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汉字)的社会学研究(一)

详细内容

1982年初，著名美籍华人唐德刚先生在纽约唐人街华人联合会上发言否定了汉字拉丁化的一些理论。当时。他对于汉字拉丁化的最后一种理论依据――“汉字难于进入计算机”批驳说，“我主张从改革电脑看手，切不可去改革文字，且改革电脑较快也容易成功…”。在他发言后不到五年，王永民的五笔字型汉字输入法就首次取得成功。自此以后，从汉字字形出发的几种汉字输入法相继问世。推广经验证明其输入速度与质量甚至比拼音文字还优越。汉字难以进入计算机的滥言，终于永远波进步的科学抛入历史的垃圾堆。但是，文改所遗留的一些错误理论，仍未得到彻底的戳穿，它仍能以其似是而非的面貌在语文领域肆其淫威。唐先生在这次讲话中还指出：“文字自有它的社会作用，还有历史作用。”因此，唐先生认为社会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在文改上的意见还‘较重要’。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我负欠唐先生的这一期望已有十年，然而，对于用社会学的观点去论述文字、语言和评论文改中的理论，却是经常荥回于我脑际的问题。对此，我也有如骨鲤在喉，一吐为快。

文字不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

西方的语言学家和现今中国的‘语言学’家。一直都把文字定义为只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而且，以此确立语言(本文所用‘语言’一词，只指有声语言)和文字的基本关系。然而，语言和文字关系的这一界说却是根本错误的。其实，语言和文字都是人表达思维的工具和交流信息或社会互动的符号。文字并不从属于语言，而是与语言平行从属于人的思维和社会信息的互动。《易・系辞》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许慎《说文解字》也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尽管这里所讲的文字的起源并不很多，可再清楚不过的是，不沦是神农的结绳记事，还是仓颉的创文造字都不是声音的记录。那么辨明此点的意义何在呢?语言与文字产生的先后，其实无关紧要，但它们产生的根源却与其各自的社会功能紧紧相联。语言虽然较为便捷。但是它致命的弱点是受到时间和空间的严格限制。而文字正是为了突破思维表达和社会信息互动的这种时空限制，才应运而生。所以，语言和文字虽同源出于人的思维和社会的信息互动。但它们的社会功能却完全不同。语言取其便捷，而文字则求其久远。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文字要达到最大的历时和共时效应。如果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那么。文字的这种“历时性和共时效应”就必然受到语言的约束。特别是受到语言本身局限的约束，如语言随时间及种种社会因素(如外族入侵等)而变化极大，因地域方言方音的影响而发生庞杂的歧异等等。这样一来文字也只是语言有限度的时、空延长，它无法摆脱语言本身固有的缺陷。所以，一种文字，越是能摆脱语言的局限与羁绊，直接与思维沟通，它就越能发挥文字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社会效应，从社会功能上说它也越成熟越先进。而汉字就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样一种文字。

拼音文字不是全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

文改中的又一个重要理论错误，就是说“拼音文字是全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这个理论后来被吴玉章冠以‘毛泽东说’这样的桂冠，于是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然而，拼音文字并不是全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相反它与摆脱了语音约束的直接表达思维的符号或表意文字相比，它是一种从属于语言的、二手的思维表达工具，甚至可说是一种半路的、不成熟的人类发明。许慎在《说文解字》申说:“……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这里可以明确的是，形声字根本不是拼音字，所谓形声‘相益’，它首先是‘形’的指示，其次才是‘声’的提示，两者‘相’得益彰，才产生了形声字。这种字较之表音或拼音文字的好处是因为它有形的制约和仅止于是声的提示，它基本上也不再受语言的干扰，它仍是属于表意或符号文字系统的东西。正是因汉字从其创始，就充分实现了文字的最理想的社会功能，所以，它才能够在曾经是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不沦是讲哪种方言、哪些方音或哪种民族语言的中国人中间通行无阻。而且，自中国汉字产生的四千余年间，不沦是哪个民族入主中原，也不论她们是否已有文字(如蒙族有拼音的蒙文，满族有拼音的满文)，都不得不遵奉汉字为通行文字。与中华大地相比照的欧洲也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然而，却有拉丁、日尔曼和斯拉夫三大语系三十多种语言和二十多种拼音文字。据说中国之能获得统一要归功于秦始皇，可实际上秦二世而亡，以后分分合合，尽管有五胡十六国，蒙、满入主中原达数百年之久，但终于能维系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这其中汉字的统一维系作用实在比政治与武功远为强大得多，特别与欧洲相比恐怕是再清楚不过了。而且，值得人们，尤其是文改先生们反思的是，自从文改提出以后，汉字拉丁化的呼声甚嚣尘上。一度甚至加上了最强的政治助力。然而，三十年的‘拼搏’，却始终找不到一种合适的可以记录汉语的拼音文字。他们先是想在拉丁字母拼音上加四声符号，继而又要以标准化词的拼写和推广通话来建立这种拼音文字，但是，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在汉字优越性逐步为有识之士所揭明的形势下，一撅不振。这是很明显的，一种成熟先进的文字体系是不能被一种落后的文字体系所代替的。历史上蒙、满文没有能取代汉字，今天的拉丁拼音字也不可能取代汉字。如仍不信，那么被视为拼音文字的英文，也已在某程度上与语音脱离，而成为一种不查字典就常会难于拼读的文字。这就是英文这种拼音文字的迫不得已的向符号文字的转化或进步。所以，拼音文字决非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如果有，拼音文字也只是一个中间阶段，文字的真正发展趋势是向直接表达思维的符号化文字转化(这种转化首先是性质的转化，而不一定是形式的转变)。而汉字就是目前人类所能达到的最好的符号化表意(思维)文字。

文字是文化的基础

语言学家不论哪个学派都共同承认，语言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交际工具。但是，至今语言学家对人的语言和动物的叫声根本区别的界说，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然而有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是：只有人类才具有作为思维和社会交往高级工具的文字。而且，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肯定地认为，自从人类有了文字以后，就从一个蒙昧的时期进入了文明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的核心就是由文字产生的广泛文化成果(这里所说的文化当然是指狭义的文化而言)。有声语言不能产生这种文化，因为，文化是人类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与传授的成果，有声语言的可怜的历时效应和共时效应都无法完成这一人类的伟大任务。所以，只有文字才是文化的基础和载体。就文字与文化的关系来说，一种文字的历时效应越长，它所涵载的文化内容越丰富，一个民族和社会越发达，这种民族文字所包含的科学技术信息量也越巨大，那么这样文字的社会价值也越高。中国自周秦以降，数千年间由汉字所积累的文化典籍车载斗量、汗牛充栋，无法计数，它是中华民族最丰富的文化宝藏。我们学习汉字的目的，不光因为它是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打开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金钥匙，它是掌握和运用这种文化的唯一不可或缺的工具。今天，英文己经成为最接近世界性文字的一个文种，虽然使用英语的民族约只有七亿人口，但是。英文所涵载的文化科技信息却十分庞大。这就是一切外国人都愿意首先学会英文的根本原因。相比之下，那虽然叫做"世界语"的人造语文，却远远不能达到被做为世界性语文的水平，这是因为它的文化基础太单薄，它所涵载的文化科技信息量太贫乏的缘故。

文字改革对全民族文化的发展不是促进而是促退！

将近一百年前，那个创制切音新文字的卢赣章就是打着普及全民识字率，提高全民族文化的旗号，而推行文字改革理论的。那么文字改革是否会获得这种效果?事实证明恰恰相反。因为我们知道，一种民族文化的基础越丰厚，它就越易于发展。而丰厚的文化基础是由文字久远的历时性和广袤的共时性所形成的和民族文化发展所奠定的。一个民族的文字如果改来改去，首先就无法积累丰厚的文化基础。从汉晋之际汉字楷书出现以后，汉字己经固定了两千年。如果就汉字的造字体系而言，甚至可以上溯至殷商的甲骨文字。所以，中国的古代文字和文化才能易于为今人所接受。不错，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丰富，文字也在不断发展，《说文解字》收字九千余，《康熙字典》已收字四万九千余。但这是创新却非改旧。而且是秉承汉字造字规律的一种增新。如果真有一种全‘新’文字能代替已经传承了数千年的汉字，那么毁弃传统文化基础，创立新‘文化基础’，也远非一蹴而就。而且这个‘新’文化基础将比前述那个‘世界语’的文化基础更贫乏更单薄，要想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推进全民族文化将是一种痴心妄想。所以，这种‘新’文字推行之日，也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倒退之时。因为，一个民族文化是无法只靠有限的教科书和时下的报刊而得以提高的。十年文革的实践，那时学生只读有限的课本，人民只看小红书或四卷宝书，图书馆藏尘封，书店里空空荡荡，书籍被焚烧，杂志被停刊，结果是文化的大滑坡，就是最现实的证明。西方的汉学家们对这种社会规律是远比中国的文改家和某些自称的‘文字学家’的人要了解得多。瑞典的高本汉先生早就指出，“中国人抛弃汉字之日，就是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基础之时，汉字拼音化如果实行，结果首先将是民族文化水平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