超过50岁的2人，40-50岁的8人，30-40岁的8人，30岁以下的6人；博士2人，硕士8人，博、硕士占专任教师总数的45%以上；正教授7人，副教授7人，高级职称占专任教师总数的63%以上。教师中有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专家2名，全国优秀教师、省学术带头人后备人选、省劳动模范、省教育系统优秀教师、省十佳青年教师各1名，西昌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学术带头人各2名。专业教师发表学术论文426篇，出版专著（教材）21部，建成省级精品课程2门，建有语言实验室2个（试验设备总价值达89
元），校外彝汉双语教学实践基地3个、彝族文化实践基地3个。2005年11月，经四川省教育厅批准，西昌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彝语）学科取得副教授、副研究员职称资格评议权，使今后该专业的建设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符合社会发展和地区发展需要，专业带头人具有较强的教学科研能力和较好的学术知名度，师资队伍有浓厚的科研氛围和强劲的专业技术背景。并具有很强的学科支撑，良好的专业发展前景，较强的综合实力和人才市场需求。
科研成果
出版教材
1当代彝文文学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11月阿牛木支著2中国彝族支格阿鲁文化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6月洛边木果著
3中国当代彝族文学创作论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阿牛木支著
4凉山彝族社会传统家庭教育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2008年10月马史火、阿牛木支著
5大学彝语文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12月洛边木果主编6当代彝文文选教程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8月张克蒂主编7现代彝语教程四川民族出版社2006年12月何刚主编
8大学彝语文（修订本）四川民族出版社2007年10月曲木伍各、洛边木果主编
9支格阿龙四川民族出版社2008年10月沙马打各、阿牛木支主编10支格阿龙故事选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9年8月杨正勇、沙马打各主编
11古代彝文文选教程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8月孙子呷呷、罗洪瓦达、何刚副主编
12自主创新教育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12月肖雪副主编[5]专业培养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本科，文学学士学位，彝文加试）
省级特色专业。本专业培养具有彝、汉语言文学全面系统知识，能在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党政管理部门及其它相关单位从事教学、科研、管理、文秘、翻译、编辑和新闻出版及文学创作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4]
篇三:《彝汉古代诗论比较两题》{彝语言文学自考}.彝汉古代诗论比较研究二题
刘淑欣
彝族古代诗歌理论的一系列著作的发掘、整理和出版，使我们惊喜地了解到，在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魏晋至明清时期，彝族不仅有大量的诗歌作品，而且有了专门的诗歌理论。本文认为，彝汉两个民族在同一时期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是不同的，当彝族社会处于“原始父系氏族军事民主制的英雄时代和奴隶制文明时代之际”（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总序），汉族社会正经历了封建制度由建立到成熟发展的过程，这对于把握彝汉诗论的不同特色，正确评价其地位作用极为重要。因为文学的形态和发展变化的轨迹，不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形式上，总是受历史发展、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方式的制约和影响，受人类心理发展的制约和影响。不能脱离人类社会和人类艺术的历史进程，去孤立地看待艺术。本文从此出发，对彝汉诗论的若干问题进行比较。探讨它们各自特点。
一、彝汉诗论中的“相对观”及其演变的比较
“相对观”在彝汉诗歌理论中都有表现，这显示了中华不同民族在早期哲学上同源的痕迹。
中国古代人类，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发现宇宙万物都表现为相对的两个方面。范文澜先生说：“最野蛮的社会里，人们除了找些果实和野兽充饥，相当重要的就是男女之间那个事，他们看到人有男女，类而推之，有天地、日月、昼夜、人鬼等等，于是，‘阴阳’就成为解释一切事物的原则”（《与顾颉刚论五行说的起源》）。人们发现，上和下、南和北、长和短、干和湿、宇宙间的万物都是相对应地存在着。对世界的这种认识和看法，构成了中国原始哲学的阴阳观。据彝族专家考据，“彝族的原始生民将万物区分为雌雄的宇宙观，直到今天，仍有遗存”（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例如，他们把月亮当作雄性，把太阳当作雌性，很明显，是由两性差异而推之于宇宙万物，以阴阳两性来概括和表达事物的对立统一和一分为
二。表现世界的这种相对性，成为彝族诗歌理论家们对诗歌的一个特别的要求。举奢哲明确要求说：“谈到作诗歌，语句虽然少，事却要分明：天与地要分，山和水对正，箐与林对正，人与鸟相对，虎与兽相对，男与女相对，日和月相对，星和云对正，雷和电相对，雨和土相对，一切这样对，才能表达出，各种不同处──情感的差异，色彩的区分”（《彝族诗文论》）。与举奢哲同时齐名的阿买妮说：“诗须写成双，写双不写单。写单不象样，写双才叫诗”（《彝语诗律论》）。阿买妮进而指了：“天和地相对，日月山河对，人类知识对。”“阴有阴的性，阳有阳的性，阴阳紧配合，其余各具形。（《彝语诗律论》）。”晚于阿买妮的另一位大布摩漏候布哲说：“我说诸位呀，诸位大布摩，我说的‘根本’，根本是抓住，无非用阴阳，阴阳相对应”（《谈诗说文》）。彝族古代社会，生活内容较为单纯，人们保持着纯朴自然的天性，有着和大自然的天然的亲密的关系，诗人“观物取象”（《易传.系辞传》），山和水，日和月，星和云，“天的形”、“地的貌”，自然地进入诗中。从彝族诗论家们引为例证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的对立统一性，在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诗中写到天，就会写到地，写到山，就会写到河，写到春，就会对上冬。彝族著名的三段诗，常常是第一段写天，第二段写地，第三段写男女之情。或者“头段写的是，蜜蜂和花朵，二段写的是，打鱼者和鱼，三段写的是，姑娘和小伙（布麦阿钮《论彝诗体例》）。”彝族先贤们告诉我们，“世间的万物，都要这样对”。他们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来，“诗歌比历史更有哲学意味”（亚里斯多德《诗学》），但他们大概意识到了，诗人不能着眼于某一个孤立的对象，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固定的角度，而应当着眼于宇宙万物，反映出整个的世界。因而他们认为，既然“人世间一切，全都是如此，样样相对应，件件分阴阳，阴与阳相配，才有万物生”（漏候布哲《谈诗说文》）。诗歌要反映出完整的世界，就不应是单调的，一声一色的同一，而应该是多种颜色所构成的相对的诸方面的统
一。彝族诗论中这种关于“相对”的要求，体现了中国古代先民的朴素唯物主义精神。夏商之际，中国这块土地上形成了“华夏族为主体的具有较大范围的部落联盟”（肖JIE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上卷第21页），这是我国远古时期各民族哲学和文学相互影响乃至同源的客观条件。彝汉两族的诗歌不仅同受哲学上的阴阳观的影响，也都以追求和诣统一的美学理想为基本特征。《周易.系辞传》说：“一阴一阳谓之道”。阴和阳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矛盾双方相反相成，相克相生。两者的统一和谐，是事物得以平衡发展的根本条件，因而“阴阳学说的内在成就，乃是在它显示出中国人要在宇宙万物之中，寻出基本的统一与和谐，而非混乱与斗争”（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既然整个世界是以一阴一阳为始基的一个相反相成的有机统一体，那么，如果两者亲附，就会带来快乐。相反，如果两者对立斗争的趋势超越一定的限度，就会带来灾难。例如“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周语国语》），就会造成地震等灾害，“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周易.系辞下》），才会有吉祥降临。这种要求事物对立面和谐统一的思想，成为中国美学追求“和”的理想的哲学基础（参见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第295页）。从审美的角度讲，事物的和谐统一，给人带来审美的愉快。《周易系辞上》说：“物相杂故曰文。”《国语》说“物一无文”，都认为单一的东西不会有文彩，不会产生美。美是由对立矛盾又相反相成的法则演化出来的。彝族诗论家也持有同样的观点。“阴阳紧配合，二者实相成”（阿买妮《彝语诗律论》）“天地分阴阳，人类分男女，彼此各相克，彼此又相生”（布阿洪《彝诗例话》）。
尽管彝汉两族有哲学上同源的痕迹，但以后由于彝族社会长期相对独立地发展，与汉族社会的社会制度不同，历史进程不同，生产生活方式不同，乃至风尚习惯和语言的不同，必然导致其哲学和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不同，在诗歌理论中的区别，就是对于“和谐统一”的美的要求，侧重在不同的方面：
第一，彝族诗歌重视再现大自然的和谐之美、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及作为阴和阳的代表的女和男的和美的爱情；而汉族诗歌重视表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以及艺术内部各因素的和谐统一。
彝族诗歌理论强调诗歌应该表现大自然在对立差异中产生的和谐美，表现彝族古代人民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一样对一样，一种生一种，一样连一样，一种扣一种，在这其间呀，就象阴和阳，有阴没有阳，阴就无发展，难于世上存。如果没有阳，世间只有阴，那么世间呀，世间的阳类，也就同样的，不会有发展”（漏侯布哲《谈诗说文》）。漏候布哲还说：“天空什么美？天空白云美。若是无白云，天空美不了。大海真美丽。若是无鱼儿，大海美不了。”阿买妮说：“当你写花时，有花没有叶，那你写的花，纵然写得美，没有绿叶扶，花也会减色。法则是这样，写者自揣摩”（阿买妮《彝语诗律论》）。“所以写色彩，必须两相配，色和彩之音，就象阴和阳，阴阳搭配好，写来就出色”（漏候布哲《谈诗论文》）。这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绘画在画面上将白黑黄红等各种颜色混合起来，造成与原物相似的形象；音乐将各种不同高低和长短的音混合，造成一支和谐的曲调。不同高低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引自《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32页）。既然万事万物都要阴阳和谐，彝族先贤们认为，男女作为阴阳两个方面，与自然万物遵循着共同的规律，相亲相爱，是自然本性，否则即是违背本性的。因此彝族诗论家们对于爱情和歌颂爱情的诗歌，给予充分的肯定“人类分男女，天地判阴阳，青年男女中，懂得了相亲，知道了互爱，真正的人类，人类出现了”。“俊俏的姑娘，如果没有呀，没有好小伙，同你来般配，那么姑娘呀，你虽然美丽，再俊再美呀，也是一场空。”（漏侯布哲《谈诗说文》）。阿买妮的诗写道：“小伙长得俊，小伙长得美，小伙和姑娘，一天把歌对。一对情意合，情合在一起；二对情意深，情深在一起；三对情意投，情投在一起；四对订终身，终身成伴侣”。彝族诗人们反复地歌唱男女的爱情，彝族诗歌理论有相当份量的内容和爱情诗歌有关，这成为彝族诗歌和诗论中最富于民族特色的一部分。
汉族“以和为美”的思想，表现在诗文理论当中，“其核心不只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更重要的是在于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第295页）。汉族诗歌单纯描写和歌颂自然景物的较少，往往以某种自然景物起兴，然后转入人生的感赋。汉族社会繁复变化，所谓“楚臣去境，汉妾离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钟嵘《诗品序》），于是乃“陈诗”以“展其义”，“长歌”以“骋其情”。而遇有个体的感性心理欲求和社会的理性道德规范发生冲突的时候，汉族诗学则要前者要服从后者，要处理好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处理好情和理的关系，要“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这形成了汉族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的特色。同时，“以和为美”的精神，在汉族诗论中，还表现为强调艺术内部各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要求艺术家们利用各对对立因素的相反相成，去取得最大的艺术效果，而“防止对立双方的任何一面的片面发展”（《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第298页）。比如非常明显地受了《周易》思想的深刻影响的《文心雕龙》，在文与质、奇与正、华与实等对立的问题上，都提出了和谐统一的要求，认为做到“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才是理想的艺术，反对片面地强调其中的一方，而否定了另一方。这构成了汉族美学的重要特色。可以说，彝族和汉族的诗歌理论，从不同侧面丰富着中国诗歌艺术理论的发展。第二，在“相对”的宇宙观的影响下，彝族和汉族的诗歌中均产生了“对偶”的形式，彝族诗歌理论仍处在“以声为用”的阶段，其对偶主要是“声偶”；而在汉族诗歌理论中，除声韵的要求外，还特别注意“以义为用”，即讲究字词的对仗。在诗歌发展史上，“以声为用”是比“以义为用”更为古老的理论形态。
原始哲学中的阴阳观，渐渐演化为汉族诗歌的对偶、对仗的修辞方法。在先秦留存下来的文字当中，就已出现了相对的骈偶的句子。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易经·乾卦·文言》）；“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季成焉”（《周易·系辞下》）。刘勰认为，造化自然都是相对应地存在着的，作为造化自然的反映的文辞，也自然成对，所谓“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文心雕龙·丽辞》）。这种分析，是符合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的。就是说，文学中的对偶现象，最初是“妙合自然”的，是语言对于客观事物的对立统一性的自然反映而以后，这种对偶现象一旦被人们所认识，便发现它是一种合规律的自然形式，集中表现了“对称美”，符合人们的审美趣味。使用这种形式，能使节奏鲜明，音律合谐，语言更有表现力。因而，人们又按照这一“美的规律”去创造美，这就造成了彝汉诗歌中都存在的“偶”的现象。
在汉语文学中，人们注意到“偶语易安，奇字难适”（刘勰《文心雕龙·丽辞》），从汉代开始就特重骈体。到魏晋时期，文人们“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来鸿”要对“去燕”，“浩月”要对“长风”，“多数文人，唯文字是务”王国维（《人间词话》），诗人百炼成字，千炼成句，相对观完全形式化为一种语言手段。文学语言更加远离口头语言。以致明代末年来华传教的利玛窦发现，“一个作家用接近口语的体裁写作，将被认为是把自己和他的书至于普通老百姓的水平（《利马窦中国札记》）。”
“彝族诗学没有对语言字词的运用技巧做过多的论述”（《彝族古化文论研究》第209页）。彝族诗歌的形式中，也有“偶”的概念（参见《论彝族诗歌》第75页注），这种“偶”大多是因为声音上的押韵、扣、连等关系而出现的两句相对，形成的一个单元的“对句”。“声对声来写”，“对来才有风，连来才有味，风在偶中起，味在偶中生”（布麦阿钮《论彝诗体例》）。“句韵有相似，偶连有相仿”，“句间紧相扣，偶间紧相连”，“偶内句子里，都有韵字连，偶内韵字出，上下紧相扣”（漏候布哲《谈诗说文》）。这些所指的似乎主要是声音上的“偶韵”。再如布麦阿钮谈到他写的一首诗，以男女在歌场对唱的形式，向兴建歌场的祖公、祖母献酒，请祖公、祖母为他们相爱订终身作主和祝福。布麦阿钮认为这首诗“句句扣得紧，偶偶连得深”，“上有上的韵，下有下的声”，从译文看来这里的“偶”并不表现为字词的对仗，实际也{彝语言文学自考}.
是声韵上的偶句，和汉语的骈偶对仗不相同。由此可知，彝族诗论确实是“把声律放在一个十分显要的地位”《彝族古代文论研究》第209页）。彝族诗歌及其理论更加重视“以声为用”。而汉族诗歌更加重视“以义为用”。朱自清先生说：“以声为用的诗的传统，比以义为用的诗的传统古久得多”（《诗言志辨》）。彝族诗歌主要是口承文学，因而要“便于人记诵，便于人人传，传之且久远”（佚名《论彝族诗歌》），当然要注重声韵，讲究“读来自有味”。汉族“自五七言诗成熟以后，就逐步脱离音乐性而独立发展了，”成为“不歌而颂”的“徒诗”（参见程毅中《中国诗体流变》）。汉族诗歌主要靠文字记载和流传，欣赏者可以反复“把玩”、“妙悟”，这和彝族诗歌是不尽相同的。
二、彝汉“意境”理论的比较
彝族诗论中“意境”这个范畴，最早在布麦阿钮（据考约为公元一千二百年前后南宋时期彝族的一位大布摩）的《论彝诗体例》一书中出现，“主干具形影，形影成意境。”布麦阿钮还有“意蕴”、“诗味”、“场境”（直译“场地”，亦译为“境界”，为了区别于王国维的“境界说”故译为“场境”。参见《论彝诗体例》第88页注5）等提法。以后佚名的《论彝族诗歌》（据考大抵成书于明清两代）中也有类似说法，“诗要抓主根，主根在意境”，“诗妙在有画，画中要有境，境中要有意，意通诗就精。”这比起彝族前代的先哲们的理论，显然是深入发展了，涉及到诗歌所描绘的具体形象和作家的创作意蕴相结合而生成的艺术“境界”。在彝族诗论中，“境界”或“意境”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其艺术结构，艺术效果是怎么样的？诗论家们没有做深入的理论表述。但通过诗论家们枚举的那些“有意境”的诗，我们可以体会到以下几点：
第一，注意客观景物的描写，强调写景要做到形神结合，以形写神。
“主干具形影，形影成意境”（布麦阿钮《论彝诗体例》）。形和影，这原来是从彝族古代宇宙观和自然科学里借用来的名词，“在彝族哲学中，影形对举，其含义近似于汉族古代哲学的形神、质言之也就精神和物质”（《论彝诗体例》131页译者注）。构成意境要有“形”，即对客观景物的具体描写，也即是诗中的“画”，是具体的、“实”的、可以直接唤起欣赏者的联想和感知的部分；同时也要有“神”的部分，这已接能到诗歌“虚实相生”、“形神结合”的内核了。布麦阿钮说：“诗有风寒意，云雨字上生”，要求诗人描写云和雨的时候，要能够在实写的景物之外，使人感到寒气袭人。清代画家邹一桂说“画北风图则生凉，画云汉图则生热，画水于壁，则夜闻水声”（《小山画谱》）。都同样是要求以形写神，以实写虚。第二，主张诗歌抒发感情，要借助景物描写，使所抒发的感情有所凭附。
“谈到诗的意，谈到诗的情，都因美景出，都在笔上生”（布阿洪《彝诗例话》）。诗人感情的抒发，不能无所凭附，必须借景抒情，刘勰所谓“神用象通”，“物以貌求”（《文心雕龙》），叶燮所谓“形依情则深，情附形则显”（《原诗》）。布阿洪举了一首诗作为例子，谈诗的意蕴：“阿迈这姑娘，站在垭口上，就象花含苞，又象云飞扬。她看娘家呀，娘家在平地，一片金晃晃；她看婆家时，婆家在平地，一片黑茫茫！可怜呀可怜，阿迈这姑娘！”布阿洪认为这首诗“意蕴深又广，”因为它能够融情入景，借“一片金晃晃”“一片黑茫茫”表达了阿迈即将离开娘家，嫁到婆家去时的独特的内心感受，表达了“阿迈的苦闷，阿迈的深情”，以对照的方式，说出了“婆家再好呀，也远比不上，娘家家里好”的心里话。“化景物为情思，”，因而意蕴深广。
汉族诗歌的“意境”理论，萌芽于《周易》的“立象以尽意”，在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中已见端倪，盛唐之后全面形成，此后，意境理论不仅在诗歌理论中，而且在画论书论中，成为一个重要范畴，历代学者文人不断充实和发展它，直到王国维写成了集大成的《人间词话》，对意境的本质特征，结构，审美效应以及意境的分类，都有论述。在形神兼顾，情景交融等核心内容方面，彝汉的意境说是相通的，但比较起来也有几点不同：
第一，在情和景两个方面侧重点不同。
彝族诗歌理论中，对物象、事象特别重视，“表现出一种在形象问题研究上重‘事’的倾向”（《彝族古代文论研究》第63页）。“各有各的景，景因物而呈，丰赡在于景，景依内容定”（阿买妮《彝语诗律论》）。他们主张：“你要写景物，景物要逼真，景物写得好，色彩层次深”（漏候布哲《谈诗说文》）。关于景物漏候布哲分成“天景”“风景”“晚景”“星景”“云景”等十六种，彝族先贤们反复强调“有景才成体，”“景色是诗体”（布麦阿钮）“有景好诗出，有了景之后，有了色之后，才会出好诗；”“写诗没有景，那你写的诗，再好不美了”（布阿洪《彝诗例话》）。因而，诗人们特别重视景物描写，他们热情歌颂大自然：“光明啊妩媚，彝地多明媚，彝家地方啊，清悠悠的水，重重大山冈，花叶多繁茂，花叶一丛丛，红花衬绿叶，青果嫩生生，„„”（布塔厄筹《论诗的写作》）。他们要求诗人写出大自然中的各种事物和色彩，“云彩的雪白，树木的碧绿，电光的闪烁，月亮的皎洁，太阳的灿烂”（布阿洪《彝诗例话》）。{彝语言文学自考}.
如果说彝族诗论特重客观景物的真实，汉族诗论则有时并不一定强调对事物的形、色的真切描绘，而更注意传神写意，抓住事物的某些特征，以一当十地表现。因而汉族诗歌较少受表现对象的客观性的制约，情和景的关系是以情为主，“借彼物理，抒我心胸，然则物非彼物也，一我之性情变幻而成者也”（清廖燕《二十七松堂集》）。
第二，在意境中的虚和实的关系上，侧重不同。
彝族诗歌主要是口承文学，“它扎根于民，它在民间传，”人民的生活是诗歌的沃土。因而诗歌的题材具有现实性，始终贴近人民的生活，切近现实，反映人民的疾苦和欢乐。“君长的房后，白马和黑马，山顶山腰白，山顶山腰黑，民人来放马，民人来养马，民人真可怜”（布塔厄筹《论诗的写作》）。直抒胸腔，痛快淋漓。有的诗通过恰当比喻，耐人寻味地表达意思。例如实乍苦木有一首三段诗：第一段写天上的星星不亮，被黑云遮住了；第二段：地上的花儿不开，是因为干旱；第三段：君长家的美女不嫁，因为小伙子门第低。批评了门第观念对美好的爱情的摧残和扼杀。彝族诗歌的要求是“浓墨绘事象，重彩描心谱”，追求“事情写清楚，心情全表达”（举奢哲《彝族诗文论》）。
汉族诗歌理论充满着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意味。汉族诗论非常重视在语言所描绘的实的形象以外的虚空中，表现无限的宇宙之气。老庄认为宇宙的本体是“道”，“道”是“有”和“无”的统一。要表现道，只有用虚实结合的“象罔”才能实现。这对中国古代意境理论影响十分大。中国古代的艺术理论无论是绘画、书法还是诗境词境，都要表现出万事万物的本体与生命的“自然流行之气”，都追求以有限的实境，表现无限的空间，以具体的象，表现抽象的道。追求“一种形而上的，非写实的宇宙灵气的流行”（宗白华《美学散步》第70页），所谓“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诣”“言外之意”。乃至认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认为诗歌应该“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严羽《沧浪诗话》），尽力摆脱掉概念语言对诗的束缚，要能够做到“无字处皆其意也”（王船山《诗绎》），在言外的虚空中，完成一种气韵生动，韵味无穷的境界。
第三，由于对诗歌以及其中的意境的理解不同，彝汉诗论家对诗人的修养有侧重不同的要求。
和彝诗重“物象”的描写有关，彝族先贤们都极为重视诗人的知识、阅历、见识对于写好诗的重要性，强调知识读书对于意境创造的作用,“知识是诗根”,“学识是根本，文以学为主，渊博出好诗，才高学必富，诗文能者作”（阿买妮《彝语诗律论》）；“人们用知识，写下诗和文”（布麦阿钮《论彝诗体例》）；佚名《论彝族诗歌》说：“意境靠想象，想象靠见识”。彝族诗歌多用联想。例如诗歌中常见的“三段诗”。这种诗体抒情咏物均可，在传统诗歌和民歌民谣中广泛流行。它有固定的格式，每首分三段，一二段以景物起兴设譬，第三段写人物同时点题。例如佚名《论彝族诗歌》中的一首诗：第一段写百兽相聚，豹子没有来；第二段
篇四:《彝文资料》彝族语言文字规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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