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高宗时期东南六路海盐政策的变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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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淮浙钞盐史的序幕，在高宗称帝前已经揭开。《宋史·张悫传》说：“高宗为兵马大元帅，募诸道兵勤王，悫飞挽踵道，建议即元帅府印给盐钞，以便商旅。不阅旬，得缗钱五十万以佐军。”张悫曾担任计度都转运使。他颇“善理财，论钱谷利害，犹指诸掌”。（《宋史·张悫传》）当时另一位发运使梁扬祖也说：“昨来兵马大元帅府”，“印卖东南、北盐钞引。”（《宋会要·食货》32之19）这“兵马大元帅府”，是靖康元年（1126）闰11月在河北相州（今河南安阳一带）建置的。第二年正月，移至东平（今山东郓城）；4月，又移到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大元帅府卖钞换钱的办法，本来是高宗即位前为应付急需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但高宗即位以后，在金军追逐下东逃西窜，竟过了十几年的流亡生活。于是，这权宜之计，居然变成了惯用的手段。
为了躲避金军的追逐，高宗和孟太后等曾逃经多处——先后至扬州、镇江、建康（江宁）、越州、明州、温州、吉州、杭州等地。这些地方，都一度光荣地被称为“行在”和卖钞中心。其中，除明、温州外，其余六处都作过中央专卖机构——榷货务的设置地。
南宋朝廷的第一个中央专卖机构，设在真州（今江苏仪征）。那是高宗应天府称帝之初；汴梁的金兵虽解围而去，北方的商业交通却仍未恢复。而根据当时发运使及提领措置东南茶盐官梁扬祖的报告，真州恰处于“两淮浙江诸路商贾辐辏去处”。于是，由梁扬祖“即真州置司”（《要录》卷17）。这一专卖机构的名称，先为“提领措置真州茶盐司”，后来改作“真州榷货务”（《宋会要·食货》32之20）。真州榷货务建立之际，虽然宣布停止大元帅府印钞卖引，但汴京当初发行的淮浙盐钞，仍继续流通着。这些京钞，无异于新朝廷的一张张债券。为了通过真州卖钞而直接获得较多的现钱，高宗于建炎元年（1127）六月十六日下令，将淮浙盐场的海盐，分为两半，一半支付给真州钞客，一半支付给持京钞者。其中，每天支发京钞的盐数，不得超过支发真州钞的盐数（《宋会要·食货》25之31）；又规定从七月十五日起，“真州钞止用见钱入纳”。（《宋会要·食货》32之20）
南宋朝廷的第二个专卖中心，设在扬州。建炎元年秋冬，金军大举南侵。宋廷臣僚在迁徙方向上发生争执。争议结果，是右相黄潜善一派得胜；主张西徙抗战的李网，则被罢相。高宗登舟向扬州逃窜。高宗既以扬州为行在，便又让该州通判开始印钞出卖，并根据黄潜善的建议，鼓励商贩淮南钞盐，售往原东北盐销区，条件是每袋添纳二贯，作为“借路钱”（《宋会要·食货》25之31）。扬州离真州极近——“止五十余里，又水陆相通”。（《宋会要·食货》55之25）虽真、扬“两处出卖钞引”，商旅却“尽赴行在，兴贩物货”。真州榷货务的存在，实际上已失去意义。所以，从建炎元年底至次年正月，将真州茶盐司移入扬州置局——“并真州榷货务都茶场于扬州”。（《要录》卷12）其“印卖钞引，并为一司”。不论是真州“已造下”的钞引，抑或是“扬州通判见卖钞引”，都改由扬州新的“行在榷货务”“衮同招诱出卖”（《宋会要·食货》55之25）。
继扬州之后的第三个专卖中心，是建康府——建炎三年（1129）五月前，称为江宁府（今南京市）。这一榷货务的初置时间，是建炎三年二月十五日，也就是高宗从瓜州仓猝过江，并以建康作“行在”之际。用当时骗人的官话说，是“近缘巡幸，已降指挥，分立一司，就江宁府召人算请茶盐。”（《宋会要·食货》32之21）
继建康或江宁之后的第四个专卖中心，是越州（今绍兴）。史籍虽未明载越州置务的时间，但金军过江和赵构逃至越州，在建炎三年十月（《要录》卷28）。那年十月二十五日的诏令也宣布：“客人愿于行在送纳见钱，或用金银算请钞引者，听。仍令提领司措置受纳，限日下给公据、或合同递榜前去。令杭州本场候到日下算给钞引。”（《宋会要·食货》55之25）这里说的“行在”，已指越州。越州创立“行在榷货务”，上距建康务场的设置，仅晚七个月。商人们手捧盐钞才离江宁，该城已被金军攻破。商人们在越州刚买到新钞，金人的铁骑又赶到越州。建炎四年（1130）正月，高宗逃至明州（今宁波），又一度跨海遁迹，或驻足台、温一带。钞客们也纷然聚向浙东支盐。一时投向温、台州的盐钞，足须那些盐场攒盐两三年才能支够。既然淮浙海盐已陷入兵燹战火之中，而印钞换钱的事，又须臾不可停顿；于是，高宗破例开放闽广钞盐进入淮浙盐区。其办法是，商人们在越州交钱买钞，去广东、福建支盐，贩至江浙荆湖来卖；或者，每袋交纳3贯“通货钱”，办理浙钞的“转廊”手续——“令行在榷货务换给新钞，赴闽广算请”。（《要录》卷31）有时，甚至允许用粮食换钞（《宋会要·食货》26之7）。
继越州之后，第五个专卖中心，是杭州——当时已升作“临安府”。建炎四年四月，金军撤离浙江，渡江北去。高宗从海上返回越、杭，下令将越州行在榷货务的官吏，分一半至临安“置司”（《要录》卷32）；后来又宣布废越州榷货务（《要录》卷36）。但实际上，越州与杭州两个榷货务并存的局面，仍维持了一个时期（《要录》卷48）。
真正取代越州务，又与杭州务并列的专卖中心，是建康。绍兴二年（1132），高宗从越州移驻杭州。宰相吕颐浩与秦桧，准备实行内外分工制。负责军务的左相兼枢相吕颐浩，拟在建康设置江淮荆浙诸军事都督府。于是，下令越州务场，移于建康府置局，并限三天办理结帐和转移等事项（《宋会要·食货》55之26）。建康府，原是南宋第三个专卖中心所在地；如今，又成了与杭州并列的第六个专卖中心。
南宋朝廷的第七个专卖中心，是镇江。绍兴三年（1133）四月，吕颐浩的都督府移往镇江，要求建康的务场，也相应移至镇江置局（《要录》卷64）。但是，镇江驻军纪律不好，钞商的钱财往往被人攘夺。所以，建康残留的务场，照旧“给卖钞引”（《宋会要·职官》27之50）；而且，与镇江、杭州务场相并列，形成三个专卖中心共存的局面。吕颐浩在绍兴三年九月罢相。至绍兴五年（1135），张浚以右相出任都督，希望在真州聚集钱财（《要录》卷87；卷114）。于是，下令将镇江务场的一部分官吏，分到真州“别置务场”，以便在该处专门办理出卖楚州盐钞的业务。“其镇江府务场，依旧存留看管，不得损坏”（《宋会要·食货》55之27）；实际上，与真州务并行卖钞（《宋会要·职官》27之50）。真州原是南宋初第一个榷货务所在地，这时又变成了第八个专卖中心。至此，南宋已出现四个专卖中心同时并存的局面。不过，真州务似绍兴七年（1137）废罢（《要录》卷114）。所以，继续保留下来的专卖中心，只是杭州（行在）、建康和镇江三处。其中，行在、建康两务，后来又在真州设置卖钞库（《隆庆仪真志》卷3）。直至理宗嘉定年间，真州才又设卖钞司，与三务场并列（《宋会要·食货》28之54）。
上述以经销淮浙盐钞为主的榷货务，是随高宗逃遁路线沿途设置的。此外，南宋朝廷还有另外一部分——包括孟太后为首的六宫眷属及“非预军旅之事”的“省部百官”等，走别一条路线往江西逃难（《三朝北盟会编》卷130）。南宋朝廷这后一部分的开销，主要也靠沿途卖钞。其卖钞地点，如洪州、吉州、虔州等处。吉州榷货务的“职事”，曾一度以发卖广东盐钞为主。商人在该处购置钞引，赴广东支盐，在广东本路或荆湖南北、江西吉州、南安军等处住卖。绍兴五年（1135）11月，吉州务随广盐政策的改革而废罢（《宋会要·食货》55之27）。
由于被称为“行在务场”的专卖机构较多，常常彼此混淆，难于区别，绍兴二年就它们的名称作了新的规定，象镇江、吉州等榷货务都茶场，今后一律叫作“行在场务某州某府置场务”（《宋会要·食货》55之26）。
兹将南宋初榷货务的设置、移徙情况，列表如下：（见下页）
二建炎至绍兴初的钞法十变
南宋初的钞法，曾屡变不已。据李心传说，自渡江至绍兴五年，“盐法五变”。他列举这五次变化的时间如下：“建炎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改钞法。绍兴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又改。十一月十七日，又改。今年（绍兴四年）正月五日，又改。通今改（绍兴四年九月十七日），所改凡五色。”（《要录》卷80）从今天看到的史料来分析，李心传的统计或许还可补充——从南宋立国到绍兴五年秋季，淮浙钞法至少改过十次。
南宋初榷货务设置移徙表
置务地点置务时间移废变迁情况
真州建炎元年(1127)5月初置建炎2年(1128)1月移扬州
绍兴5年(1135)3月再置绍兴7年(1137)废弃
扬州建炎2年(1128)1月建炎3年(1139)废
(江宁)建炎3年(1129)2月一度移越州;
建康绍兴2年(1132）闰4月长期保留
越州建炎3年(1129)建炎4年(1130)4月部分移临安,后废
临安建炎4年(1130)长期保留,称行在榷货务.
镇江绍兴3年(1133)4月绍兴5年(1135)部分移真州，长期保留
吉州绍兴5年(1135)11月废罢
南渡以来的淮浙钞法，始定于建炎元年（1127）五、六月间，即真州设“措置茶盐司”并发卖盐钞以后。该司的提领官兼发运使梁扬祖，曾奉命“措置”东南茶盐法。他“措置就绪”的政策，大体上与蔡京政和钞法接近：“茶法，自政和以来，许商人赴官买引，即园户市茶，赴合同场称发。淮浙盐，则官给亭户本钱，诸州置仓，令商人买钞算请。每三百斤一袋，输钞钱十八千”（《要录》卷17）。关于“商人买钞算请”的方式，这年六月十六日和七月六日的敕令，都作了规定。六月十六日的敕令说：“真州钞引，止用见钱入纳。自今年七月五日为始。”（《宋会要·食货》32之20）该敕令还要求各盐场按对等的“分数”率支付真州新钞和汴京旧钞盐：“以十分为率，内拨五分，支真州钞；五分，在京钞。其每日所支盐，在京钞虽多，不得过日下合支真州之数。”（《宋会要·食货》25之31）七月六日的敕令，比六月十六日的规定稍事灵活：“若盐仓有客人，同日算请真州并在京钞，即合遵依各支五分指挥。如或其日无真州钞，只有在京钞算请之客，自合不限分数，算请京钞。”（《宋会要·食货》25之31）真州钞与在京钞的支盐“分数法”，实际上是对旧京钞的兑现能力作了限制——就淮浙盐仓每天的支盐量而论，旧京钞一般仅能兑现一半。尽管旧钞的使用，尚无法定的贴纳和对带条件，毕竟它们是被延期支兑了。
南宋淮浙钞法的初变，是暂“许淮浙盐入东京，每袋纳借路钱二千”，与该东北盐销区的海盐“相兼货卖”。当时金军已再度南下，“滨海盐道不通”，而宗泽领导的东京保卫战即将开始。这一政策，原由吴直夫倡议，后经户书黄潜厚另行规划，提出在“行在”交纳“借路钱”的条件，于建炎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正式确定。〔1〕
南宋初第二次改变钞法，是由淮浙盐仓滞支引起的——其中包括在京旧钞的积压，和支盐机构工作效率衰退等原因。这次改变，发生在建炎二年九月。其主要内容，是改革支盐机构和调整包装制度，即废弃政和以来的“州仓”法。关于这次改变，我们后面还要另说。
第三次改变淮浙钞法，在建炎三、四年。其内容，是对买钞手段的限制逐渐放宽。建炎三年（1129）十月二十五日的诏令，鼓励商人在越州买钞。其入纳手段，已不像真州那样只限于“见钱”，而包括“见钱或用金银”（《宋会要·食货》55之25）。只是，需办理“召保给据，及报榷货务都茶场籍记拘收”等手续（《宋会要·食货》26之7）。建炎四年（1130）五月十四日的规定，又一度允许商人在各地“从便入纳米斛”，按和籴价“出结公据”，然后，“执赴榷货务算请盐钞。”（《宋会要·食货》26之7）
第四次改变钞法，是从建炎四年起，一度开放福建、广南海盐和蜀井盐进入淮浙盐区；淮浙盐入东京的政策，则因“道路不通”而废止。前已述及，建炎四年正月，以孟太后和六宫为主的宋廷一部分逃往江西之际，虔州、越州先后出卖广钞和闽钞。二月间汴京失陷前后，“诸色人自京师带到钞引”，纷然聚往高宗驻跸的浙东盐仓场。于是，该月甲午（21）日，开始在越州办理浙钞换广钞的业务。其贴纳“通货钱”，比淮浙盐入东京的“借路钱”多一贯，即增纳3贯（《宋会要·食货》25之34至25之36）绍兴二年九月，又放行夔州路大宁监盐进入湖北和京西（同上，26之2）。只是，所有进入淮浙盐区的广、蜀盐，均为弥补淮浙盐不足而用。一旦淮浙盐复通畅，这些外盐又停止行销。这类情况，曾不止一次地出现。
第五次改变钞法，是绍兴二年九月吕颐浩、张纯主持的改革。这次改革，内容比较广泛。就钞法而言，则主要是废弃对带法，改行贴纳法：“诏：淮浙盐，每袋令商人贴纳通货钱三千。已算请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陈，如私盐律。”（《要录》卷58）“通货钱”，本来是专为在淮浙盐区兼贩广盐而设立的，如今变成该盐区内普遍增添的一部分钞价——增长后的钞价，已为每袋21贯；而且，对业已支盐而尚未售尽的盐商，又是那样苛刻。所以，这则诏令一颁布，舆论便为之大哗。右谏议大夫徐俯上疏说：“立法太峻，于人情有未顺。恐天下之人谓陛下为利而不恤！”他建议考虑海道运盐之艰难，和商盐寄存等复杂情况，放宽期限，并允许以抵押盐货而纳息的办法，补足这笔贴纳钱：“乞转由海道之盐，俟到州县日为始；寄顿邸肆之盐，俟盐主到日为始。自是之后，钱有未足者，许质盐于税务，而宽其期。”徐俯的建议，后来被采纳。这年十月，高宗又降旨：“诏各展十日。如钱有未足，听商人于官司质当，取息三分。”（《要录》卷59）而下一个月，又要求吉州务出卖广钞，也“增贴纳钱如淮浙例”（《要录》卷60）。
第六次改变钞法，是恢复“分数”法。吕颐浩原以为“对带法不可用，乃令商人输贴纳钱”——大约是一律换给新钞或某种公据，统一使用。然而，实际上，新旧钞的差异是不可泯没的。他的贴纳法，并未解决旧钞的滞支问题。一个半月之后，他又不得不接受户书黄叔敖的意见，“复以分数均定，如对带”。十一月十七日的诏令说：“淮浙盐场所出盐，以十分为率，四分支今降指挥以后文钞，二分支今年九月甲申以后文钞，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后文钞。”所谓“今年九月甲申以后文钞”，指贴纳通货钱的文钞。“今降指挥以后文钞”，则指绍兴二年11月17日以后的盐钞。这新钞是否照旧贴纳，没有明说。但从它与“今年甲申以后文钞”区别对待，并仅支“二分”来看，可能未输“贴纳钱”。换句话说，十一月七日以后的文钞，似乎又取缔了“通货钱”——钞价复为每袋18贯。
第七次改变钞法，是再度调整“分数”法：“十二日，三省言：淮浙盐场日收盐货，见以十分为率，分作三项支遣。内，一项，系四分，支全新文钞。见今客人算请，诸场支发，别无阻隔滞留。二项，系四分五厘，及一分五厘之数。支发日久，见在钞数渐少，理宜措置。欲乞榷货务自今来指挥到日，许客人指定于逐场前件三项支盐分数内，从便算请。从之。”〔2〕这则资料中所说的“四分支全新文钞”，是指40％的盐，用来支付那些并无搭带而全持新钞者，另外“四分五厘及一分五厘”，大约是对前次“四分”与“二分”比率的调整，即将搭带“九月甲申以后文钞”者缩减5％，搭带“建炎渡江以后文钞”者，扩支5％。
第八次改变钞法，是绍兴四年（1134）正月再行贴纳法。当时的宰相是朱胜非。这年正月5日（乙卯）的诏令说：“榷货务见卖淮浙盐钞，每袋于钞面前上添钱三贯文省，通计二十一贯文。数内掯留钱，除旧数外，更行掯留六百足，于盐场送纳，充再添盐本钱。其贴纳钱，令本州军类聚，候及一万贯，赴行在榷货务交纳。”（《宋会要·食货》26之21）这里提到包括“贴纳钱”在内的钞价时，称“通计”21贯文，或“通旧为”21千。可见绍兴三年的“旧”钞价，为18贯。这就为上文绍兴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曾取缔贴纳钱的推断，提供了新的证据。
第九次改变钞法，是绍兴四年九月再度取缔贴纳钱。正月再行贴纳法之诏颁布后，商人们大约采取了抵制态度——“入纳迟细”，买钞量锐减，于是，高宗不得不在九月戊申宣布：“诏减淮浙钞盐钱每袋三千”，“依旧作一十八贯文”一袋；并“令诸场对支新旧钞各半”。（《要录》卷80；《宋会要·食货》26之21）
第十次变动钞法，是绍兴五年（1135），在原“对带”不变的情况下，开放新的“入纳”法，实施“二法兼行”的双轨政策。新的入纳，是按比例购买“出剩浮盐”，即“加以出剩，立为分数，许入纳不对带”（《忠正德文集》卷8；《中兴小纪》卷19）。绍兴四年以来淮浙钞法的改变，据说与赵鼎有关。赵鼎是解州人，旧史称誉他为“中兴贤相”（《宋史》卷360《赵鼎传》）他这时正作枢相，尚未正式拜相。他的治盐原则有二。正如当时臣僚所说的——“信守法令，使商贾不疑；存恤亭户，使衣食不缺。此二者，本也！”（《宋会要·食货》26之25）李心传《要录》征引他的《事实》说：“自南渡以来，国计所赖者，唯盐。每因缺用，则改新钞，以幸入纳之广。第苟目前，不知利权悉为商贾所持。去年冬，鼎请立对带之法，商贾听命，而盐法遂为定制。除去积年之弊。加以出剩立为分数，许入纳不对带。二法并行，出入有常，源源不绝。始不为巨滑所制矣！”（《要录》卷80）李心传述史至此，也说：“自渡江至今，盐法五变，而建炎旧钞支发未绝。乃命以资次前后，从上并支焉。”（《要录》卷80）
不管是“五变”，抑或是“十变”，南宋初年的淮浙钞法，总以多变为特征。即使到绍兴五年以后，亦未尝绝无变化。不过，大体上说，从建炎初，至赵鼎的对带与“入纳不对带”二法并行政策以后，淮浙钞法由多变渐趋于稳定。绍兴中后期东南盐利的迅速增长，与此转折不无关系。绍兴六年六月的一天，已经拜相的赵鼎，兴高宗有一段对话。他告诉高宗，刚刚接到张浚的来信，说“建康入纳盐钱甚盛”。高宗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沿路既安，商贾放心往来”。赵鼎强调说：“亦缘久不变法。”高宗同意道：“法既可信，自然悠久。”李心传著录这段对话后，补充解释了一句：“盖自立对带法，二年不变，故比常岁增也。”（《要录》卷102）赵鼎以来的绍兴盐法，后来被称为“绍兴旧法”。绍兴二十一年（1151）八月，宰相秦桧综合各项政策，汇编了《重修江湖淮浙京西路茶盐敕令格式》，共计260卷呈上。南宋淮浙盐法，至此正式成书。宋高宗兴奋地说：“是书纤悉备载，若能遵守，久远之利也！”（《要录》卷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