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矛盾共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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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话西游”和“神舟五号”为例的阐释

内容摘要: 中国社会现代性蓬勃发展——以“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船成功发射为标志——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中国，其现代化进程深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干扰和影响，这使得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中，后现代性扮演着早产儿的角色在中国大陆捷足先登。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不仅代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也是对不同社会状况和社会特征的社会理论概括，在中国，二者的并存彰显了中国社会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和制度失衡。因此，在全力推进现代性车轮向前滚动的同时，对潜在的风险和“副作用”辅助付诸深刻的反思与自省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必由之路。

关 键 词： 中国社会 现代性 后现代性 矛盾共生

在全球化语境和社会现实背景之下，有关现代性、后现代性，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探讨与争论层出不穷。无论是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还是吉登斯的“反思性现代性”，以及贝克的“风险社会”和“第二次现代化理论”，乃至齐格蒙特·鲍曼对后现代性的预言，都振聋发聩地对现代性加以解释、批判和建构，另人耳目一新。但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概念是西方社会的舶来品，学术界对其界定、解释、探讨和争论也大多是基于西方社会（尤其是欧洲大陆）的传统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这就决定这种探讨和争论面临学术话语与中国社会现实相契合的适用性的——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问题。

一、现代性与中国：概念与实际

学术界通常认为，“现代性”是指从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历史和文化。其特征就是“勇敢的用自己的‘理智’来评判一切”（佘碧平，2000：2）。它基于现代社会的特征，即工业主义、民族国家和自然科学、主要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物质生产是主要任务，将人从自然和社会的必然性王国中解放出来是人的理性，解放政治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基本途径。从“知识就是力量”、“人为自然立法”到“理性统治一切”，肇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理性精神—其核心是工具理性——摧毁了宗教神学，实现了个性解放，树立起人的绝对权威，推动了人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近代工业革命。在短短的几百年内，人类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

作为实体概念，现代性基于西方社会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不可与中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同日而语，但作为分析的方法论工具，它可以说明和解释中国现代性的发轫与发展。在我们看来，虽然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中国现代社会的开端，但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国门被欧风美雨敲开之后，中国已经开始现代性建构的历程。其标志性历史事件和历史运动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这主要是科技意义上的；有拯救民族危机、变革图存的维新变法和改朝换代的辛亥革命，这主要是政治（制度）意义上的。而后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加上“打倒孔家店”、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早期文化探索。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现代性工程被革命和战争的炮火所掩盖并成为它们的附属品。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才进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现代性工程建构的新时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共产主义为中国人民描述了一个自由、平等、丰衣足食的大同社会。“有许多人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热烈地信仰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但他们既不关心也不了解这一目标何以才能实现，他确信的仅仅是这些目标一定会实现，无论其代价如何”（哈耶克，1997：37）。一场极富感性激情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始了。大炼钢铁、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在狂热的“求大”失败后，中国人民痛定思痛，将国家的未来定格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上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在短短的二十五年间获得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上新台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些口号和政策及其实践成果见证了中国现代性发展的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