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庆临汀志》研究(一)
详细内容
今存世并已影印出版的残本《永乐大典》（下简称《大典》）812卷中，有约5477条明初以前方志佚文，约近180万字；涉及约900种书名之多，去其重复，所见仍约有780余种书名。其所保存的史料中，绝大多数与宋代相关，无疑是宋史研究中尚未利用与开发的资料库。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华书局影印本《大典》797卷刊行之际，笔者就已开始利用《大典》录存的方志史料研究宋代经济史，苦于《大典》方志佚文分散在各卷不同韵目中，查检十分困难，兼之近年病目等原因，这种研究时断时续。今幸张忱石先生等整理点校的《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中华书局2004年版，下简称《辑佚》）刊行，给笔者的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唯一的遗憾是《辑佚》未附人名、地名索引。当然，对《大典》的研究和利用，其根本出路在于数字化。作为上述研究的副产品，即对《大典》中宋元方志残卷本身的研究，也已启动，本文即为系列研究中的第一篇。不当之处，尚祈教正①。
一、关于《临汀志》修纂的若干问题
《大典》卷7889～7995凡七卷，收录成书于宋开庆元年（1259）纂修的《临汀志》，按今存宋代方志的惯例，纂修的年号应入书名，故命名为《开庆临汀志》（下或简称开庆志），这是唯一比较完整保存在残本《大典》中的宋代方志。此书卷首目录已佚，卷末附录的序跋各一首，点明了是书修纂的作者及概况。为了行文的方便，以下凡引《临汀志》文之处，仅括注《大典》卷数和《辑佚》页码，必要时出注说明。
今考《临汀志》胡太初序和赵与沐跋（卷7895/页1467～1468），宋代汀州方志凡三修：其一，始修于隆兴二年（1164），这是州郡分置430年来的首部方志；其二，再修于庆元四年（1198），均名《鄞江志》②；其三，鉴于前志的“甚略”、“未备”与“尚疏”，开庆元年（1259），时知汀州胡太初遂命州学教授赵与沐等重修。预其事者乃州学学正钟明之③及陈士安、钟知本、丘一震等。志稿由胡太初亲自窜定，所谓“定科条、订事实、剂雅俗、正讹谬而编成矣。”赵与沐则“提纲”挈领，其余诸人乃“审绎旧志、搜猎轶闻”。因此，这部《开庆志》乃在二部《鄞江志》旧志的基础上增补考订而成。由胡太初修，赵与沐纂。如按当今的提法，乃胡、赵分任正副主编，与其余四人共同编辑而成。可贵的是，知州胡太初以其学识躬亲其事，予以润色、修订，较今之所谓“主编”只挂名不负责，高明多矣。《开庆志》凡15卷，仅“三阅月”而成，序跋均署开庆元年九月一日，则其发凡起例于是年六月初，完成于八月末。同时编成者还有诗文总集亦15卷，当亦在庆元《鄞江集》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姑亦名之曰《临汀集》。这是胡太初等人对汀州文献整理的一大贡献。不幸中的大幸是：《集》已久佚而《志》却仍存于《大典》之中。唐天宝元年（742），改汀州为临汀郡。宋人嗜古，《志》以郡名，此《临汀志》命名之由来。《临汀志》是否刊刻，序跋无明确记录，《宋史·艺文志》、《通考》、《玉海》等均无记载，但从明代《文渊阁书目》卷4已著录二部、各二册分析，似当时已刊行，此即为《大典》据以录入之本。
胡太初，《宋史》中未见其名，但可据现存宋元资料考其生平宦历如下。胡太初，台州临海人。其父胡余潜（1165～1234），字叔昭。嘉定四年（1211）进士，终官广西藤州（治今广西藤县）知州。太初嘉熙二年（1238）周坦榜进士（《会稽续志》卷6）。淳佑四年（1244）八月，除建康府（治今江苏南京）教授；六年十月任满（《景定建康志》卷28）。淳佑十一年正月，以国子博士兼景献府教授除秘书郎。十二年正月，出知全州（《南宋馆阁续录》卷8）。同年，徙知处州（治今浙江丽水市西）。宝佑元年（1253），刊其端平二年（1235）所撰《昼帘绪论》一卷于郡治（见四库本是书《自序》、《跋》及《四库提要》）。宝佑六年十一月，以宗正丞、兼吏部郎知汀州（治今福建长汀）；景定元年（1260）八月，召为工部郎中（《大典》卷7893引《临汀志》）。景定二年（1261），除判军器监（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63《制词》）。景定三年，在知饶州（治今江西波阳）任，因职事修举而除馆职直秘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70《制词》）。咸淳元年（1265）闰五月，曾以中大夫、直敷文阁、两浙运判兼权知临安府，旋即为李芾所代（《咸淳临安志》卷47）④。胡太初诗今已无可考见，文则仅《临汀志·丛录》（卷7895/页1462～1466）存其知汀州的三道奏札，此外便是其《昼帘绪论》及《临汀志》的各一篇自序，可供《全宋文》编者采辑，余则同其主编的《临汀集》15卷一样久佚失传了。另一位主编赵与沐乃宗室，系楚国公赵从信后裔（《宋史》卷220《表十一·宗室世系六》）。其宦历仅见于《临汀志·郡县官题名·教授》：修职郎，宝佑三年（1255）六月七日到任，开庆元年（1259）八月二十六日满替。则《临汀志》之纂，是他任期中最后三个月内完成的。给后人留下了一部研究宋代汀州不可多得的文献，厥功至伟。
《隆兴鄞江志》今已难考其详，唯《庆元鄞江志》，尚略具本末。乃庆元四年（1198）时任知州的陈晔命李皋纂修，同时完成的还有汀州诗文总集《鄞江集》，当时通判林文仲撰序二首，分冠《志》、《集》。知、通陈、李分别于是年八、九月离任，似《志》、《集》成时，陈已赴广东提刑任，故由林序而刊行之。陈氏生平详下考，林之宦历参见注②，勿赘。无疑，庆元《志》、《集》的纂修，为《临汀志》的编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般认为完成于宝庆三年（1227）、始刊于绍定元年（1228）的王象之《舆地纪胜》（下简称《纪胜》）卷132《汀州》中，其“县沿革”门引3条《鄞江志》文（方按：前2条作《鄞川志》⑤，疑即一书）、“风俗形胜”门引4条《鄞江志》文，据同书“碑记”门所载，此当即为庆元志之文⑥。在赵万里辑本《元一统志》（中华书局1966年版）卷8的“建置沿革”、“风俗形势”、“古迹”门各有1条《鄞江志》佚文（均辑自《大典》）。其中第1条“莲城县沿革”引《鄞江志》云：“四山环绕，簇簇如莲”，与《纪胜》完全相同。第2条“风俗形势”门云：“郡有三仙二佛，人多好善，艺文儒术亦多。民产薄，故啬用；性直，故少诈。”此条出《大典》卷7890，乃仅见于此之佚文。其第3条《古迹·苍玉洞》引《鄞江志》文比较复杂，留待下文再加讨论。《大典》卷13705（《辑佚》页1201）引《鄞江志·苍玉洞》1条佚文，此乃残本《大典》中唯一幸存的庆元志文。《庆元鄞江志》存上述三书中的佚文去其重复，计9条。可证此书历宋末、元代，明初仍存，约佚亡于明代中叶。但《临汀志》却未见引《鄞江志》文，而且从上引9条《鄞江志》佚文考察，在相关条文亦未有照抄之嫌。但《鄞江志》乃《临汀志》史源之一，毫无疑义。
以下重点考察一下《临汀志》与《纪胜》、《元一统志》、《大典》三书的关系，从正文和注文二方面，看《临汀志》编纂的某些特点及其被录入《大典》后的变动。
《大典》卷7889～7895引《纪胜》卷132州县沿革、风俗形胜、景物上下、古迹、官吏、碑记、诗、四六等8门凡42条，均为正文，只有人物、仙释二门内容未被引录。这42条可大致区分为两大部分，“碑记”以下3门20条，《大典》卷7895全部收入，文字可据《纪胜》校补。“碑记”门中两处“林仲文”，均为“林文仲”之讹倒（《大典》卷7895引文及《纪胜》卷132均误），可据《临汀志·郡县官题名·通判题名》改正。除“碑记”、“四六”二门的4条外，其余16首诗（包括佚句），全被《临汀志》采入，由于《临汀志》未专设“题咏”或“诗”门，这16首诗被分散录入于“山水”等门的各有关条目下。可以断言，在今《大典》本《临汀志》所存的100余首诗（包括联句）中，其来源之一即为《舆地纪胜》卷132的“诗”门。另一个来源应是据《鄞江集》⑦增补成的汀州诗文总集《临汀集》。
《大典》所引的其余22条，又可分为两类，一是《纪胜》卷132州、县沿革、风俗形胜三门被《大典》卷7889～7890收入建置沿革、风俗形势二个事目的6条。《临汀志》在相关门中有类似的内容，但其编者甚至没有参考过《纪胜》的相关条目，《临汀志》应是根据隆兴、庆元旧志修订而成，《纪胜》这6条并非《临汀志》的史源。二是见于《纪胜》卷132景物、古迹、官吏门的16条，除个别外，几乎全不见于《临汀志》山水、古迹等相对应的门类所载。以上几种不同情况的出现，与《大典》的修纂原则及凡例相关。《大典》在同一事目中，通常博采各种方志，或并录以相互补阙，或荟萃而区别同异，或详略殊异兼收并蓄，既是决定于其《凡例》，又体现了其尽可能多地保存史料的类书编纂原则。这一问题比较复杂，在论及《临汀志》与《大典》关系时再深入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典》卷7891～7892引《临汀志》的相关条目下，有作为小字注文形式出现的《纪胜》文16条，或考异、或诠释、或补充。从《大典》修纂体例及《临汀志》注文特点看，尤其是其中一条注出现在注引《元一统志》之下分析，似这16条注应出于《大典》编者所加。经校核《纪胜》卷132景物上下、古迹二门，其文字全同。关于《临汀志》的注文，亦详见下论。
一般而言，《纪胜》有州、县、监司沿革、景物（上下）、古迹、官吏、人物、仙释、碑记、诗（又分若干类别）、四六十一门。从今《大典》卷7889～7895收录的正文42条、注文16条考察，已占《纪胜》卷132凡133条的36％，以篇幅论就更达将近一半，有些门如沿革、风俗形胜、诗三门几乎全部被收入，因此，从这一卷的情况看，应能概括出《大典》收录《纪胜》一书的特点：一是通常每条文字全录。二是因《大典》的事目与《纪胜》的门类没有重合，《大典》将《纪胜》条目录入相对应的事目。如《大典》将《纪胜》“景物”门条目录入相近的“山水”。此门如“至道宫”一条则析置于《大典》“寺观”，将“雅歌楼”一条析置于“亭馆”，是因为《纪胜》不设“寺观”、“亭馆”二门。同样，“曾肇”一条，出《纪胜》“人物”，而《大典》卷7894收入“名宦”。此乃不得已而为之，尚属合乎情理。但《大典》与《纪胜》均有“古迹”门，却将《纪胜》原属“古迹”门的“谢公楼”一条改属《大典》“亭馆”，又将原属《纪胜》“景物下”的“三瑞堂”、“圣泉庵”二条割置而改属于《大典》卷7892的“古迹”，则体现了《大典》编者在收入地理总志时，调整其门类中的条目颇具随意性，其中既有调整比较合理的，也有明显失误的。三是即使同一门中的条目，也任意改变了其原有次序。这些情况，在将《临汀志》分条录入《大典》时，也颇有类似的情形，故特先拈而出之。
赵万里辑《元一统志》卷8存汀州佚文凡52条，辑自《大典》卷7889～7894，分属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势、古迹、宦迹等8门，仅缺人物、仙释2门。与《大典》这6卷中的对应事目比较，仅“坊郭乡镇”作“坊里墟市”、“里至”作“至到”、“宦迹”作“名宦”，其余5门，全相同。即使这名称不同的3门，也无实质意义上的不同。但与《大典》本《临汀志》相同门类文字对勘，却几乎无一相同者。这也许是与《大典》的另一条修纂凡例有关，凡有相同内容者取其详及早者。但令人费解的是：有些有延续性或历史传承性的门类如“里至”（即“至到”，在宋代方志中又常称“四至八到”）其里程数及所到邻近州（路）方向、名称却大相径庭，显然，《临汀志》要可信许多。
更令人费解的是：辑本《元一统志》卷8（页623）⑧引《临汀志》云：“开元二十三年置县于新罗县之外，复迁于城东百步潭二里之外。（注：旧记：开元二十四年开山洞置，初治新罗县之外。）大历四年徙治白石，皆长汀县地。”检《大典》卷7889引《临汀志》汀州及长汀县沿革，竟无一字相同。如果不是《元一统志》编者误引书名，疑开庆以后如咸淳（1265～1274）年间或元初另有一种《临汀志》存在。或此亦《鄞江志》佚文欤？
《大典》卷7890～7892引《临汀志》中，今存10条小字《元一统志》注文，显然，此乃《大典》编者所加。其性质和作用同上述《纪胜》之小注，也有不容忽视的史料价值。如《大典》卷7890（《辑佚》页1213）“兴仁坊”下一条小注云：“录事司，领在城坊郭”。宋制在州郡置录事参军一员，简称录事或录参，主管州狱（称州院和司理院），兼有纠察诸司参军之职，故又别称纠曹。宋置录事厅，在子城内谯楼之西；此称司，当为元制。但元承宋制，疑宋末以来，录事职司又有扩展。虽仅寥寥数字，但却启示我们，这在宋代职官制度方面，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又如《大典》卷7891（《辑佚》页1271）“苍玉亭”条下引《元一统志》转录了庆元二到四年（1196～1198）知州陈晔的一联诗句：“阁前横氵矞 水，亭畔列奇峰。”《全宋诗》卷726（12/8400）却据《宋诗拾遗》卷7误收入元丰汀守陈轩名下。
颇富史料价值而更值得珍视的是《大典》卷7891（《辑佚》页1247）引《临汀志·苍玉洞》条下的一条《元一统志》小注：
苍玉洞，《鄞江志》云：“在县东二里，州城外正东一里。洞口二石壁天然成门，其门有亭曰苍玉。石最高处有中亭曰翠微，又有古禅院曰东禅，名僧法密卓锡于此。门左有亭曰横翠，皆为一郡游观之胜概。蒋之奇将漕福建日来游，有诗〔序〕云：‘在宁化县北五十里，洞前重冈叠巘，森列左右，小涧横绝，烟云缥缈，有圣水桃竹，野花异草。’”
这条《鄞江志》的佚文又见于赵辑本《元一统志》卷8《古迹》（页631～632），可与此条相校勘。“县东”前有“长汀”二字，是，当据补。“州城”前有“在”字，似衍。“一郡……有诗云”20字，赵注云原脱，据《大典》卷7891引《临汀志》补。最后引蒋之奇五绝诗一首，而不是“云”以下35字。诗与《临汀志》“苍玉洞”条所引全同。令人费解的是：赵万里先生注出处云“同上”，蒙上文为《大典》卷7891，今复检，已不见此条，疑赵先生笔误失注出处。赵辑本这条《鄞江志》佚文，与《临汀志》注引《元一统志》转引《鄞江志》佚文颇有异同，脱文20字或抄手漏抄一行，唯文末一引蒋诗，一作“在宁化县北……”等35字，疑其尚有夺误，说详注⑨。惜不知赵辑所自出，无从复按验证。无独有偶，《大典》卷13075洞字韵另存《鄞江志》这一条佚文，《大典》列入“山川”事目，与《元一统志》列“古迹”门不同。但其文字则与上引佚文几全同，唯“县东”前有“临汀”二字（方按：“临”，当为“长”之讹，疑亦《大典》编者录入时臆改），“圣水桃竹”误作“桃花”。当为《大典》抄手涉下“野花”而误⑨。《大典》卷7890另有一条《元一统志》转引《鄞江志》佚文（赵辑本卷8页630）云：“郡有三仙二佛，人多好善。艺文儒术亦多。民产薄故啬用，性直少诈。”与《大典》同卷引《临汀志》（《辑佚》页1225）所谓“旧志谓险隘荒陋，（轻）〔民〕生尚武”云云⑩，大相径庭，可补《临汀志》之缺。在《大典》本《临汀志》中没有任何征引隆兴、庆元《鄞江志》之文，幸赖《纪胜》、《元一统志》等书保存了近10条佚文，虽片羽吉光，尚弥足珍贵。
最后，着重讨论一下《临汀志》被收入《大典》后是否有变化？如果有，又是什么样的变化？有学者以为《临汀志》首尾完整，被编者一字不易抄入《大典》，此说似已成定论。笔者却以为，今存《大典》本已全失《临汀志》原本之旧貌，编者在把《临汀志》打散录入《大典》后多有改写、删节等，导致其书已面目全非。
（1）《大典》事目与开庆志门名 《大典》卷7889～7895今存事目凡33个：建置沿革、至到、城池、坊里墟市、桥梁、风俗形势、户口、税赋、供贡、土产、山川、亭馆、祠庙、寺观、坛□（左土右遣）、衙门、廨舍、仓场库务、邮驿、学校、贡院、营寨、古迹、郡县官题名、名宦、进士题名、武将、遗逸正烈、贞节、仙佛、道释、丛录、题咏。《辑佚》编者以为这就是《临汀志》原有的门（类）名，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大典》在打散录入时已全部取消了其原有的卷帙、门类之分，今无别本可校，而且其中的部分事目名也确实是沿用了原《临汀志》的门名，但可以肯定，《辑佚》以为今存《大典》33个事目即是《临汀志》的门名，实已将两者混为一谈，非是。所幸《临汀志》小注中保留了一些可供探索的线索。
《大典》卷7892引《临汀志》（《辑佚》页1274）及卷7893（《辑佚》页1346、1347）凡四见小注：“事迹详见名宦门”或“事迹见名宦”；同上《辑佚》页1274又有小注：“事迹详见武将门”。这表明《临汀志》确有名宦门和武将门，与《大典》卷7894的事目“名宦”及“武将”相一致，这证明《大典》有些事目，确实就是《临汀志》的门名，两者完全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大典》卷7892（《辑佚》页1273）的一条小注：“事迹详见遗逸门”，似乎与《大典》卷7894的事目名“遗逸正烈”不符，但实际上两者也是完全一致的，上引小注“见遗逸门”云云不过省略了门前之“正烈”二字而已。何以见得？不妨看一下《临汀志·遗逸正烈》（《大典》卷7894，《辑佚》页1437）门的小序或前言：“名禄不及曰遗，志操自高曰逸，守节不屈曰正，见义敢为曰烈”，姑且不论这种概括是否规范，因为这只反映修志者的观念，但考察此门所收的几名人物就发现出了问题。如邓春卿、王格、徐唐、李元白、宣明、邓旦入志六人，均为淡泊名利，不求仕进，安于笑傲泉石的所谓隐逸，即此志所立的“遗逸”。唯一的例外乃雷观，靖康（1125～1127）间以太学生上书痛斥张邦昌，按其言行应入直言极谏之类，也可算得上“正人”之列，或可极牵强归入《临汀志》编者所谓“见义敢为曰烈”之徒。但却无一人当得起“守节不屈曰正”的称号。《大典》卷7894这一事目后又别立“贞节”一事目，所列乃收入《临汀志》之二位妇人：一是长汀县人叶氏嫁赖冲元为妻，夫家在石城县（宋属江南西路赣州）。其夫宦学游岭表未归之际，建炎四年（1130）虔化县（治今江西宁都）人李敦仁起兵，“凶锋直捣石城”，驱迫妇女，叶氏义不为辱，“极口骂贼，以身自触白刃”而死，并其儿女一起遇害○11。此乃不折不扣附合《临汀志》编者所谓“守节不屈为正”的标准。二是清流县人晏氏，适宁化大陂村曾家，寡居。绍定三年（1230）晏梦彪等起兵，横行于汀、南剑州、邵武军境，宁化管下诸堡寨俱陷。唯晏氏率壮丁督战，乡寨得保未被攻破○12。此事正乃《临汀志》所谓“见义敢为曰烈”者。显而易见，《临汀志》编者正将上述七位男子并称“遗逸”，而将这二位妇人合称正烈，合编为同一门，名之曰“遗逸正烈”。《大典》编者不解其意，按照明人的观念，臆增“贞节”这一事目，从而将《临汀志》原属一门的九人臆析为二，硬将原书遗逸正烈门中析出叶、晏两妇，单立为“贞节”事目，导致后人误以为《临汀志》另有“贞节”一门。实际上，宋人并不倡导守节，妇女改嫁、纳妾、买卖婚姻等蔚为时尚，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宋代方志中也从未有过贞节之类的门或传，元编《宋史》也只有《烈女传》。明代，虽社会风气极为腐朽，却仍倡导什么贞节观念。以贞节为标榜的烈女传，贞节门之类充斥各种方志和官修正史。因此，《临汀志》并不存在“贞节”一门，殆无可疑。
顺便指出，世多以为北宋二程倡导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这种贞节观念的起因，由于理学的传播，贞节观始于宋代。此论似是而实非。理学，虽至朱熹集大成，但在他生前却仍受到压制，由于宋理宗的倡导，才开始受重视，真正成为定于一尊的官方哲学是在明代。两宋，是宋学百花争妍，百家争鸣的时代，贞节观，绝非是宋人的倡导。
《大典》卷7895有“题咏”这一事目，似乎也不是《临汀志》原有的门名。因为这一事目下首录《临汀志》胡序、赵跋各一首，按志书的一般情形序应在卷首，跋应在卷末（也有序跋同附于卷末者），绝无将序跋列入题咏者。《临汀志》收诗100余首，均已散见山水、寺观、名宦、进士题名等各门，已无必要再设“题咏”一门。再从《大典》卷7895题咏这一事目看，次收《纪胜》卷132碑记、诗、四六等3门中19条，除碑记外，均为“题咏”中的内容，复又收录唐·韩偓、宋·韦骧、文天祥、元·丁继道等人诗。正是由于这些内容的存在，《大典》编者才归纳而增列为“题咏”事目，也许是《临汀志》的序跋附录在卷末，《大典》收入时已将其卷帙之分，门类之别全部泯灭，序跋无所归属，才将其归入最后一个事目“题咏”之中。从今存《临汀志》的体例和内容看，原本《临汀志》是不需要也不可能有“题咏”一门的。一般而言，如果《大典》这七卷中只收录《临汀志》一种书的情况下，很可能其事目名即为开庆志的门名；如果《大典》某卷中不止收录《临汀志》一种书，就需作具体分析。在引多种书的事目中，凡首引《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者，其“建置沿革”事目即为该书的门名，当然也不排除与《临汀志》门名重合的可能；而首引为《临汀志》的事目中，通常与其门名重合。
还需指出：《大典》卷7892有“衙门”一目，所录仅《江浙须知》一种书，则其显非《临汀志》门名。《江浙须知》另有文字被《大典》卷7890收入“至到”、“户口”二目，应即与《临汀志》重合的门名。《大典》的事目与宋代方志的门名未必一致，因为《吴郡志》和洪武《苏州府志》的存在提供了验证鄙见的机会。残本《大典》今存记载苏州的凡3卷，为卷2367～2369（据《大典》目录则卷2349～2389，凡41卷记述苏州）。依次列有封爵、冢墓、贡举题名、旌表、牧守题名5个事目。前4目先录《苏州府志》，《大典》事目照抄府志门名；而封爵、冢墓二目，《吴郡志》卷10、卷39亦有，《大典》事目与收录二书门名吻合，仅为巧合；贡举题名，《吴郡志》卷28作进士题名；旌表一目，乃《吴郡志》所无；“牧守题名”一目，乃《大典》编者捏合《吴郡志》牧守、题名二门而成。其内容则又首采《吴郡志》卷10“牧守”前言及卷11“题名”注引叶梦得《题名记》。再采《苏州府志》作正文，又以《吴郡志》牧守门内容作附注。《大典》事目无一与范志门名相同。如果再稍扩大一下考察范围，看一下今存残本《大典》尚存相对集中保存的以各地府州名为字目的其余16个州府的情况○13，发现凡存“建置沿革”这一事目的府州，无不首先引录《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则无疑“建置沿革”乃明人是书的门名，而今存宋代方志与此对应的门名，仅作“沿革”。另外，这16种府州志所在的《大典》事目，“风俗形势”，宋代方志一般作风俗或风俗形胜。因此，颇疑《临汀志》这二个对应的门名亦应作沿革和风俗形胜。
综上所述，《大典》卷7889～7895凡七卷中出现的33个事目名中，衙门、贞节、题咏肯定不是《临汀志》的门名，乃《大典》编者所增。建置沿革和风俗形势，很可能其门名作沿革和风俗形胜或风俗、形胜（嘉靖《汀州府志》分作风俗、形胜二门，疑即沿《临汀志》之旧）。其余28个《大典》事目名则有可能多为《临汀志》的门名，但也有可能不是，如“至到”也有可能作“四至八到”，“供贡”或作“上供”等。
（2）《大典》本《临汀志》不是足本 《开庆临汀志》除比较集中保存在《大典》上述七卷中的内容外，在今存《大典》各卷中还有15条佚文○14，经一一检核，除《大典》卷7240（《辑佚》页1305）引“清心堂”一条外，其余14条与上述七卷中条目重出，这乃《大典》系于不同韵目、事目的修纂体例所决定的。其文字基本相同，亦具互有异同者，可供校勘。也许这种假象正是论者判定七卷本开庆志乃足本的依据之一，但他们却忘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今存残本《大典》仅是原书的4％左右。而在徐松等辑出的《宋会要辑稿》礼20之134中就有一条《临汀志》佚文，不见于今传《大典》本开庆志，成为此书并非完本的力证。这条佚文原文如下：
《临汀志》：靖王祠，在临汀（蓬）〔莲〕城县南，嘉定间敕赐庙额。按：王，淮阴人。张有严之子。唐开元元年八月十八日生，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入灭为神。护国救民，封成济侯。（宋）太祖亲征太原，川水泛滥，上忧之。冰忽合，师遂济。空中见神来朝，加“征应护圣使者”。熙宁五年，升济物侯。宰相王荆公令有司勘会灵显事迹，再封“忠懿文定武宁嘉应侯”。南渡以来，神复响答于浙间。而此方尤显著，累封东平忠靖王，邑人尊事之。殿基旧卑隘，淳熙九年重建○15。
对照《大典》卷7892（《辑佚》页1284）引《临汀志·祠庙》，此条仅存18字：“敕赐东平忠靖王行祠，在莲城县南，嘉定间创。”此似更象原文，疑上引转录于《辑稿》之文，《大典》编者已有删改，如首句，仅存“靖王祠”三字，“临汀”、“宋”又为臆补。毋庸置疑的是：“按”以下近200字无疑为《临汀志》原有，已被《大典》编者删去。联系宋代方志如《吴郡志》卷12～13、《景定建康志》卷44、《咸淳毗陵志》卷14，尤其是《咸淳临安志》卷71～74祠祀或祠庙门所载不厌其详，还多附录相关诗文来看，似开庆志中此门的许多条目均已被《大典》编者删节。另外，从《临汀志》行文的字里行间也可以考见《大典》编者的类似删节。如《大典》卷7892（《辑佚》页1315）云：“其详见本仓（均济仓）规约”，今考《大典》本《临汀志》，此《均济仓规约》已荡然无存，显而易见，亦已被编者一刀砍去。相信类似情况还有一些。总之，即此三例足证今传开庆志已非完本无疑（另一例即上举“清心堂”佚文）。
（3）是否存在开庆志以外的另一种《临汀志》 这已是尚难确证的一个问题。临汀作为汀州的郡名，自唐已然，宋、元、明均可用其古称，名之曰临汀。在残本《大典》各卷中还存在标作书名为《汀州志》及《汀州府志》的条目○16。这些条目经校核，与七卷本开庆志文字基本相同，《临汀志》应是其史源。从其“福建汀州府”等行文语气及《临汀志》所无的“人物”门的出现，应是明初修纂之志，姑置勿论。
值得注意的是：《大典》卷7892（《辑佚》页1337）引《临汀志·营寨·汀州屯田》一条，据其“见于汀州路上杭县立屯”及“延佑七年终合有见在种田军人”云云，则此条绝非开庆志中文字，不知何以会窜入？这里似乎有两种可能：一是将元修《汀州志》或《汀州路志》的书名误写成《临汀志》；二是元代确实存在另一种也名曰《临汀志》的方志。两者必居其一，因书阙有间，难以确定。另外，《大典》卷9764（中华书局影印本页4205下）有引《临汀志·山水·滴水岩》一条佚文云：“在汀州府上杭县东北七里，石窦有线，留直透泻岩下……。”校《大典》卷7891（《辑佚》页1269）“汀州府”三字原无，有可能是《大典》编者所加；“留直”，乃“溜直”之讹，极有可能是抄手之误。令人费解的是开庆志中的“莲城”，被改成了“上杭”。检点校本《闽书》卷22（册1页533）将“滴水岩”条系于明成化年间新划的归化县北五里，与连城（明改莲城为连城）交界处。是否有可能，因明初行政区划的变动，滴水岩已不在莲城县，而修志者无所适从，将其误系于上杭县。如果《临汀志》书名确非误书，则同样不能排除明初也曾出现过另一种不同于开庆志的《临汀志》之可能。不过仅此一条，同样不足以论定。因此，这是一个很难作出是非判断的问题。
（4）《大典》编者对开庆志文字的改动 这实际上包涵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删节，二是增加，三是窜改。增删以上已举了些例证，所增的不仅有上述“汀州屯田”一条正文，还有10条《元一统志》佚文小注等。即使是开庆志以前的宋代方志如《纪胜》、《郡县志》、《寰宇记》、《广记》等用作注文，既有可能是《临汀志》原有的，也有可能是《大典》编者所加的，或两者兼而有之。这类注文，合计有百余条之多。至于《大典》编者对开庆志文字的改动之处数量之多，令人惊叹。因为《大典》的读者是明人，故自称“国朝”，凡开庆志所涉及的国朝、皇朝等字样，一律改成宋或宋朝；对宋朝诸帝，其庙讳前统统加上“宋”字。另外，在一些县名前加上“汀州”或“汀州府”字样，尚可理解；最不可思议的是将开庆志中的汀州、长汀改成“临汀”等。这些文字改动至少在100处以上。加上增注等，合计200余处。
总而言之，由于《大典》“用韵以统事，用字以系事”的编纂原则，及凡例中“悉以国（明）朝所立州郡之名为正”的规定等影响，《临汀志》在被《大典》收入时，已将原书打散，重立条目，改变次序，分门别类录入相关事目，从而使开庆志尽失其原本之旨。具体而言：一是原有卷帙次第、门名归属已全部删除，其行款、门名编排发生变动。既有一门析而为二，也有改变原属门名，甚至增加原无的门类。二是内容既有删节，也有窜入他书。三是文字有大量改动，又分为编者煞费苦心的有意改动及抄手的无意讹夺衍误两类。四是注文的增删，开庆志中有数以百计的小注，大致可分为四类：对正文诠释或补充；引他书以考异或说明；引唐宋人之诗文；见于郡县官、进士题名等门的人物小传。《大典》编者对前二类尤其是第二类有为数不少的增删。有些是必要的，有些则有蛇足之嫌。当然，由于原注与增注在形式上的完全一致，要确定《大典》编者所出增注的具体数量相当困难。但以上的考析足以证明，所谓《临汀志》完整无缺、原封不动保存在《大典》之中，或《大典》一字不易收录《临汀志》之类的论断，是缺乏依据的耳食之言，可以休矣！
二、《临汀志》的史料价值和存在问题
由于《临汀志》是今存为数极少、相对比较完整的宋志，胡太初是宋末名流，所据多为可信资料，所纂不失为一部善志，因而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提供了许多沿革地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方面的重要资料，给宋代经济史、制度史、社会史和地方财政研究等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可供深入采掘的宝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聊举数例以证。
其一，其人口数据，有助于探索宋代人口研究中的户、口不成比例或户多口少问题 对这一老大难问题，前贤时人提出了许多观点，但迄今仍未能得到解决。目前学界主要是男口说与丁口说之争，《临汀志·户口》提供的数据却发人深省。先据《大典》卷7890（《辑佚》页1225～1226）及其他史料所载数据列表如下：
汀州户口表（惟宋代口数为男口数）
户口 年代户数口数户均口数资料出处及备注
唐开元间4680137022.9《寰宇记》卷102
唐贞元间5330159953.0《大典》卷7890引《临汀志》○17
宋太平兴国五年（980）24007《寰宇记》卷102
宋元丰元年（1078）81456《临汀志》引《九域志》；点校本《九域志》卷9作81454
南宋初150331321080（其中成丁：175362）2.1同上引《临汀志》，据祖帐。方按：此应是绍兴年间的数字。《八闽通志》卷20作口数327380
隆兴二年（1164）174517《大典》卷7890引《郡县志》
庆元三年（1197）2185704532312.1同上引《临汀志》据《庆元鄞江志》。此志成于庆元四年，户口数为上一年数
宝佑六年（1258）2234335348902.4同上引《开庆临汀志》
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414232381275.7《元史》卷62《地理五》
明成化末弘治初（1486～1488）433072528715.8《八闽通志》卷20页395○18据8县合计数为：户43272，口254873
古代中国，户口通常被视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赋役征发的主要依据。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古代的各种经济数据（包括户口）可信度很低，只能表达大概的趋势。基于这种情况，本表主要根据《临汀志》再参考其他资料制成上表。拟对汀州人口作二项比较分析，一是对有确切年份的数据进行纵向比较。据今人研究，《寰宇记》撰于雍熙、端拱之际（984～989），所用资料乃太平兴国（977～984）后期○19，姑取五年（980）立说。比较的内容主要是户数年均递增的环比，大致是一个中时段的比较，约与两宋立国的320年间相始终。⑴980～1078年，年均增长（下同）24.4‰；⑵1078～1164年，13.3‰；⑶1164～1197年，7.6‰○20；⑷1197～1258年，0.4‰。如以前二项的平均数为北宋年均增长率（实际应更高），后二项为南宋的年均增长率，则分别为18.9‰和4‰。事实上，北宋的年均增长率可能超过20‰，两宋时期（980～1258）的平均年户数增长率为11.4‰，远远超过福建路和全国的增长幅度。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是因为汀州的情况较特殊，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始置汀州，仅移民逃户3000余，唐时不过5000余户，宋初约20000余户，即人口基数相对较低，这是增长率高的客观条件。北宋的高增长率显示，社会生产力发展较快，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但由于其交通条件极差，在南宋初和宋元易代之际的移民浪潮中，人口没有太多的增加。又因为南宋百姓赋役负担远较北宋苛重，汀州处三省交界的山区，是所谓“盐寇”的经常出没之地。如绍定年间，晏梦彪攻破州县，导致“饥馑流亡”，户口“几近减半”（《大典》卷7890，《辑佚》页1225），直到宝佑末才恢复到庆元中的水平。正是这几方面的原因，导致南宋汀州人口增长率急剧降低。但即使如此，南宋末，仍分别为元、明中叶的5.4倍和5.2倍。仍然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古人不懂的是：人口是一把双刃剑，人口增长过快，消费需求同步剧增，必然制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汀州在福建八州军中，人口密度较低，在北宋中期为4.5户/平方公里，居福建路末位；在南宋后期为12，仅次于漳州○21。
关于汀州人口中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临汀志》不仅分别记载了主客户，主客丁；坊市户和乡村户数，还特别注明各项中的成丁和不成丁的人数，其不成丁中则包括老小、单丁、残疾三项。值得深思和玩味的是中或半丁未提及，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拟另文探讨。但这足以证明：成丁和不成丁两项之和，才是男口；即上表“户均口数”一栏即为男口，加上约略相同的女口，即为户均口数。即以南宋末的最高数据也仅户均5口左右。这方面汀州的情况也比较特殊，唐代户均口数就已低得不合情理，这可能开元中唐循忠诱逃户来置州时，户均口数就较少，尤其是女口较少，是导致男口户均数只约略与其他地区丁口数持平的原因。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为：汀州是全国生子不举陋习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且屡禁不止。乃至汀州各县遍设举子仓，以鼓励生育。采取这样的措施，全国也罕见。
《临汀志》还独家披露了南宋后期基层户口登记、勘验制度，尤足珍贵。据胡太初奏云：“令沿门点定人户丁口，以籍申上。”在其所草《请诸乡隅总规式帖》中又云：“止要沿门点定户口人丁，置簿抄上。各三本：一申州，一申县，一付隅总。”这二道公文均胡太初为倡导立保伍法而上奏及下达，实即本王安石保甲法的遗存。其法：以五家为一甲，五甲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五〔大〕保以上为一都，合诸都为一乡或一团，各有长，乡团之长即为隅总。则一都约在600户以上。根据各县乡的多少，可以约略推知该县的乡村户数。这种保甲制度直到1949年才寿终正寝，自王安石倡导始，风行了近千年。当然，要推究其起源，就更早得多。这是就其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被广泛推行而言。
这里的“人户丁口”，与“户口人丁”是意义完全相同，可以置换的同一词语。这意味着：宋代基层的户口登记制度中必备的两大要素是户与丁，胡太初的这二道公文无意中为宋代户口统计制度中的“丁口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州郡正是根据这种来自基层的簿历，汇总编制出各种簿册上报路监司及户部。无疑基层统计数据的正确与否，事关重大，故须上门点对，但执行中往往大为走样。《临汀志·户口》篇幅无多，却提供了如此丰富而重要的信息。
其二，仓场库务：调节地方财政收支，发挥救荒赈济功能 汀州为福建路上四州之一，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南宋以来，更是“经界未行而赋役偏，舟车不通而商贾窒。农罕以耕稼自力，未免有旷士游民；妇不以蚕丝自工，惟事乎治麻缉苎。”○22在这种环境下，仓场务库除上供、赋税外，还起调节州县经济的作用。宋代的仓和库，已远远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储藏粮食的仓廪概念○23，有着与前朝迥然不同的功能及性质。《宋会要辑稿》食货62之53～72有极为详尽的论述，惜其仅止于嘉定十四年（1221），关于南宋中后期的仓库规约则例等，正可据《临汀志》此门补其阙。如其记载均济仓有平抑市价，调节粮价的功能，也有防止与克服“钞铺掌揽之家，交纳扛量之吏，相倚为削，渔蠹无厌”（《大典》卷7892，《辑佚》页1315）的作用。更可贵的是：其“早禾谷八十升，折白米四十升”的记载（同上，页1314），验证了南宋出米率为50％的定论。又可见端平元、二年间（1234～1235）汀州的米价为每石1.2缗。其均济“仓造桶斛，每桶计五十足升，两桶准为一石”，“止收斛面二升”（同上，页1314）。这表明，宋代各州均可据文思院所颁样斛自制量斛，是计量史上难得的珍贵史料。
军资库，各州多有。汀州军资库，设在州衙西庑后，其内设十一所子库：夏税库、常平库、免税库、盐钱库、大礼库、物料库、免丁库、赃罚库、犒赏库、衣赐库（原注：以上并在库内）；抵当库（宝佑六年奉朝旨移创州门前西庑）。又，设在州衙东厅之东的公使库，亦设子库二：陈设库、鞍鞭库（皆同上，页1315）。军资、公使库均设子库，乃仅见于《临汀志》的独家史料，应引起研究宋代经济史的学者所重视。
在汀州各县除普遍设置常平仓、盐仓外，最具特色的即为举子仓。其始置于绍兴五年（1135）。因福建路建、汀、南剑州、邵武军四州军“细民生子多不举，于逐州县乡村置举子仓。遇民户生产，人给米一石。”如长汀县有5所，约贮米共200石，则平均每处为40石，官给，无偿提供给产妇家。宁化县有6所，清流、上杭县各4所，莲城县2所，武平县1所，汀州6县凡设举子仓22所。如仍以每仓40石计，则可救助880名婴儿，不失为一大善政。惟后官不再拨发，即使拨付，也责偿于耆长，反为民害。后经绍定兵祸，遂废○24。这是行之于南宋汀州等四州军的鼓励生育，克服杀婴陋俗行之有效的义举。
此外，还有一些颇具特色的仓也值得注意。如嘉熙四年至淳佑三年（1240～1243）任宁化知县的刘焕，捐俸3000贯文省，置淳佑平粜仓，旨在以籴本买田岁积子利禾，遇歉发以赈民。无疑，荒年可平抑粮价，如得人提领，“可为经久之利。”设光严、黄土、安远、宝池、中定等5仓，凡岁收禾2380秤（以上见《大典》卷7892，《辑佚》页1317）。所谓“子利禾”，即租谷，其计量单位乃“秤”和“把”，既有以钱折计的，也有以米折计的。《临汀志》有载，“乡例以三贯二百文中为一秤”（同上）；又载：子利禾550把，每把纳见钱70文（同上页1314）。如上述3.2贯文为77省陌，则每秤为60把。而每秤可得米4升○25，则南宋末汀州的折租米价相当贵，高达每升800文省。这种子利禾及其计量单位秤、把之类，当是仅使用于福建汀州一带的专有名词，赖《临汀志》的存在，得以解读其含义。
此外，《临汀志·税赋》称：“汀山多田少，土瘠民贫，二税视他郡为重。”“业去产存，或业轻产重”等税负不均的现象较严重。尽管有识之士请行经界，终未果（《大典》卷7891，《辑佚》页1227）。此门载“二税”的色目及各县明细数极为详尽。所载“盐课”也十分苛重，每年解纳本路漕司盐息钱7605贯416文省，提举司吏禄钱312贯文，支拨通判厅头子赡学钱1284贯720文省（同上页1232～1233）。合计9202贯136文省，几近万缗。经济史料在《临汀志》中数量较多，史料价值极高。如“上贡”“土产”等门均有既详尽又独到的记载。
其三，题名录：宋代职官、科举制度研究的宝藏 《临汀志》今存两份题名录，一是“郡县官题名”，二是“进士题名”。前者又分子目：郡守、通判、教授、判官、推官、录事、司理、司户、司法、训练禁军、驻札寨正将题名及各县令、丞、簿、尉题名，几乎囊括了州县官的全部。其中尤详知、通，县令以下稍为疏略。虽错讹不少，但提供州郡官员名目之多，又详注其官品、到罢具体时间，实乃为宋元方志中所仅见。“进士题名”也极具特色，仿《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宝佑四年登科录》，进士名下注有其小传。而且时间跨度长达282年（978～1259），其体例之善，录登科人数之多，亦为宋元方志中所罕见。
这两份名录提供了宋代职官制度和科举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如据其到任、离任时间可知：一般情况下，南宋汀州知州、通判，二年一任○26，当然再任、宫祠、罢免、致仕、守丧等特殊情况例外；而教授以下幕职官则三年一任。宋元方志中多载有进士题名，通常仅注寥寥数言，字号、籍贯而已。而《临汀志》的进士小传却详略得宜，有的还记载了其生卒年、宦历、交游、师从、逸事、学术、著作等，甚至还录有其诗文或交游的诗文。宋初的郑文宝、伍佑，北宋末的谢潜、郑立中、王宗哲，南宋初的汤莘叟、杨方，南宋中期的郑应龙，宋末的刘并等无不如此。足以补《宋史》等史传之阙，也不乏可据补《全宋诗》的佚诗及补正该书小传的史料。其南宋中后期的这二份名录尤具史料价值，今人修纂《全宋文》、《全宋诗》，其小传可供采辑者甚伙。
《临汀志》的史料价值远不止此，以上仅举其要者。他如《风俗形胜》所载：“汀山峻水急，习气劲毅而狷介，其君子则安分义励廉隅，耻为浮侠；其小人则质直果敢，不以俊靡崇饰相高。”而北宋元丰时守陈轩诗却云：“地有铜盐家自给，岁无兵盗戍长闲○27。”这与《纪胜》、《胜览》所述汀州风俗大相径庭。迹其缘由，诚如《元一统志》卷8所云：“江右、广南游手失业之人逋逃于此”；“数十年间，此风方炽，古岂有是哉！”（赵辑本页630）南宋以来，盐课日重，贩盐失职的流民逃匿于汀州山区，导致了“弄兵珥笔”、“民生尚武”（《大典》卷7890，《辑佚》页1225）新风俗的形成。
再如《税赋·商税》所载：仅州城商税一务祖额为1359.183贯文，政和八年（1118）收钱1416.564贯文，绍兴十八年（1148）收钱4999.167贯文，递年收钱6263.838贯文（《大典》卷7890，《辑佚》页1235）。据《宋会要辑稿》食货16之21：熙宁十年（1077）在城商税务收钱5823.784贯文，宁化县务收钱6837.820贯文。上述祖额，似为崇宁元年（1102）所立，25年后，其商税仅及熙宁旧额的23.24％。商税，历来是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当然，商税额的多少，还与税种、税目、税率及场务的设置等因素有关。但汀州商税的锐减却有特殊原因。原在长汀、宁化、上杭、武平境内的银场、银务、银坑及金场、铅矿、铁矿等坑冶场务○28，除金银坑场外，相继在北宋末以来因资源枯竭等原因而被废罢、关闭，至南宋末则已成荒山古迹，名存实亡。绍兴新额达到近5000缗，已是政和商税额的3.5倍，除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外，与为筹集军费而开征新税色目，提高税率有关。终南宋之世，亦不过达到熙宁旧额的117.55％，略过北宋全盛时的水平。宁化县商税务乃六县中商税钱最高的，祖额2711.127贯文，超过了州税务，这种情形与熙宁十年（1077）的情形略同，其税额也只是熙宁旧额的39.6％。宁化境内有银场、银坑各二所，还有铁矿及黄连等特产，采矿工业和药材贸易，必然带来商贸、服务业的同步发展，商税额也就必然随之提高，乃至超过州税务。同样，由于采矿业的沦落，导致南宋末比崇宁祖额157年间（1102～1259）仅增加了16.25％。
又如“上贡”一门，所载上供钱、银数量之多，色目之滥，令人惊心怵目。如旧额上供银13000两，其中6065两，乃代江西路建昌、抚州二州军代输上供银。作为交换，建昌岁出绢4537疋，335疋，绵2000两，抚州出绵7050两，以供本州官员之衣赐。这本来是因汀州“银货易得，不宜蚕桑，衣赐难办”，故与盛产绢帛绵的江西二州军代为置换，两相得宜之计。但南宋初“一更兵火，乘此失约”，导致代输上供银照旧解发，而所拨绢帛绵却无着落，无形中，加剧了地方财政的负担。此外，如大礼上供银、僧道免丁钱、铅本钱、牙契钱、解发诸监司钱、经总制钱、六县搬盐纲头钱、铅本折茶钱、三司钱（原注：官户役钱、统置官供给钱、减利让钱）、赡学钱等，形形色色、名目繁多，对于一个资源匮乏，农桑业落后，交通不发达，经济水平不高的远恶僻小州郡实在是一个不堪重负的负担。还有随秋粮拘收的常平义仓米，标准由祖额的每石五升，提高为宝佑四年（1256）的一斗。即以解发上供行在的通判厅经总制钱纲而论，嘉定十七年（1224）达到52717.710贯文，宝佑四年虽一度减为5万贯为额，但开庆元年（1259）旋即增至58932.414贯文，三年内即增加了近9000贯文。而南宋每年六县解州仅13488.93贯文，不仅数量逐年提高，百姓负担越来越沉重，还导致州财政严重的入不敷出窘境。至宋末，上供额是解州额的4.37倍（本节据《大典》卷7890，《辑佚》页1235～1238）。其出路只能是加紧对百姓的榨取和掠夺，这也许正是晏梦彪等所谓“盐寇”能成气候的原因之一。
复如《临汀志·城池》记载，嘉熙四年（1240），知州戴挺视察城防，决定招“窑户军50人，置官窑于郊东，烧造砖瓦，以备包砌城墙。”后因继任者赋窑薪于里长，扰民尤甚。宝佑六年（1258），知州胡太初亟除窑薪之弊，“只令窑军于未兴工前自相采伐。”（《大典》卷7890，《辑佚》页1210）使这一巩固城防的措施得以延续。以砖石包砌城墙，这在南宋后期的多事之秋乃抗击元军，巩固城防的重要措施，始见于两淮○29，后为各地效仿，是中国古代城池建筑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这里出现的“窑户军”或“窑军”，当为征集的厢军，不失为一个创举。后来一度赋窑薪于民，且移官窑专项生产的砖瓦为增筑台榭的不急之用，此乃奸吏扰民之举，幸得胡太初予以纠正。
总之，《临汀志》有毋庸置疑的史料价值，于南宋中后期的经济史、地方财政史、官制史、科举史的研究尤有裨益。此外，如沿革、至到、坊里墟市、寺观、邮驿、学校等门也不乏可供采撷的史料。
《临汀志》虽为善志，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大典》卷7891《汀州府·山川·郡城内》事目中，首引《临汀志》所载卧龙山、金乳泉等12条；次引《纪胜》所录之二老峰、飞来石、鄞江等3条。又引《九域志》、《皇朝郡县志》作注云：鄞江，“即东溪水”；复引《元一统志》补注：“三溪水”；再引《胜览》之文作增注：“东溪水自鄞坑来”。最后，引《郡县志》：“临汀大溪四：曰东溪，曰西溪，曰南枝溪，曰横溪”。意犹未尽，仍小字注云：“《寰宇记》载白石溪水，《鄞江志》无之。”《临汀志》失载具有重要意义的“鄞江”条，不是无意的疏忽。也许是不满意或不能苟同隆兴、庆元志及地方总集均名之曰鄞江之故，故灭其名。但不废江河万古流，作为汀州标志性的鄞江，自然应在方志中有一席之地。故《大典》编者煞费苦心，为其补益。不见于开庆志山水门的远不止《大典》所引二老峰、飞来石、白石溪等数条，仅《纪胜》景物、古迹二门为开庆志失收的就有近20条之多。按情理，州郡志所收条目应远胜于总志，而不是相反。
开庆志中存在的失考现象比较严重，集中体现在郡县官题名等门。先看二个前后自相抵牾的例子：其一，《大典》卷7892（《辑佚》页1287）引开庆志曰：“嘉佑间，使（方按：原误史）君林公东乔有诗”；同书卷7893（《辑佚》页1347）则云林东乔治平三年（1066）知州。嘉佑为仁宗年号，治平乃英宗年号，必有一误。《长编》卷196载：嘉佑七年（1062），林已在知州任所，则题名录所谓治平三年知州误矣。同样，《大典》卷7892（《辑佚》页1288）称知州石英民，实乃石民英之讹倒，而卷7893（《辑佚》页1347）亦正作石民英。惟《长编》卷178亦载：至和二年（1055）二月，石民英已在知汀州任上，但题名录却称石熙宁五年（1072）始知，前后三朝，相隔17年。开庆志题名录显误无疑。其二，《临汀志·道释》（《大典》卷7895，《辑佚》页1451）云：“靖康己酉五月不雨”；其下又有“郡倅许公端夫争曰”云云。己酉，乃建炎三年（1129），此乃误书年号为靖康（1126～1127），核开庆志通判题名录正有许端夫建炎三年四月到任之记载（《大典》卷7893，《辑佚》页1356）。但其名却又形近而讹为“许瑞夫”，疑为《大典》抄手之误。这就启示笔者对知、通题名进行了复核，发现了更多的问题，今择要综述如下。仍按知州通判题名之顺序，仅括注《辑佚》页码，如《临汀志·题名》阙载，则括注“补”。相比较而言，其北宋部分错误更多，这也许是南宋尚有隆兴、庆元二志作依据而然。本文或纠谬，或考异，或补证，考证重点在北宋。
（1）黄吉甫（页1346） 注：天圣二年（1024）以朝请郎、殿中丞知汀州。似误。《长编》卷91载，天禧二年（1018）四月，黄已在京殿中丞任所，似无六年后始知汀之理，疑天圣乃天禧之讹。
（2）萧律（补） 约天禧间知。见《江西通志》（四库本，下同）卷73：萧律，字调元。新喻人。景德二年（1005）赐明法及第。守汀州，徙润州。历大理少卿、夔峡路转运使。终官金部员外郎（隆庆《临江府志》卷10同）。考《长编》卷112，明道二年正月前，已除夔路转运使。方按：据《宋会要辑稿》职官64之32，萧代张正中，到任劾张不称职，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张降知太平州。则萧使夔路应在明道元年（1032）。其知汀州，远在此前，似应在天禧（1017～1021）中。
（3）王彬（页1347） 注：治平元年（1064）知（又，序官“监丞”二字误衍），误。《长编》卷97天禧五年二月戊辰条载：知抚州王彬有政迹（绩？）；同书卷109天圣八年四月甲午条载其为河北转运使。《淳熙三山志》卷26称其乃福州长乐人，淳化三年（992）进士，授校书郎、知汀州、抚州，终太常少卿。则其知汀州在知抚州前，即天禧五年（1021）以前。如非仁宗、英宗时另有一同名之王彬，《临汀志》必误无疑，因为断无进士及第72年后仍在仕宦之理。此王彬乃高丽宾贡，在一千余年前就留下了中韩交流的佳话，也是中国科举史上值得研究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