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建批评的公信力？(一)
详细内容
1、
最近有不少关于文艺评论的批评，在我看来，批评所遭遇的最大危机，并不是红包批评或研讨会泛滥，或者说这只是批评危机的表现之一，而最根本的问题则在于“公信力”的丧失。批评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辨别优劣，通过它的选择、分析、判断，应该使优秀的作品脱颖而出，使粗劣的作品相形见绌，从而使整个文坛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保持一种良好的生态，这应该是批评所应尽到的责任。但恰恰在这一方面，批评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在于重建批评的公信力。这不仅对于批评的声誉是一种挽救，也是整个文坛形成“优胜劣汰”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好的生态，任由粗劣的作品横行天下，而使优秀的作品湮没无闻，不仅是批评的失职，也将使文坛陷入一种恶性循坏。
目前批评的弊端已有不少人做出了分析，但大多集中在红包批评上，红包批评可以说是商业化逻辑侵入文艺界的一种表现，除去红包批评之外，其他批评各有利弊，我们可略作一下分析。“人情批评”或“小圈子批评”，因为有人情，或在一个小圈子里，所以其好处是对作者有一定的了解，如果能“知人论世”，写出较为公正、客观的批评，应该是外人所不及的，但在现实中往往为了人情或“圈子”而隐恶扬善，只说好话，这便使批评变成了一种“表扬”，这正是它为人诟病的原因。“媒体批评”的长处在于方便快捷、消息灵通，但其不足在于过于追求新闻效应，有时也难免陷入商业化的逻辑之中。
“酷评”的一个好处是能够仗义直言、毫无顾忌，这正是它最初受人瞩目的原因，也可以说是对上述“表扬”的一种反拨，但现在的“酷评”也有其不足之处，首先在于“哗众取宠”，它常以一种高蹈的标准和姿态发言，有时会显得故作姿态；其次，这种批评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抓住作品中的某一部分大作文章，而并未对作品做整体的把握和分析；再次，往往会因人废事、因人废言，由于对作家作品采取过于“酷”的态度，与作家会产生某种情感上的矛盾或对抗，评价上便难免会产生偏差。
“学院批评”使批评获得了一种“独立性”，它们不再只是面对作品的依附性文体，而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批评不仅要面对作品，而且也要面对世界，表达作者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与思考，批评家们多以自己的理论来解释作品与世界，其好处在于使批评具有一种理论的视野与深度，而其不足之处则在于有的批评家过于依赖理论，尤其是西方理论，从而出现拿某种理论生搬硬套的情形，这就使作品成为了论证的材料或者批评的附庸，有的甚至不看作品，只看一个故事梗概就拿来套，所以在文坛上就有了“批评家不看作品”的怪现象；这一批评的另一个不足在于较少做价值判断，他们专注于学理辨析，而对一个作品的优劣高下不做回答，这或许是出于“学术性”的考虑，但却回避了批评应承担的责任。
这就使另外一些批评家受到欢迎，他们注重技术与细节分析，尊重作品的独立性与艺术性，我们可以称之为“专业批评”或“技术批评”，但同时他们的一个缺点，则是缺乏理论视野与大的情怀，只靠印象与所谓的“灵感”进行批评，有的甚至以没有理论而自豪，但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所谓“没有理论”只不过是信了最庸俗最流行的理论，缺少反思与反省的能力而已。他们贴近作品，但只能在一些细枝末节处着力，而缺乏一种宏观的审美与历史把握。
除去以上诸种批评的利弊，批评中还有不少怪现象，一是“眼球文学”，就像“眼球经济”一样，只要你能够吸引眼球，不管什么样的批评都会得到关注，好像取消了正负号的绝对值，甚至作家也是这样的心理，只要能够引起关注，不管是捧是骂都会觉得好，甚至还有人主动请别人骂自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诡异的现象；二是“权威崇拜”，不管开什么样的研讨会，只要显得上档次，就会请批评界的一些权威，也不管他们说什么，只要他们出场就万事大吉了，这些权威成了批评界的象征，形成了一种“垄断”，这既让他们疲于奔命，也使一些青年人严肃认真的思考无法得到重视；等等。要重建批评的公信力，应该使这些怪现象销声匿迹，并使能发挥上述诸种批评的长处，克服其弊端。
2、
批评是一种对话，或者说我理想中的“批评”，是一种对话。这样的批评既是与作品的对话，也是与世界的对话；既是与作家的对话，也是与读者的对话；既是与（西方）理论的对话，也是与中国经验的对话；既是与写作者内心的对话，也是与其他批评者的对话。
批评既不高于作品，也不低于作品，它不能“指导创作”，但也不是创作的附庸，它与创作是两种面对世界的不同方式。如果说文学作品注重个体经验的表达与想象力的飞扬，而批评则更注重从理论的角度对作品做出阐释、讨论与命名，这同时也是作者对世界发言的一种方式。我们应该尊重作品的独立性，也应该尊重批评的独立性，两者不是你依附于我或我依附于你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酷评”也好，“媚评”也好，都是一种不平等关系的表现。
同样，批评与作家也应是一种对话关系，它不应像传统的传记批评一样围绕著作家转，也不应像“新批评”那样将作者排除出关注的视野之外，而是既关注作家，但又不为之左右，能发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在这方面，李健吾与巴金关于“爱情三部曲”的争论，严家炎与柳青关于《创业史》的辩论，都可以作为榜样。与读者的关系也是同样，它重视读者，但不应像“读者反应批评”那样一切以读者的意见为最终鹘的，张恨水、金庸、琼瑶的读者再多，在文学史与思想史上也不能与鲁迅比肩。但这并不意味着读者不重要，批评家也是读者，是一种特殊的“专业读者”，他们应该能以自己的知识与经验对作品做出独特的阐释，以此与读者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