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版权页研究(一)
详细内容
【内容提要】现代文学作品的版本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是现代文学研究深入的一种表现。新文学版本研究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应当凭借版权页来立论，并需要有扎实的考据功夫。
【摘 要 题】文学与出版
【正 文】
对于新文学作品的版权页，每个研究现代文学的人，都很熟悉，这是每本书上都有一张的。我们编作家着译书目，编作家年谱，或者研究一个作家的生平和创作，总要提到作品的初版年代和出版处。负责的研究者就是依据作品的版权页著录的；起码是依照可靠的工具书摘抄的。而那些工具书的编者，就是根据作品的版权页著录的。可见版权页与研究的关系之密切！
对研究者来说，一本书的初版年代和出版处，尤为重要。但据我的考察，版权页所呈现的内容还相当复杂，变异的现象时有发生，还不是从版权页上抄下来，就可以了。在这里，考据的功夫是需要的。
为了说明问题，这篇短文用释例的方法，说明版权页的复杂性，以为同道参考！
一 一个应有的共识
版权页，我国古代称为牌记，也叫做木牌、牌子。20世纪以来的洋装书，便称做版权页，或叫版本记录。据鲁迅先生说：“中国现行之版权页，仿自日本，实为彼国维新前呈报于诸侯爪牙之余痕”（1934年10月8日致郑振铎函）。版权页应当有书名、作者、出版发行的处所、出版年月和版次，较为正规的还该有印数和定价。版权页应当印在扉页背面或封底前边一页（也有在封底）上。
我们编印各种目录时，著录书名、作者、出版处和出版时间，必须据版权页。这里应当有一个共识，就是必须抄版权页上的内容。如有缺项，则应当空缺；如有错误，也需照抄。如果没有这个共识，必造成著录的混乱，将不可收拾也。那些需更正的错误，那些要填补的空缺，一律要放在按语或说明中去，叫读者明白是你考据的结果，而不是版权页上原有的。没有了这个共识，学术规范就乱了，不少错误或歧意，往往就是因为不遵守这个共识造成的，我们千万要注意。
讲版本、讲初版年代，版权页上的内容，就是我们著录的唯一依据，要忠实的、一字不改地著录下来。其他内容，你再正确也要在说明、按语中去交代。学术界都遵守了这个共识，这个人人奉为最高原则的规定，正常的学术规范才能维护，我们的研究、著录工作才能步调一致。
二 版权页上没有初版年月
在初期的新文学版本上，版权页没有标出出版年代的现象是存在的。这在著录时要特别注意。
例如，鲁迅先生的《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初版本的版权页上，就没有注明出版年月。我有幸藏有这两个初版本，因之可以略作介绍：
《华盖集》的版权页上，只有“鲁迅杂感集第二：华盖集”、“北京东城翠花胡同十二号北新书局发行”及“第一集：热风……先已印行”等字样，没有初版的年月、印数、初版等字样。
《华盖集续编》的版权页，与《华盖集》的样式相似，有“鲁迅杂感集第三华盖集续编”及出版处，也没有初版的年月、印数、初版等字样。这里广告式文字则是：“第一集 热风”、“第二集 华盖集”了，并有两书定价。
我们都知道，这两书的封面是鲁迅先生自己设计的。《华盖集》封面上端为著者和书名，下端有“一九二六”字样，《华盖集续编》则是用原《华盖集》封面，仅在“华盖集”三字上， 加了一个长形图章为“续编”二字。 《华盖集》内所收为1925年作品，那么，版权页上虽无出版时间，从封面可知，此书初版时间为1926年。至于有的书目上，还有月份，那是从其他方面考证来的，不足信，也不是著录者应取的态度。
《华盖集续编》封面上，虽然保留着“一九二六”字样，但它显然不是1926年出版的。于是，在各种目录的著录上，多为1927年北新书局出版，甚至还有月份，那是依据书信、日记等材料考证、推断出来的。如此办法，违反了著录的共识，是欠妥的。唐?先生的确为版本学家，他在《重订鲁迅着译书目》中，就不如此，而是照书封面文字，著录为：“华盖集编编 二六四面 一九二六年 北新”。接着有编者按语：“（本书里封及版权页上均无年月，封面作一九二六年，但书内最后一篇《海上通信》作于一九二七年，二六年出版之书，不可能收二七年文章，意者二六年编定，正式出版发行，当在一九二七年耳。）”（《鲁迅全集补遗编续》，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3月初版第909页）。像唐先生这样编目，著录版本，无疑是极妥当的。版权页是著录版本时的唯一依据，任何考证性内容，均不可轻易混入其中。原书上有错误的时间或文字，一律应当照录；考辨的、正误的文字，均应在按语中出现。
三 同一家书局会有两个初版本
一家书局出版了一部书，会按照印刷顺序标出初版、再版、三版、四版等等，这是过去的常例；研究、著录版本的人，对此都很熟悉。这其中，初版的年月尤为人们关注，著录时要相当仔细。
但是，也有特殊的现象出现，是研究版权页时要格外注意的。那就是会有标明两个“初版”字样的版本出现，我要提请研究者注意。为了说明问题，举几个例子：
例一：柳青的《种谷记》。
柳青这部长篇小说，定稿时间为1947年5月22日。 第一个出版它的是光华书店，目前有两个初版本传世。第一个版权页上的出版时间为“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七月”，印数2000册；第二个版权页上则是“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印数为“初版发行五千册”。两书的开本、封面等均相同。一般书目上，均据第一个初版本著录，我所藏却是第二个初版本，有实物为证，也是可靠的。
《种谷记》后列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由新华书店1949年5月初版；又列入《北方文丛》第3辑，由香港新中国书局1949年6月初版。在这两个版本前，没见过有光华书店的再版本传世，大约没有出版过。
例二：茅盾的《子夜》。
《子夜》由开明书店出版，十九章和一个短跋，共577页。为大32开平装，报纸印。1933年1月初版（权威性书目均如此著录）；1933年2月再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33年6月三版（我藏有这个版本）。四版没见过，据《黎明的文学》作者松井博光说，第四版是“一九三四年六月发行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中译本第171页）。在平装本发行的时候，稍后有米色道林纸精装本发行。在茅盾回忆中，他说到瞿秋白评论《子夜》时，加过一个随文注：“（瞿秋白此评写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六日，《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这是实际出版的时间，开明版《子夜》的版权页上印的初版时间是三三年四月。）”（《我走过的道路》中册第1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茅盾先生这里所说初版本，就是精装本的“初版本”，标明1933年4月。如按平常习惯，此版在顺序上应为三版，我藏的1933年6月本则是四版了。茅盾先生大约写回忆录时，只有这个精装的初版本，那个1933年1月的真正初版本，他已经忘记了。
《子夜》的第二个初版本，在上海图书馆藏有实物，我的友人荣君替我看过，除装帧、用纸不同外，开本、版式与平装本同，与那个平装的初版、再版是用一个纸型印的。陈子善先生在日本访学时，在增田涉文库中，见到了当年茅盾先生题赠的这本布面精装的“1933年4月开明书店初版”的《子夜》， 扉页上是茅盾的钢笔题字：“增田先生惠存 茅盾 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海”。（《海上书声》，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9页）。
例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丁玲这部名著，修改的次数多，出版的书店也多。推究起来，应当是哈尔滨的光华书店最早出版的。出版时间，至少有两个，那便是因为有两个初版本造成的。请看两位见过实物的同志的说法：
陈子善：“我最近有幸见到丁玲亲笔题签呈赠沈钧儒先生的此书另一种‘初版本’，版权页上却是如下的白纸黑字：‘桑干河上，著者：丁玲，出版者：光华书店，发行者：光华书店，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哈尔滨印造，初版发行一千五百册。’”（《捞针集――陈子善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52页，引用时加了几个标点符号）。
龚明德：“1983年8月4日我访丁玲、陈明，他们出示了1948年9月也标为‘初版’的蓝色布面精装《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书名不是四个字，而是八个字，……这个版本也是光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散札》，天地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286―287页）。北京图书馆藏有这个版本，在他们编的《中国现代作家着译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中，著录了这个条目， 并将封面为书影印在书的前边。
光华书店在哈尔滨出版的同一本书，又有两个初版本，时间只差一个月，书名却稍不同，前一个是被改了的《桑干河上》。版权页的变化，如此复杂！
四 一本书会有两张版权页
一本书有一张版权页，这是规矩，也是常识。但也有带着两张版权页的，请看研究版权页有多么复杂。
1930年前后，陶晶孙翻译过一本小说集《盲目兄弟的爱》。哪一年出版？丁景唐先生编的《陶晶孙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中，有一条注释， 讲到此书，说是“1929年12月”出版（该书第282页）。《陶晶孙百年诞辰纪念集》（百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中，收有《陶晶孙着译作品目录》，则说《盲目兄弟的爱》于1930年4月出版。2000年6月7日，吴晓樵先生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了两个初版时间“不知孰是”的问题。为弄清这个年代，《中华读书报》上还有过小小讨论呢！
最后，才弄清了原委，《盲目兄弟的爱》竟有两种不同的版权页。丁景唐先生在《陶晶孙选集》里那条注，使用了上海图书馆的藏书，版权页上是：“1929年12月10日厦门中山路世界文艺书社总发行”。其他著录，则依据了别一种本子的版权页，那是：“1930年4月20日世界文艺书社发行”，地址是“上海横滨路三九”和“厦门中山路口”两个。两种版权页上，印数均为1000册，定价也相同。
更有意思的是，卢正言先生从上海师范大学藏书中，找到了一册有上述两张版权页的《盲目兄弟的爱》，这可真是罕见的事了。据丁景唐先生估计，这仅印了1000册的书，可能因为发行不理想，才又换上了1930年的版权页，不知确否（以上参阅丁景唐：《文字结缘的佳兆》，《中华读书报》2001年3月7日）？不论什么原因，有两张版权页的《盲目兄弟的爱》传世，就说明了两种不同版权页的书，原来是一个；只是换1930年那张时，忘了撕掉了前一张的缘故，所以今天才叫我们见到了这珍稀的版本。版本研究是件相当复杂的工作，一切要靠实物，要依据版权页；各种第二手材料，只能供我们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