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历史中的几个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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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满洲的兴起和清朝的建立，大体上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同时。十七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革命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从面也为英国建立世界工商业霸权奠定了基础。资本主义兴起以后，资产阶级就用暴力并铺之以其他手段，在亚洲、非洲、美洲广泛进行殖民扩张。明正德年间，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接着是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葡、西荷、英是当时称霸海上的西方强国。他们倚仗先进的海上交通工具和铸造精良的火枪火炮，在亚洲、非洲、美洲土著部落中。他们系列不可战胜的神话和令人股栗的恐怖世界。可是在中国，当时的明王朝虽已腐败没落，但仍享有文明古国的声威。这些新崛起的殖民势力，在工业革命之前并不比中国强盛，对中国还不敢象对待土著部落那样肆行无忌。接踵而来的是西班牙，主要是从菲律宾来福建贸易，阴制在漳夏地区，规模也不大，但冲突时常发生，而且发生了惨杀华人的事伯。
　　荷兰当时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都跃居世界首位，它的殖民势力的亚洲是最强大的。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和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荷兰舰队两次侵入澎湖并攻掠福建沿海，均为中国军队逐出。以后侵占台湾，在台湾实行了三十八年的殖民统治之后为郑成功逐出。
　　英国于公元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在印度成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元1637年(明崇祯十年)英将威代尔率领船舰四艘，在未获得中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擅自进入珠江，与虎门炮台守军发生三次斗。
　　正当葡、西、荷、英等国的船舰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岛屿的时候，在北方，沙俄急速地向东推进，公元1643年崇祯十六年)哥萨头目波雅克夫率领一百三十二人侵入精奇里江，抢动杀掠。这伙入侵者不抱任何商业或传教的目的，甚至也不需要这样的伪装。他们一开始就以狰狞面目出现，屠杀、抢动、吃人肉，扩张领土的狂热命名他们敢于冒险犯难。公元1650年(顺治七年)，哈巴罗夫率领两百余人。攻占了黑龙江北岸的雅克萨城。哈巴罗夫的后继者是斯捷潘诺夫，于公元1654年(顺治十一年)深入松花江下游。这仅仅是沙皇俄国侵占我国领土的序幕。
　　这是清初面临的国际形势。这样的国际形势是严峻的，也是前所未有的。欧洲人到中国虽从诏初就开始了，但在新航路发现以前，欧亚交通不便，来华者只有少数传奇式的人物，或献身宗教事业的布道者，或追逐高额利润的商人，或在好奇心驱使下的旅行家。他们不使用武力，也不以武力相威胁，没有领土野心，没有蔑视或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
　　但是，十六世纪以后，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采用种种血腥手段，实行罪恶的原始积累。西方列强的贪婪目光，正注视着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中国。中国未来的命运如何？是一如既往，保持领先地位，屹立于世界富强民族之林，还是停常落后，沦落成为列强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两种命运，虽在两百年后才见分晓，起点却在西力东渐列强叩关之时。道咸以后的历史证明，落后难免挨打，挨打更加落后，恶性循环达一百多年。造船、航海、治铁、火药，而这几项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骄傲，在十六世纪以前中国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进入十八世纪以后，当葡、西等殖民主义向东方扩张的时候，中国的科学技术从总体上说不落后于西方，但个别方面已开始显露落后的迹象。
　　横渡印度洋实现洲际航海的郑和，率领的船队规模之大，造船技术之精巧，航程之远复航次数之多，在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远非几十年后称霸少引的葡萄牙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所能相比。可惜自郑和以后，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事业，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停滞甚至倒退了。明清两代政府为了对付东南海疆的敌人，采取了时松时紧的禁海政策，有时竟至“无许片帆入海”。这种消极防御战略延续了几百年。这几百年，正是欧洲各国奖励航海的时代。欧洲资产阶级掀起了以掠夺殖民财富为目的的航海探险高潮，各国竞相扩展海外贸易，争夺海上霸权，寻找新航线，形成一股持久不衰的航海热。而这一时期的中国，明清两代，扼杀了曾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造船和航海事业。造船和航海事业衰落，海军建设无从谈起，万里海疆实际上处于有海无防的境地。执政者长期没有觉察到这种落后的危险性。许多历史的教训，也没有唤醒统治者加强海防的警觉。明代倭患连年，东南海疆，岁无宁日。郑芝龙一群海盗，竟使政府水师束手无策。荷、葡、西等国竟以几艘兵船，不断侵扰中国沿海岛屿。蔡牵、朱偾以数万之众，竟使清廷水师蒙头转向。两次鸦片战争接连惨败，才惊醒了清朝统治者，感到海防落后的危险性，部分督抚大员在自己权力范围内，搞洋务以求自强。从“天朝元所不有”到“师夷之长技”，这个认识过程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而这个认识主要是从战败中得出来的，对战败的认识又主要归结为武器不如人，因而具有很大片面性。
　　其实，就这两次鸦片战争而言，中国武器装备特别是舰船火炮固然不如人，但敌人也有很多不利因素。如侵略军人数不足，远离后方作战，补给线长，利于速决而难于持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西方军舰还处在从蓬帆到蒸汽机转变阶段，只是由于中国长期忽视海防建设，侵略军才在海战方面占有优势。至于陆战，侵略军在武器装备上虽占优势，但很难抵御熟悉地形的骑兵的突然奔袭或集团冲锋。假使八旗能保持当年的 悍的雄风，在陆战中迂回包抄，围歼深入内陆之敌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八旗在入关之后，政府豢养惟恐不周，在平定三藩的战役中，已是军无斗志，嘉庆年间就更严重了。绿营兵与八旗兵相比，生活待遇和武器装备，都受到歧视和压抑。绿营擅长火器，八旗精于骑射。但绿营由汉人组成，只能在八旗的控制下生存和发展，而清政府多方限制绿营掌握精利的火器，只能使用简陋笨拙的抬枪、抬炮。绿营不得扬其所长，而八旗连原来擅长的骑射也荒废了。国家常备军建设中的满汉畛域之见，严重地妨碍了新式武器的研制和推广。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黑火药，在乾隆年间已落后于西方。西方侵略者正是使用这种改进了的高质量的黑火药，在乾隆年间已落后于西方。西方侵略者正是使用这种改进了的高质量的黑火药，打开了“天朝”的大门。嘉庆年间，在东南洋面上的几次海战和在川楚陕等省的几次陆战，是鸦片战争前清军战斗力的大检验。虽然清军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无论是海战或陆战，都表明八旗、绿营已极端衰线，不堪驱策，不得不借助乡勇团练。这样的武装力量是元力捍卫国土的。
　　与外国殖民主义打交道，并不总是兵刃相见，还有比战争更复杂的外交活动。清政府在列强争夺海上霸权、激烈展开国际贸易竞争的时刻，既不重视海防，也不重视外贸，更不重视外交。仍然死守着老祖宗的过时的观念，皇帝君临天下，四海臣服，万邦来仪，只有藩属国的朝贡，无所谓外交，有关业务例由礼部（俄国由理藩院）主管。欧洲在公元1648年威斯特发里亚和约签订之后，各国先后建立了外交部，视外交为第一要政。向国外派出常驻外交代表机关与驻在国进行政治联系以代表和保护本国利益，这些在当时都是公认的国际惯例。而清代的官制仍是吏户礼兵刑工。在咸丰十年十二月(公元1861年1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以前，从无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央官署。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中国皇帝的权力受之于天，“天朝统驭万国”，是“天下共主”。皇权高于一切，维护皇权的神圣性成为外交活动最高准则。外国使节晋见清朝皇帝必须行跪拜礼，跪与不跪，中外双方长期争执，几乎成了清朝前期中外交涉中的最大难题。
　　外贸也纳入朝贡这一传统模式，那时并无现代意义的对外贸易。清政府把外国要求来华贸易看作是向中国“臣服”、“朝贡”、是“倾心向化”、“叩祝万寿，备进方物”，对策是所谓“加惠远人，抚育四夷”。这种朝贡模式的通商，价值观念重在贸易对象的亲疏依违，而不在经济利益的多寡有无。清朝前期的皇帝和大臣们，认为“天朝富有四海”，“外洋物件，天朝却是可有可无的”。这种视外贸为元关紧要的事务，或只重政治效益不重经济效益，完全不能适应世界范围内激烈的贸易竞争。
　　在清政府的模糊观念中，外交就是通商，通商就是朝贡。是早成立的一个办理对外交涉的中枢机构，便叫做“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古代中国历来以天朝自居，外邦均视为“夷”，故清代长期称外交为“夷务”，外交照会称“敕谕”，皇帝自称为“朕”，外交“朕抚御万方”等等。这种传统模式一直沿袭到被历来瞧不起的“夷”打败之后，才逐步改变过来。
　　外交与商务混淆，商务与朝贡混淆，这种外交体制与十七世纪以来的国际环境是完全不能适应的。欧洲各国在长期交往中已逐渐形成许多不成文的、但有法律效力又为各国所接受的习惯做法和先例，即所谓国际惯例，诸如大国间可以互派大使（十九世纪末叶以前限于大国）、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外交使节代表本国政府与驻在国政府办理交涉、外交代表人身及其住所不可侵犯等等。清朝皇帝及其大臣们长期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生活，对于世界上早已形成的一些外交惯例懵然无知，而又突然一下子被卷进了陌生的国际社会，以致在与西方国家接触中多次举措失当。例如，拒绝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拒绝外国在北京设立外交代表机关，也不向任何国家派遣常驻外交代表，手持国书的来华外交使节不准进入北京，这些在当时欧洲各国早已形成的国际惯例，清政府都以不合天朝体制断然拒绝了。清初海禁极严，互市仅限贡舶，海禁开后，仍对海外贸易实行极为严厉的限制，既限制中国商人出海贸易，也限制外商在华的正常贸易活动。国家对外贸易的大权，几乎由清政府严格控制的广东商人团体“公行”独占。它的实际作用，一方面阻滞了出口商品的流通渠道，同时又为外商行贿走私大开方便之门。当时进口商品主要是供宫廷和王公贵族们享用的奢侈品。海关税制极品的竞争力，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而西方国家在此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已采限高额进口税以保护本国市场。清代前期对进出口贸易采限严厉限制政策，朝野上下又缺乏国际贸易竞争意识，尽管如此，海外贸易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长期保持巨额出超。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出口货物口利繁多，货源充足，特别是许多传统产品在国际上有广阔的销售市场，如丝、茶、瓷、漆等。苏州造船厂生产的远洋船只在康熙年间还能畅销海外。这说明当时中国的外贸产品潜藏着巨大的竞争能力。中国也很需要购进国外的许多产品，如银、铜、粮米、火炮等等。假如清政府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就可以充实国家财力，改善自己的国防从而提高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实力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