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地把握文艺的若干重要关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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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事业及产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系统，但并不是一个完全自律、自主的系统。它是人类社会大系统的一个方面，势必要受到社会大系统及其子系统的影响。虽说这样的影响深浅不一，但还是有相当一些因素可以影响文艺系统关系的变化，甚至改写文艺发展的状况、趋向乃至命运。我们这里先提纲挈领地考察其内在关系中几个在当前比较突出的方面。
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改革开放30年，的确是文艺发展的黄金时期。文艺创作空前繁荣，在数量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质量上整体也有所提高。但应该清醒地看到，数量与质量之间发展并不平衡，二者相较不成比例。
即便是人们引以为荣的数量，其本身也是不平衡的。有些门类及体裁、题材、风格、流派等在基本数量上也是有欠缺的，如深受群众喜爱的歌剧、舞剧以及相声等多年来一蹶不振。而传统剧种及流派，不少也因各类缘由已似濒危动物一样苟延残喘，生计都成了问题，哪还能谈得上别的？
而比较数量与质量，就更不容乐观。我们现在有“百、千、万”之说，即每年电影产量逾百（2006年更达330部）、长篇小说逾千，电视剧逾万，真可谓洋洋大观，的确还是值得欣慰的。可若按“叫得响、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来要求，所剩却不多矣，包括一些轰动一时的作品，恐怕只有到仓库或史书上去找它们的踪迹了。从总体上看，平平之作与精品力作的比例，窃以为保持在8：2是适宜的。
没有一定的数量，当然也不可能有质量。但如果大量的都是平庸之作，就会将偶尔涌现的优秀作品给淹没。急功近利、仓促完稿，使许多本可以成为精品的创作也留下了诸多遗憾。所以，不能完全听任创作者个人的自发选择，必要的调控对质量的提高是有益的。这就需要有关方面、部门和专家在创作之前和之间，进行引导、帮助和协调；同时提供条件和环境，使其真正潜下心来精心打磨，使作品精益求精。
时尚与经典的关系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时尚的东西常常扭曲、篡改经典。在受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今日文化界，这种戏拟、窜改、甚至恶搞经典的现象时有发生。恶搞经典本身也差不多成了一种时尚。
经典与时尚之间其实并不必然成为矛盾，许多时尚的作品也能成为经典，不少流行音乐如黎锦晖、王洛宾等的作品毫无疑问已成经典；而经典的东西常常也可以是时尚的，甚至不断成为时尚，在不同时代成为时尚。京剧（包括京剧现代戏）、话剧、电影等之中都有大量这方面的例证。
这并非要混淆经典与时尚的界限。事实证明，时尚与经典之间是可以相通的。当然，更多的时候，二者也是泾渭分明的，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大量的时尚作品时过境迁就成过眼云烟，而不少经典的作品要变成时尚也有一定的难度。因而，我们要设法自觉地使经典作品成为时尚，同时努力把一些值得重视的时尚作品提升到经典之中。
对经典务必不要有误解。经典并不是问世时间长短的问题，当然要经过历史的检验。但不少作品一经问世就是经典，《兰亭集序》《清明上河图》《红楼梦》《二泉映月》《茶馆》等都是典型的例证。所以，经典与否主要不是问世时间长短。如果一定要考虑时间维度，那主要也是在此之前酝酿积累的长短。但更主要的则是其所达到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
因此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流行，更要有创造出“当代经典”的雄心壮志。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创造“当代经典”的历史机遇千载难逢，关键要看我们自己的主观努力了。
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本质上虽然还是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但在今天赋予了新的内容。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空前关注，那么，首先是抢救和保护的问题，然后才是去粗取精的问题。其实不仅是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物质文化遗产，对文物和典籍，我们也先别忙着选择、淘汰。常常是我们没选的、淘汰的那些遗产中，隐藏着精华，以至国粹。
而在我们自己的创作中，要着重考虑的是如何真正站在前人的肩上，在充分认识了前贤们的成就和不足之后，再向上继续攀登的问题。我们是要抢救和保护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珍贵遗产，但在思想和艺术上却不能顶礼膜拜。昔日大师们的创造，固然是一座座高峰，但毕竟还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代、历史以及阶级等的局限。处在新的历史阶段上的我们，理应认清其局限及不足而勿蹈其旧辙，同时又真正掌握其精髓而发扬光大。
所以，真正的创新绝不是割断历史，而是以历史的最高成就为起点，同时又避免其失误的弯路，从现实实践中获取灵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创造。创新不可能凭空孕育出来，而是要辩证地处理好传统、外国、现实之间的关系，并充分发挥文艺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才可能走出前人没走出的路，或者与前人不同的路。
原创与改编的关系
这一问题与上述问题都有联系，但又涉及别的更深一些的层面。由于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原创能力看来还很不足的当代文艺家，便纷纷将眼光投向经典，甚至投向一些并非经典的作品，不断加以改编。近年来“改编热”经久不衰，几乎能改编的都给拿来改写了。
上面已提到过窜改的问题，这里就谈那些比较忠实原着的改编，其中也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改编？二是改编与创新是什么关系？
之所以要改编，如果是出自艺术的冲动而非市场的算计，应当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当代人的审美趣味。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被欧美各国改编了18次之多，较好的版本都是在忠实原着的基础上赋予了新的时代气息。可我们的许多改编不仅没有把握住当代大众欣赏的脉搏，反而比原作还差出许多。这就应该好好反省了。正在进行时的《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的改编，我很是担忧：达不到曹雪芹、罗贯中等的水准还可以理解，如果连20年前的影视水平都没有，恐怕就真成了狗尾续貂了。这方面的教训我们也已有了不少。与其事后追悔莫及，还不如事先未雨绸缪。
不是要贬低改编的地位，优秀的改编其实常常还可以与原作并驾齐驱。夏衍改编的《家》和《林家铺子》，与巴金和茅盾的原作相比，可以说各有千秋。改编之所以中外都盛行，就是因为它既可以借原着（通常是经典）的声威，又能调整其与当代审美趣味不接轨的地方，并增添一些吸引当代人兴趣的因素。改编还常常涉及两种以上的艺术形式之间的转换，对于促进各门类艺术之间的交流和相互促进也颇有意义。
但改编决不能代替原创。在某种意义上，改编也是催生原创作品的基础，关键还是要创造出比已有的经典作品更佳的新作来。原创不易，特别是还要达到一定的水准就更难。因此在政策和舆论上，不妨对改编严格一些，而对原创相对宽松一些，以鼓励和支持更多文艺家向原创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