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与文化”流系品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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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一词有着十分复杂的含义。从汉语词源来说，甲骨文中的"文"字就像一个人，正面站着，这个人的胸口有一个交错的图案。郑玄注《礼记》："文，犹美，善也。"甲骨文的"化"字，为一正一反两人正倒相对，其意义是转化、变化。"文化"，表明人类应该正确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按照真善美的目的"赞天地之化育"，帮助天地化育，弥补天地化育的不足，而不是走向反面，导致人类和大自然的双重异化，人类和自然的严重对抗。西方的"文化（CULTURE）"一词源于拉丁文，与种植技术有关，反映了人类从自然蒙昧状态向农业文明演化的过程。《美国传统词典》对"文化"的定义是：人类群体和民族世代相传的行为模式、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法律、群体组织和其它一切人类生产活动、思维活动的本质特征的总和，它是一个复杂的总体。无论是东方和西方，关于文化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自然界中有人的活动，才会有文化的诞生；反过来，文化也对人的生活产生影响，这是文化与人关系的两个方面。
如果说科学和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那么，文化则提供了人类对自身行为的反思，进而影响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方向。人类日益认识到，科学和技术并不是万能的，它的发展和运用应当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有鉴于此，联合国确定第14个世界水日（2006年3月22日）的主题为"水与文化"，以此唤醒人们：水实际上是具有强大文化功能的，尽管科学技术对于了解水循环和利用水资源至关重要，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适应具体的环境，并且反映人民的需求和期盼，而这又受到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人们必须更好地了解社会、水与环境之间的复杂作用。
华夏文明因水而生，逐水而变，中国的治水历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过程，对形成中国基本的社会形态、组织形式、民族文化心理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代中国，水仍然承担着重要的文化功能，水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不同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成因，是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载体；水资源的管理是技术、制度和文化的结合。
一、治水过程同时也是文化过程
（一）水是华夏文明的源头
世界文明大都发源于大河流域，因为这里河水泛滥，土地肥沃，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有利于人类的栖息和繁衍。考古研究表明，中华文明是沿着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等大河流域分布展开，并不断向中原的黄河流域聚集，然后又向四周扩散、演变。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从文献与考古结合考察，洪水与治水传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要从洪水到治水谈起。" 华夏文明的发展总是与水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治水的历史就是华夏文明的发展史。
（二）治水催生了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
人类社会伊始，东西方的历史就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着，体现着迥然相异的历史图景。马克思指出："统一体或是由部落中的一个家庭的首领来代表，或是由各个家长彼此间发生联系。与此相应，这种共同体的形式就或是较为专制的，或是较为民主的。" 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社会形态下的专制主义政治，除了宗法制度、公田制度和村社制度外，很大程度上与亚洲的地理环境有关，与治水有关。中国古代的江河带来了洪水灾难，组织抗洪救灾更重要的是一项社会工程。为了生存而治理洪水，导致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还处于氏族社会阶段的各酋邦，不得不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组织起强有力的治水机构──从治水联盟到治水联合体，最终催生了超经济的国家的出现。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原地区国家的最终形成，主要是在从洪水到治水的推动下促成的，这是超越社会大分工产生政治实体的推动力。" 现代西方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儒教与道教》中也多次提及"治水的这一必要性是中央政权及其世袭官僚制之所以成立的关键所在。" 韦伯的学生、美籍德裔著名史学家卡尔・魏特夫在其代表作《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更明确提出"治水社会"的系统理论，尽管他的立论有立场上的反动，但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解释东方社会形态形成的参考。
（三）水旱灾害往往是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直接因素
中国历代王朝政权的更替，无不与水旱灾害密切相关。这是因为，重大水旱灾害对以农业立国的小农经济的影响是致命的。封建王朝的税收绝大多数取之于农业，在风调雨顺的正常年景里，农业收成好，王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就稳定。而在水旱灾害严重的年景里，农业受到毁灭性打击，而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往往置民众于水火而不顾，横征暴敛，官逼民反。据经济学家盛洪研究，从西周到清朝的两三千年历史中，中国的税率基本上维持在10%，"而这正好与小农的不贫不富是吻合的，如果低于10％，国家破产；高于10%，小农破产。所以10%的税率就刚好和我们国家的这种小农经营是高度吻合的。10％均线的周期性突破时期，比如政府扩张与水旱灾害都是改朝换代的时期……水害发生的程度和国家农贷的相关程度非常高，相关系数好像是0.99。而且我们国家是一个水害灾害非常频繁的国家，根据记载西周--清末年均重大水旱等灾害1.75次。" 在中国历史上，唐末持续近百年的全国大旱，元末、明末的黄淮海特大旱灾，都曾经对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治水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民族大融合的过程。第一次在春秋时期，当时诸侯争霸，兴修水利是强国的重要途径。秦、楚均在兴修水利中逐渐强大，同时向水利条件更好的中原地区扩张，华夏族在战争中与其他少数民族接触频繁，促进并形成了第一次民族融合高潮。第二次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魏蜀吴三国都实行了屯田制度，水利得以振兴，农业得以稳固，国力得以增强。两晋南北朝时，黄河流域水利已经达到相当规模，长江流域亦开始开发，北方先进的农业技术被带到南方。东晋时，匈奴、鲜卑、羯、氐、羌族内迁。北魏统一黄河流域，民族大融合趋势出现。第三次是辽、宋、夏、金、元时期，特别是北宋和南宋时期，江南地区得以大规模开发，从宋代有关记载看，当时已经广泛使用翻车和筒车了，灌溉工具有了质的飞跃。郏?、郏侨父子与单锷在苏吴太湖流域实行高田低田法， 把治水治田结合起来，解决了农田排涝问题，江南地区大规模推广麦稻两熟制和双季稻，桑、麻、棉三大经济作物以及油菜、茶、桐、染料植物，甘蔗、水果、花卉、药用植物等经济作物的栽培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农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完成了经济重心由北向南的转移过程，少数民族接受汉族封建文化，在加速自身封建化进程的同时，也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五）治水催生了中国文化心理
与欧洲水系比较，中国水系的内部统一性十分明显。欧洲中部矗立着阿尔卑斯山，水系从此分流四方，向东注黑海，向南注地中海，向北注北海、波罗的海，分道扬镳的水系从客观上导致了政治上的分裂。而我国西北的高山大漠与东南的汪洋大海，以及由此而来的江河汇东流，运河通南北，这一切均构成了中国独特而又相对封闭的山围海绕的地理环境。因此，自秦汉以来，中国已形成一个长期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农业大国。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拥抱着这块黄土地，在河与河交汇，江与江合流，江与海交融的土地上，形成了大陆内聚型农业传统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集中体现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因治水而结成的共同体逐步发展为中华民族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在国家产生后，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又上升为爱国主义。大河流域文明带来频繁的人群流动和交融，形成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珍视民族团结，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而且主张平等地对待其他民族，表现出天下一家、与人为善的博大情怀，使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对各兄弟民族持久的亲和力以及对其他民族、国家巨大的感召力。农耕经济和与自然、人为灾难的斗争，养成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
二、治水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功能
（一）水资源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
淡水资源、能源资源和土地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战略性资源，水资源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我国淡水资源总量约有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由于人口众多，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按照2004年人口计算，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185立方米，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我国一些流域如海河、黄河、淮河流域，人均占有量更低。同时，由于气候和地理因素，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与土地、矿产资源分布以及生产力布局不相匹配。总的来看，夏秋多、冬春少，南方水多、北方水少，东部多、西部少，山区多、平原少。受全球性气候变化等影响，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降水发生变化，北方地区水资源明显减少，其中以黄河、淮河、海河和辽河区最为显著，地表水资源量减少17%，水资源总量减少12%，其中海河区地表水资源量减少41%、水资源总量减少25%。部分北方流域已从周期性的水资源短缺转变成绝对性短缺。按目前的正常需要和不超采地下水，正常年份全国缺水量将近400亿立方米，大约相当于10个北京市的年用水量。特别是我国北方一些地区大量挤占生态和环境用水，实际上是靠牺牲生态和环境用水来维持着经济社会发展的用水需求。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与洪涝灾害、水污染和水土流失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治水非常复杂。这一特点也使得水利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