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新动态及我国因应策略(一)
详细内容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所面临的艰难和曲折的原因，并在简要介绍和分析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出现的新动向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参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因应对策。
【摘 要 题】地区经济
【关 键 词】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经济全球化/因应对策
【正 文】
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世纪。经济全球化在直接推动货物、服务、资本、技术和人员在全世界范围内愈益自由流动的同时，也间接影响着不同经济体的法律、政治和文化不断交融与相互吸收。由此，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合作不断呈现和发展，各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共同体和关税同盟日益多见。至今，已经很少有人怀疑经济合作对于经济贸易的发展和国际经贸秩序的维护所起的作用了。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欧洲、北美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成功以及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缺失而致的风险呈现，加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也已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呼声。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积极参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在我国政府、学界和企业界也逐渐形成共识。
一、亚洲区域合作的艰难和曲折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起步晚、进展慢。尽管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形成为亚洲合作增添了亮点，中、日、韩3国最近也异常积极地参与合作谈判，但显然，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不仅远远落后于欧洲和美洲，而且在促进亚洲更大发展和协同抵御风险方面的能力也差强人意。较长时期以来，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进展缓慢甚至止步不前，期间经历的艰难与曲折曾经一度令亚洲乃至世界不满和失望。形成这种局面，既有亚洲各国自身的原因，也有来自外部的多方面因素。
（一）内部原因
1.亚洲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不利前提条件 上个世纪中后期以来，亚洲经济曾经一度扮演着“黑马”的角色。“亚洲四小龙”的出现，日本经济快速腾飞和东盟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改革开放20年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无不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然而，亚洲经济发展又是极度不平衡的。主要表现在：经济规模相差悬殊，例如，日本的GDP高居亚洲各国之首，它是马尔代夫的7000余倍，达东盟15国GDP之和的5倍多；其次，经济发展速度严重失衡，东亚、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尤其是中国、韩国和东南亚各国今年来经济发展迅速，而有的国家则发展缓慢或停步不前，甚至出现阶段性倒退的情况。
由于存在经济水平参差不齐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异，亚洲各国富者（如日本和韩国）大多不惜舍近求远寻找美欧俱乐部，穷国（如巴基斯坦和朝鲜）则囿于本土埋头苦干希望早日脱贫，相互之间既存在需求不对称，又难以找到彼此可以接受的合作途径和内容。
2.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多样性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制约因素 尽管在“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总体方向下，各国对外优先发展经济与贸易关系的总体方针不容置疑。但是，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对于国家之间经济贸易关系发展的影响仍然不可小视，甚至在一些时候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建立紧密和不断提升的经济合作关系而言，政治法律方面的阻碍更显突出。经济上，亚洲各国大体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市场化程度和市场发达程度又相差较大）。但政治上，日本、韩国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的推动下建立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体制，泰国、马来西亚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政治体制缺乏稳定，中国则在“一国两制”的构思下一国四区，政治体制也不尽一致。在各国政治体制各不相同而且缺乏认同和兼容性的情况下，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也就很大程度上受到制约。
作为政治体制的一部分，亚洲各国的法律体制也成为阻碍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国际经济合作，必然有赖于组织成员间的制度设计和权威规则的确立，但更需要各成员从根本上确保这种合作在其领土范围内有效和切实的实施。从法系来看，亚洲既有完全的英美法系国家，又有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还有中华法系等其他法系的国家；从法律实践情况来看，既有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法律比较健全和完善的国家（或地区），也有立法正在不断规范和完善的中国等一些国家，但依然存在一些立法滞后、欠缺稳定和连贯等各种缺陷的国家。这种参差不齐的现象构成了区域经济合作的一块难愈的“硬伤”。
3.政治和军事上的猜忌甚至对垒对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构成不小的损害 与西欧、北美不同，亚洲各国（地区）之间缺乏信任，政治上、军事上彼此猜忌和对垒比较明显。尽管亚洲地区并未造成现实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但南亚安全问题时有爆发，朝鲜半岛局势并不稳定，东南沿海纠纷依存，台湾问题成为敏感话题，加之日本的历史问题，使得这一地区政治上不团结甚至互相拆台，军事上互不信赖，甚至时有摩擦。在这种形势下，区域经济合作缺乏基本的基础条件，一些国家如日本、韩国纷纷采取“舍近邻而结远亲”的方式，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反而遭到忽视或者无视。
发展经济关系、建立经济合作离不开彼此信赖的政治和军事关系。难以想象，在一个政治上相互猜忌，军事上彼此对峙的地区，经济合作如何能够得到实质性推动。而这也就是亚洲或亚太合作论坛表面上热热闹闹，但实质性成果却鲜有达成的一个主要原因。
4.文化的雷同但非同质性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又一个重大障碍 亚洲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大的民族主要有汉族、大和族、朝鲜族、蒙古族，同时又是世界上民族状况最复杂的地区之一。这一地区的各民族长时期以来，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形成了具有巨大差异的文化心理素质。例如，日本（大和民族）由于受到鲜明的岛国意识影响，不愿与东北亚的穷国进行经济合作，而把合作的重点放在富裕的美国、欧洲和东南亚。中华民族则在漫长和令人骄傲的历史中形成了“大国意识”，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团队”精神，文化总体上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宗法家庭为背景、儒家文化为传统。实际上，小农经济、宗法家庭和儒家文化的文化心理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相协调甚至严重违背，对国际经济合作则往往形成羁绊。朝鲜和韩国都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它既有类似日本的岛国心态，也无法脱离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复杂而又不稳定。
亚洲各民族，无论是在语言系属、宗教信仰、民族性格、生活习俗上，还是在道德伦理、价值取向、行为准则、思维方式、文化色彩上都有明显的差异。在这里，民族文化心理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导致相互关系的排斥性和松散性。反映在区域经济合作上就是缺乏向心力和融合性。无论是论坛还是经济圈，各国都想把“圈”建在以我为中心的基础上，并不愿把力量投入到地区合作具体内容上，便是由民族文化心理因素造成的在经济合作中缺乏向心力和融合性的具体表现。
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政治体制各不相同且彼此缺乏信任，军事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垒，文化上相近交叉但不同质，从而影响了亚洲各国普遍性的对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不认知、不认同乃至冷淡的态度。
（二）外部原因
1.美日关系过分强化制约了日本在亚洲的力量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一方面通过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确立了美在日驻军，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扶持日本经济发展的方式，在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和亚太地区维护其军事地位政治影响。美国希望加强美日战略联盟，以进一步维护和加强其在亚洲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利益，因此极力反对日本参加其他组织从而淡化日美关系或者对既存格局形成损害。从日本方面来看，既希望维持与自己的最大贸易伙伴之间的特殊关系，又迫于自己政治上在亚洲孤立的尴尬地位和处境，因此在亚洲是“欲有所为又不敢大为”，只好小心谨慎从事。
2.总体稳定但麻烦不断的中美关系分解了中国的精力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双边关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尽管双方已经提出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但中美关系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双方在贸易、人权、武器控制等方面的分歧长期存在，而台湾问题更是敏感和核心的问题。中国需要亚洲，但似乎更多的时候，中国不得不努力改善和发展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这也是中国过去较少参与亚洲经济合作的一个方面原因。
3.美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矛盾限制了东南亚各国的自主权 基于东南亚地区是一个巨大而且日益重要的市场，美国不愿放弃这种优厚的利益。根据美国的战略，占领和维护市场的重要一点是排斥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亚洲经济组织，尤其是一个由可能取代美国在亚洲地位的中、日、韩主导的经济组织。而东南亚国家虽然对日、中、韩等亚洲邻国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但同时也不乏竞争性，从而出现一种消极对待区域经济合作的倾向。另一方面，由于对美国经济较强的依赖性以及美国在各方面所施加的影响力，东南亚各国也一时无法摆脱美国的影响和压力，更多的时候只好看美国人的眼色行事。
4.APEC的论坛特征干扰了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开展 APEC从1989年成立至今，先后举行了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贸易、外交、财政、电信等各种部长会议，也先后发布了《茂物宣言》、《上海宣言》等各种纲领性文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APEC毕竟只是一个区域性论坛，没有固定的组织和可操作的合作机制，它所形成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对各成员也不具约束力，因此有着严重的局限性。这种看似热闹但缺乏实质性合作的方式，往往干扰了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
5.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亚洲的不定地位增加了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难度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理上不属于亚洲国家，但是基于地缘等各方面的原因，它们长期积极参与各种亚太经济活动，与亚洲国家和亚洲区域合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典型的是澳大利亚首先倡议召开亚太经济合作经济(APEC)会议，并于1989年主办首届部长会议，新西兰也成为APEC的创始成员。作为亚太经济合作的强有力推动者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固然功不可没，但这种广泛和论坛式的合作方式在渲染气氛的同时，却也增添了达成实质性的成果和建立有效的合作组织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