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一)
详细内容
本文结合了两项研究，第一是大家较熟悉的比较研究，主要针对中国和欧洲的消费、收入等项目进行讨论。结果发现在1750年左右，中国与欧洲较为发达地区在许多重要的经济表现极为相似。更令人惊讶的是，虽然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的人口极为稠密，在1750年时这些地区的生态问题并不比欧洲经济发展地区更为严重。[1]因此，这些生态问题本身并不足以解释在19世纪时东西方的巨大差异。
本文的第二项研究比较特别，乃利用中国经验来检视欧洲。在这里我用了两个18世纪的例子来讨论——这两个例子通常被用来说明何以欧洲经济有惊人的发展而中国经济却停滞不前。结果发现中国与欧洲有许多相似之处，表示两者的差异是一种不连续性的、外因性（exogenous）的发展。
三十年前,中西的差异被认为是由于欧洲的“工业革命”所造成。这场“工业革命”一般认为有下列几项特征：第一，它与“前工业”（pre-industrial）时代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第二，它首先发生于英国，然后传至欧洲大陆；第三，本质上，它仅限于某些重要工业的技术突破（先是棉业，然后才是煤、铁、钢及陆地运输），但并没有造成其他产业稳定而缓慢的成长；第四，正如某些学者所强调的，英国的工业革命主要依赖与殖民地间的贸易往来及奴隶的劳动力。
后来的学者则是对这些特征产生许多质疑。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欧洲的工业化只是长期缓慢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早在频繁的洲际贸易之前，欧洲已经出现市场、分工、创新及无数人进行小额利润积累等现象；就连一些洲际贸易并不十分活跃的国家也不例外。换言之，欧洲的工业化并不像英国一样有着全球性的影响。
我在最近出版的书中指出，这个结论容易误导我们对中国与欧洲的认识。欧洲由市场引动的稳定成长过程并非不重要，但它并不是造成与东亚及其他地方不同的原因。斯密型动力（Smithiandynamics）在中国及西欧都有极大的发展，但它并没有改变经济的基本形态——高度发展地区终将面临严重的资源限制，一部分是因为商业化与手工业都加速人口的增长。欧洲要避开这个难题需要新的科技，再加上煤、新大陆的资源及各种有利的全球性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这种条件在英国较为明显，至于法兰德斯及荷兰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所导致的结果，则与中国的长江三角洲或日本的关东平原较为相似。（更别说丹麦了，它以劳力高度密集的方式解决类似的生态问题以增加农业生产，其代价却是手工业的停滞不前，以及每单位工时的产出降低；这种情况到1850年以后才有所改变。[2]）工业化并非原始工业化的自然产物；我们很容易在中国及欧洲找到例证。
在影响深远的“渐进学派”中，JanDeVries认为工业革命是他所谓“勤俭革命”（IndustriousRevolution）的一部分。勤俭革命的第一阶段，约自1550至1850年左右，西北欧的生产方式有革命性的改变：工作时间延长，且将较多的劳动力投入到以市场交易为目的的生产；至于所需的消费品则不再由家庭自行生产，改由市场购得。因此，勤俭革命导致两项结果：牺牲闲暇以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及市场导向的专业化生产以提高生产效能。[3]
在16至18世纪，中国与日本核心地区也出现类似的生产方式。因此欧洲的工业化需要一个不同的解释。以下的讨论会说明勤俭革命在欧洲及东亚核心地区所产生不同的结果，并不是因为经济制度、社会心态或人口结构所造成的，而是因为煤矿所在的位置，以及在不同的政治结构下所形成的核心与边陲的关系（当然，这也与创新发明有关，但重要的差异仍源于影响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
本论文包括四部分：1）比较中国与欧洲的消费水平；2）分析中国劳动市场及家户劳动力的分配；3）检讨18世纪欧亚地区所面临限制经济成长的生态因素；4）讨论何以中国勤俭革命的停滞不前，恰巧与欧洲人口及每人产能的提高同时发生，后者的生态问题却趋于缓和。
大众消费与勤俭革命
1430年至1550年间，欧洲每小时或每日工资的购买力急遽下降，直至1840年或更晚才逐渐恢复到1350年的水准。[4]不过这段期间的遗产清单显示，特别是在1650年以后，一般人民的财产明显的增加。DeVries的勤俭革命有助于解释这种矛盾现象。由于人们延长工作时数以增加市场取向的生产，这使得他们能购买消费性耐久产品及日趋昂贵的面包。这可能减少人们的闲暇时间，而其生产家庭消费品的时间必然减少。例如他们不再制造家用蜡烛，而是把时间专门用于织布，将这些布所卖得的钱，用来买蜡烛。
中国也发生同样的情况。约在1100年之后，[5]每日工资的购买力即下降；但特别在1500至1750年之间，一般人“非必需品”的消费量增加，其中有许多与欧洲的非必需品是一样的：烟草、糖、较多质量较好的布匹，食具等。
（一）营养与健康
我们首先探讨基本的粮食摄取。不论是以总人口的平均数或是以劳动人口为基准，大多数的估算均显示，18世纪中国人的热量摄取与欧洲人相仿[6]。在1750年左右，中国与英国农村人口的预期寿命相差无几，比大部分的欧陆国家为高，这说明中国人与英国人的营养摄取程度大至相同。[7]最近的研究显示，1550至1850年间，中国的出生率等于或低于欧洲的出生率[8]；其中在1550至1750年间中国人口增加较快，而后来的一百年间，中国与欧洲的人口成长率则相等。[9]这说明中国的死亡率可能较低。
中国穷人的收入花费在粮食的比例也与英国穷人相差不多，方行估计在17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穷困农民的收入中有55%用于基本粮食供应，到了19世纪早期，比例则略为降低。[10]PhelpsBrown及Hopkins估计1790年代英国农村穷人的粮食占收入的比便为53%[11]。事实上方行的估算并没有包括妇女的所得，因而低估了家庭收入，并且忽略许多非粮食性的支出。[12]
（二）基本维生之外
中国人完全可以将他们额外的收入藏在屋子底下，但他们没有这样做[13]。许多家训甚至诋毁大众消费的增加。地方志及笔记小说里记载着远处的城镇中出售各种各样的物品；有的文献则描述各个社会阶层所消费的食物、布料及家具[14]。1800年以年，许多欧洲游客认为中国的消费程度较他们的家乡为高。[15]
量化估计印证了欧洲游客的印象。当然，这些数字并不精确；不过尽管我的估计相当保守，所得的结果仍然证实了中国的高消费水准。[16]
表1中国与欧洲茶与糖的消费量
1）中国
糖：在1750年左右，全国平均每人消费量3.8–5.0磅；在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最高每人消费量达10磅。
茶：1840年左右，每人消费量0.7磅，无更早的数字资料。
B）欧洲每人的糖消费量年代168017501800每人的茶消费量年代17801840欧洲1磅2.2磅2.6磅英国1.0磅1.4磅英国以外的欧洲0.85磅1.90磅1.98磅欧洲（不含俄国）0.12磅0.25磅英国4磅10磅18磅
资料来源：产量数字出自：CarlaRahnPhilipps,“TradeintheIberianEmpires,1450-1750”inTracy,Rise,第58-61页（葡萄牙及西班牙殖民地）；和NeilsSteensgaard,“TradeofEnglandandtheDutchBefore1750,”inTracy,Rise,第140页（法国、荷兰、英国殖民地）。Braudel,TheStructureofDailyLife,PP.251-252;Gardella,HaruestingMountains,第6、38页。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99页。欧洲人口数字出自：McEvedyandJones,第28页。英国消费数字出自：Mintz,第67、73页（用1700年的数字代替1680年）。中国消费计算，参阅：Pomeraz2000,第三章。
表2布匹生产与消费与比较
长江三角洲（不计产盐地区），人口约为3100万，1750年左右
棉布：每人产出约11.2–14.5磅（消费量未知）
丝布：每人产出约2.0磅（消费量未知）
中国，1750年左右
棉布：每人约6.2–8.3磅
麻布：未知，在1914–1918年间，每人约4磅
英国，1800年左右
棉布，亚麻布及羊毛布合计：每人产出约12.9磅，每人消费8.4磅
法国，1789年左右
棉布，亚麻布及羊毛布合计：每人产出约8.4磅
德国，1830年左右
棉布，亚麻布及羊毛布合计：每人产出约5.0磅
资料来源及资料问题的讨论，参阅：Pomeranz2000，附录F。麻资料，参阅：Xu&Wu2000:124。
由上述可知，中国每人消费水准至少相当于同时期或稍晚的欧洲的消费水准。茶与丝的高消费量并不令人吃惊；糖与布料的高消费量则相当出人意外。虽然这些资料有潜在性的问题，但我们仍能肯定在1750年时，长江三角洲的每人布匹生产量与1800年英国的数字十分接近。
数字上的接近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不过，此处所呈现的是16至18世纪以来欧亚地区的相似点：精英分子的城市化，贵族逐渐不再以大批待从作为地位的象征，消费手册的出版，一长串无效的禁奢法令（中国的禁奢法令到1550年以后便从未修订过）。研究近代早期欧洲消费水平的顶尖史学家PeterBurke利用英译的中、日文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东西方的相同点比相异点还多，至少对精英分子是如此。[17]
生产，妇女所得及家庭劳动分配
可想而知，这样的高度生活水平是在一些阻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机制上所建立起来的。学者们通常称这种现象为“内卷化”（involution）或“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equilibriumtrap）。[18]但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在18世纪中国及西欧的因素市场，那一个比较接近新古典主义所描述的情况。一般而言，中国的土地交易阻碍较少，行会的限制也少得多。[19]欧洲资本市场较易取得大笔资金，但这对铁路时代以前的生产活动影响较为有限：欧洲各国最大宗的债务多半用于战争（及后来的海外拓殖）。中国的利率比较高，可能是因为由于无力偿债所需付的罚金较少的缘故；这种高利率低风险的组合特别迎合农民家庭的需求，他们把大部分的投资用于农业及原始工业（proto-industry）。（即使利息比中国及欧洲还高，机械化工业仍然有利可图。）
关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限制，且在根本上迥异于欧洲的各家理论中，最有名的是黄宗智的“内卷化”（赵冈及JackGoldstone曾提出不同但相关的理论）。[20]大致说来，黄宗智认为中国人口极度稠密，以致当人们试图在其日渐缩小的农场上维持固定的消费目标时，他们便需进行自我剥削的生产方式，即延长工作时间以获得微薄的报酬。但由于稻米的亩产量比小麦为高，18世纪中国的土地需求并不会比大部分的欧洲严重。黄宗智的理论比较可能成立的部分则是，中国社会并不鼓励妇女出外工作，因此她们无法在市场上出售她们的劳动力；无论如何，她们都必需赖家庭维生，故一般农村家庭便迫使她们延长工作时间，从事家庭内报酬率低的生产（大部分是纺织品），面无需购买物品以减少家计负担。因此，这里所说的劳力密集并不是为了回应市场需求（或专业化）所作有意义的时间重分配，了没有产生手工业制品的大众市场。结果，这导致了经济内卷，而非发展。[21]
黄宗智的理论很有争议性。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不打算重复学者们的辩论，[22]不过从我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再加上去讨论黄宗智的看法。第一、上述的消费估计使我们怀疑在1750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准仅仅是维持基本生存的程度。第二、黄宗智所估计的纺织所得是根据1690年代的资料，此时棉布价格是1450至1850年间的最低点，而原棉价格达到同时期的高点。[23]如果把黄氏所估计的实际生产力与18世纪一般的价格水准相比，则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24]
纺线工人的所得仍然很低。但正如黄宗智所言，大部分纺线的工作由年轻女孩负责，而不是成年妇女（至少在长江下游地区是如此）；即使在最悲观的情况下，一年纺线210天的所得即养活一名女孩一整年。[25]比较乐观的情形下，由于大多数成年妇女既纺线又织布，所以更重要的是她们的收入实际还要多一些。如果她既纺线又织布，一年210个工作日可以赚得12两，以18世纪中期的稻米价格计算，这些收入可以购买一名成年妇女一年所需稻米量的三倍。另一方面，假定一名农业男工一年从事12个月的工作，除了现金收入以外，他还可以全年免费搭伙（实际上雇主会提供一些食物，但不是全部）。根据这些假定，我计算出男性农场工人的收入范围，大约是纺织工人收入上下15%的范围。
简而言之，不论中国家族制度的特定因素还有什么样的影响，至少在这个时期，中国男女工人的所得差距比欧洲男女工人的所得差距为小。[26]因此，在决定购买或自制消费品时，中国家庭有理由去考虑男人与女人时间的机会成本；许多证据显示他们的确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在说明生活水平的提高时，我们应该加上家庭资源运用的计算方式。中国与欧洲生产及消费的情况看来相当类似。
但是这些相似性并没有持续下去。在1750到1900年间，欧洲的人口及每人消费量大大增加；但中国的人口成长在1800年左右则明显减缓，每人的非谷物消费量亦降低：20世纪初期布、糖、茶的消费量都在1750年最保守估计的水准以下[27]。我们将会看到，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高估了18世纪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