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泊梁山：农民理想的构筑和义理道德的深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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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中国思想史上，士大夫的社会理想偏重于政治伦理，农民的社会理想偏重于经济伦理，水泊梁山则是这两种社会理想撞击交融的结核。它在经济上实行了军事共产的原则，并由此生发出新道德的因素，但总体上仍然以传统的纲常伦理体系作为观念认知的基础；如果说在义的理解和实践中尚且表现了新旧观念的二重性，对于忠、孝等道德范畴则更具有沿袭传统意义的唯一性。在与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名著《乌托邦》和《太阳城》的比较中，它体现的是一种积极的改良而非革命性的转换。它表明封建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已经侵蚀农民的理想，成为社会的共识。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凭借旧的道德观念体系以进行富有新质的社会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并想获致成功和胜利，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想象力和高度创造力的民族。对于理想世界和理想境界的想象、构筑，是我们民族创造性心理的重要内容。这种社会理想的构筑，可以《礼记・礼运》的所谓大同世界为典范：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一个没有阶级和等级，没有剥削和压迫，生产资料公有，人人努力劳动、平等互助的社会，它不仅是上古中国的理想国，而且也是古代中国关于社会理想构筑、发展和完善的基础。古代先贤似乎对社会理想的描绘有一种特别的兴趣，甚至可以说人各有其模型和蓝图，但无论是士大夫文化还是大众文化，就其一般性的社会理想而言，无不与“大同世界”有着密切的姻亲关系。
作为士大夫文化的理想社会，其建构显然偏重于政治伦理，主要表现为个性的自由、经济的平等、政治的清明等等。如庄子的丰富想象意在“无为”思想的艺术传达，屈原的出入天地则旨在政治窳败的现实逆转。《论语・侍坐章》中曾皙的向往：暮春之时，春装着身，成年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沐浴于沂水，迎风于舞雩，然后唱着歌归去，引起了孔子的慨叹：“吾与点也。”这里虽然强调的只是个体人格的充分自由，但作为一种理想和向往，也具有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１）〕的意义。孔子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境界，与个性充分自由的境界和大同世界的境界，三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人性应是完满的、自由的，人格应是全面的、发展的，人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应当在探索、把握、驾驭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过程中达到身与心自觉、自由发展的人生境界〔（２）〕。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虚构了一个世外桃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种社会理想模式，明显地体现了自耕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的时代特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以男耕女织为基本形态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成为封建社会经济的主要基础，“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它与外在世俗社会的根本差异，则在于“俎豆犹古法”和“秋熟靡王税”的理想性〔（３）〕，即遵循古制，蠲免租税。进一步讲，它大胆摒弃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统治机构（赋税在本质上是统治机构的财政基础），人们的行为和相互关系主要凭借古老的道德传统和习惯，即借助于“风俗的统治”〔（４）〕来维系和评判。然而它已历史地改换了财产公有这一大同世界的本质特征，表现了大同世界与道家“小国寡民”的改进型折衷合流。南宋时康与之的空想社会主义，在古代思想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他在《昨梦录》中设想了一个社会安宁、民风淳朴的理想国：“此间居民虽异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气不若，……凡衣服、饮食、牛畜、丝纩、麻ｘǐ＠①之属，皆不私藏，与众均之，……金珠、锦绣、珍异等物，在此俱无用，且起争端。……有绮谷、珠玑之属，众共焚之。所享者，惟米薪、鱼肉、蔬果，此属不阙也。惟计口授地，以耕以蚕，不可取衣食于他人耳。”这个空想十分奇特：生活资料公有，但生产资料却私有（其中牛畜属公有）；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严禁奢侈日用品的采用和普及；社会财富明显增加，但古代中国最一般的贵五谷而贱金玉的货币认识和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仍占据着主导地位；耕者有其田的农业传统理想，男耕女织自食其力的农民天然权利，一以贯之。与桃花源相比，康与之的理想社会更表现出恪守传统农耕范式、抵御商业经济影响的顽强努力。
作为大众文化主体的农民意识，他们的理想社会更偏重于经济伦理，主要表现为财产公有和等级的废除。由于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文化垄断，农民理想的表达只能借助于具有猛烈冲决力的暴力行为，在起义和革命中方较为清晰而粗呈梗概地显现出发展的轨迹。汉末农民起义以道教的万年“太平”为纲领，“太者，大也；言其积大如天，无有大如天者。平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治，无复不平”〔（５）〕。体现了消除社会不平、废除等级特权、要求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思想。唐末农民起义领袖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６）〕，第一次把“平均”作为一面革命的旗帜。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以“均贫富”〔（７）〕为号召，南宋的钟相、杨么起义在此基础上又增添了“等贵贱”〔（８）〕的新内容。总之，在明末李自成农民大起义提出“贵贱均田”和“均田免粮”〔（９）〕的历史性革命纲领之前，农民阶级还只是从现实的自我感性体验出发，以分散的个体农民必然自发产生的平均主义思想作为理论武器，注意力只是集中在富人财产的剥夺均分、集中在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和消费上，即如恩格斯所说的，还只是“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的反应”〔（１０）〕。农民并没有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生产，因而也就不可能认识到造成封建社会贫富不均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的分配不均，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
历史上士大夫文化的理想构筑是他们现实政治伦理建设的企求目标，实际上从未实现过也是决不可能实现的；历次农民起义如迅雷闪电，释放巨大能量后也很快消失在漫漫的夜幕之中，但是，两种文化的交融和撞击，在《水浒传》〔（１１）〕中构筑了农民的理想王国――水泊梁山。它成为以往一个历史阶段具有系统性和总结性意义的文化结核。
与黑暗的封建腐败统治形成鲜明的对照，水泊梁山是一块光明的理想天地。在这里，不存在以等级特权为标志的贵贱贫富的差异，大家互为兄弟；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小秤分银，生活资料免费供给，不存在财产私有和分配不均；以任何手段和途径占有的私人财产都抹去了原有印记，重新贴上了军事共产的标签，财产公有，共同消费，已成为最基本的经济生活和道德生活原则。英雄豪杰们在“替天行道”的旗帜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历代农民所能想象的美好愿望，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实现：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王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手，都一般儿哥弟相称，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家，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曾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１２）〕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平均，各秉所长，各尽所能，尽管这在封建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但作为社会思想史上的一个环节，正体现和反映了当时农民对于未来理想世界的美好憧憬；作者施耐庵在此所表现的巨大热情、过人胆识和杰出才华，使得六百年后的我们也由衷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