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审判――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一)

详细内容

“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承受我的审判”
――日瓦戈医生的诗歌
一
维特根斯坦在读完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后曾掩卷而叹：“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有权写作。”1我一直想说，这也是我在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时的最大感慨。
写作的权利意味着人的尊严、文学的尊严，而帕斯捷尔纳克通过写作《日瓦戈医生》所赢得的，正是人的尊严、文学的尊严。毋庸讳言，对于置身社会主义这一特定背景的作家来说，这应该是一份人们期待已久的尊严。社会主义，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历史实践，也是20世纪最为严峻的时代课题。2正如帕斯捷尔纳克所描述的：“血的海洋会逼近到每个人的脚下，溅在所有企图逃避、苟且偷安的人身上。这场血的洪流就是革命。”3然而，也因此，对于所有置身社会主义这一特定背景的人来说，“社会主义”就必然意味着严峻的挑战。帕斯捷尔纳克的可贵在于，他最早意识到了这个挑战。“如果我们还能活到可以把当时的情况记录下来并且看到这些回忆录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认识到，在这五年或十年当中的感受，远远胜过整整一个世纪。”4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一场社会变革，而且还是一次精神事件。因此，它不但需要政治的总结，而且需要精神的审判。而这一切，也正是一个作家的所能为与所应为。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曾经借助濒临死亡的俄狄浦斯王之口声称：“你们在快乐的日子里，要念及死去的我，那你们就会永远幸福。”莎士比亚也在《哈姆雷特》中借助濒临死亡的哈姆雷特之口声称：希望后人能够想起他的故事。帕斯捷尔纳克禀承的也正是这一作家的神圣职责。“远远胜过整整一个世纪”的“感受”，被他“记录下来”，并载入《日瓦戈医生》的字里行间。他借助《日瓦戈医生》所写就的，正是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历程的一部不朽的精神史记、心灵史诗，他所完成的则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精神审判。
犹如维特根斯坦对于托尔斯泰的赞叹，帕斯捷尔纳克也“是一个真正的人”。命运把他抛入20世纪的俄罗斯炼狱，让他置身一个悲欣交集的时代，而他则以极大的勇气去面对这一炼狱与时代。他明白自己的选择，也明白这一选择必然意味着承担，甚至意味着生命的代价。何止是在他所置身的时代，在任何时代，类似他的这一选择都不会获致当政者的首肯，都会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都会被“排斥”为“异己”，“灵魂因为人类的苦难而受伤”。回想一下斯大林的称他是“天外来客”，肖洛霍夫的说他是“寄居蟹”，还有某些评论家的指责他脱离人民，他的声音也“经常被时代的进行曲和大合唱所淹没”，就会意识到上述的“排挤”与“排斥”。但是，这也正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深刻。他最早意识到：每个个人都是整个国家，是个人的尊严作为前提在维护着国家的尊严。对于任何一个个人，国家都既不能“预支”，也不能“透支”。而且，自己所要求的自由，就必须为所有的人去争取之；自己所拒绝的****，也就必须为所有的人去拒绝之。因此，只有拯救自己才能拯救世界，只有维护个人的尊严，才能维护人类的尊严。在此意义上，个人的声音胜过时代的雷霆，个人的声音就是时代的最强音。1935年夏天，他临时被派去参加巴黎和平代表大会，会议中全世界的作家在酝酿要组织起来反法西斯，但是他却说：“我恳求你们，不要组织起来。”这当然是一个置身边缘情境的“边缘人”，正像帕斯捷尔纳克在诗歌中不无痛苦地倾诉的那样：“整个一生我都想和大家一样。/但是世界，披着优美的衣裳，/却不来倾听我的痛苦，/于是我只想，像我自己那样。”5然而，也正因此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显然，倘若统治者的操纵历史的权利是真实的，那么帕斯捷尔纳克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所拥有的思想的权利就同样是真实的，而且是更加真实的。作为自己所面对的一切的见证者与守夜人，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个人，帕斯捷尔纳克同样可以在历史的长河中写下自己的名字。
同样，也犹如维特根斯坦对于托尔斯泰的赞叹，帕斯捷尔纳克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也“有权写作”。作为一个美学研究者。我一直为帕斯捷尔纳克的对于美学的痛斥而惭愧：“美学并不存在。对我来说，似乎美学不存在是对它的一种惩罚，因为它撒谎、妥协、迎合俗趣、屈尊俯就。因为它在对人一无所知的时候，胡扯专业问题。”6因为这无疑也是中国的美学研究的通病。而帕斯捷尔纳克显然没有“撒谎、妥协、迎合俗趣、屈尊俯就”，也没有“胡扯专业问题”，而是敏捷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帕斯捷尔纳克念念不忘的是“还债”。在逝世前的一年，他还对一位美国诗人说：“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感觉对我的同代人欠有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正是为了还债。这种负债感在我缓慢的写作过程中变得一发不可遏制，在那以前，我多年仅仅从事诗和国外作品的翻译，我有责任通过小说评述我们的时代――遥远而又恍若眼前的那些年月。时间不饶人。我想将过去记录下来，通过《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赞颂那时的俄国美好和敏感的一面。那些岁月一去不返。我们的父辈和祖先也已长眠不醒。但在百花盛开的时候，我可以预见，他们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复苏。……我不知道《日瓦戈医生》作为小说是否获得了彻底的成功，但即使它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我仍然觉得比我的早期诗歌具有更高的价值，内容更为丰富，更具备人道主义精神。”7在一封书信里，他还进而提到了写作这部小说的动机，“有的人非常爱我（他们为数极少），我的心有负于他们，……我是为他们而写的，好象是给他们写的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在另一封书信里他还说，“这部小说是我偿还债务的一部分，证明我尽了自己的努力。”在这里，“我感觉对我的同代人欠有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正是为了还债”，“这种负债感”，“我的心有负于他们”，“这部小说是我偿还债务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话语意味着帕斯捷尔纳克对于自身责任的觉察。这是一种身为作家所必不可少的绝对责任，只要联想到“丧钟在为每一个人而鸣”，我们就不难领悟这种绝对责任意味着什么。由此，尽管帕斯捷尔纳克毫无怨尤地接受了世纪所给予他的一切，但是他却同时又以无限的责任感回报着世纪所给予他的一切。50年前的现实已经告诉我们，帕斯捷尔纳克因此而成为“诺贝尔”百年历史上罕见的因永恒荣耀而招致终身灾难的作家，这意味着：那个世纪对于这一个人欠下了巨债而且在他生前始终没有偿还，因此，那个世纪也没有因此而被赎回。这，实在是那个世纪的遗憾，也是那个世纪的耻辱。但是，这却并非帕斯捷尔纳克的遗憾与耻辱。因为，他已经完全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在他看来，革命固然是对现实的拯救，但是美学却是拯救之拯救，如果你在美学的立场上质疑这场拯救现实的革命，事实上也就在精神上拯救了这场拯救现实的革命。这美学的拯救、精神的拯救，就是他自己所肩负的世纪巨债，也就是他自己所意识到并主动肩负的绝对责任。写作，是他完成这一切的唯一可能，一个人对于一个世纪的巨债借此得以偿还，一个人的自我也借此得以赎回，这，实在是一个人的光荣，一个人的辉煌。
帕斯捷尔纳克曾说过，“《日瓦戈医生》是我第一部真正的作品，我想在其中刻画出俄罗斯近45年的历史”。8不错，这确实是“真正的作品”。作为一个世界闻名的著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很早就意识到：“抒情诗已经不能表现我们经验的广博”。在提及几位诗人的自杀时，他也一再为“生活已经变得过于沉重，过于复杂”，而自己尚未找到最恰当的形式和语言去表达而苦闷，“写下去，过于艰难”。最终，他不惜从抒情转向了叙事，转而“用小说讲述我们的时代”，并“重新创造一个完整的历史时代”。在死后发表的自传性随笔《人与事》中，帕斯捷尔纳克自陈说：“这里所写的东西，足以使人理解：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为何转化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91905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前后的俄国社会生活，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国内革命战争，20年代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卫国战争……当这一切纷纭错乱地汇聚而为前苏联社会主义的40周年庆典之际，他呈上了自己的最好纪念――《日瓦戈医生》。这是在那部前苏联的历史学家们献媚于斯大林的淫威而昧心编纂的臭名昭著的《联共（布）党史教程》大行其道、招摇过世之际的一部真正的俄罗斯的精神史记、心灵史记。一切的一切都“转化为艺术现实”，并且“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让我们想起的是在中国的秦始皇凶焰熏天之时的孟姜女的长歌当哭，或者司马迁不畏汉武大帝的淫威所呕心沥血而出的《史记》，或者面对法国的拿破仑的革命与暴力狂飙而毫不退让的雨果的《九三年》。俄罗斯著名诗人沃兹涅克斯基在题为《帕斯捷尔纳克的世纪》的纪念文章中写道：“二十世纪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是的，确实如此！
相比之下，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无疑让整整半个世纪的所有的中国作家全都黯然失色。同为曾经的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当我们回首前尘却惟馀惭愧。我们迄今也没有能够产生诸如此类代表着民族的良知与良心的大师与巨著。“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固然是我们的耻辱，即便是在这个美学精神大面积失血的噩梦结束以后，我们的一切也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谓予不信，不妨把帕斯捷尔纳克所生活的时代置换成我们的解放战争、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试问，我们又有哪一位名家与名作成功地面对了这一切呢？没有！恺撒的宝剑。早已败坏了美学的趣味。更为严重的是，在中国的作家中我们从未看到过帕斯捷尔纳克那种令人充满敬意的负债感以及对于作家天职的自觉。多年前，看到我们的屈原不惜一切代价地要去求得一个小小的楚国之君的认可，我们的杜甫在安史之乱中颠沛流离、抛妻舍子地去追随皇帝，对于他们的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精神王国中同样是国王，没有意识到皇帝无数但是屈原、杜甫只有一个，没有意识到通过自己的诗歌去拯救这个时代有着比现实的拯救远为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就留下了深深的困惑。而今再看看上个世纪的中国作家的对于现实的俯首称臣，想想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在内的一代名家的不约而同的对于文学以及对于文学职业的蔑视（诸如千万不要再去学文学，不要去作什么空头文学家之类）。我们就会洞悉：在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既不存在敢于置身“边缘情境”者也不存在任何的“负债感”，“有权写作”的“真正的人”还没有诞生！10最终的结果，就是20世纪令人遗憾地与我们擦肩而过。而在新百年新千年来临之际，倘若我们还有羞愧之心，倘若我们也还有进取之意，那么，唯一的选择必须是也只能是：回到俄罗斯文学，回到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因为，那里是培养人性的温床，也是爱的学校，痛定思痛，在俄罗斯文学面前，在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不朽名作《日瓦戈医生》面前，我们必须低下自己卑贱的头颅！

二

作为20世纪俄罗斯的精神史记、心灵史诗，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用小说讲述我们的时代”，面对的是美学应当面对的，发现的是美学应当发现的。
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不能不想起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宗师――陀斯妥耶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当然没有亲身经历过1917年以后的一切，但是，在他的《群魔》中，我们不难发现，事实上1917年革命的一切的可能后果其实都已经完全呈现。而他的《罪与罚》也完全可以再加一个副标题：《1865》，以便与司汤达的《红与黑》的副标题《1830》彼此一致11。他宣称：“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能避免恶，人的心灵不会改变，不合理和罪恶源自人的心灵本身，”12重温一下他在小说最后所浓墨重彩地书写的那个世界噩梦：“某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可怕瘟疫”，“出现了某种新的旋毛虫，侵入人体的微生物。不料，这些微生物是具有智慧和意志的精灵。人们食用了这种微生物，立刻就会精神失常，陷入疯狂”，“他们不知道谁审判谁，怎么审判，不能认同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不明白谁是谁非。人们互相残杀，怀着某种毫无意义的仇恨。”“一切的一切都在毁灭。”13回顾一下在他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任何人都无法否认，陀斯妥耶夫斯基确实正如后人所赞誉的，是一个“忧郁的先知”。而他一生中都在有意无意地思考的问题：“现在在俄罗斯谁不自以为是拿破仑呢？”则在身后的无数来者中激起无穷的深长思考。
帕斯捷尔纳克无疑是这“无数来者”中的佼佼者，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世纪传人。毫无疑问，他所面临的一切都要远比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时代更为严峻、复杂。在陀斯妥耶夫斯基时代还只是遥不可及的一切，在帕斯捷尔纳克却都已然成为必须接受的严酷现实。它是人类的一次失败了的精神冒险、精神实验，也是人类的又一次俄狄浦斯式的疯狂赌博。它盛行过太多的理想，但是偏偏又使得太多的理想蒙尘。它每每以书香开卷，但是偏偏又必然以血腥收场。它试图用暴力、屠杀来从肉体上消灭一切与自己同床异梦的群体，因为无视自身的有限而自负、愚蠢地以为可以凭借暴力革命的方式而迅速、彻底地改变自己的命运，消灭世界的一切“恶”。为此，它不惜以目的的合理性来保证手段的合理性，推崇人有罪而历史无罪的红色梦幻，结果，不是目的证明手段，而是手段证明目的，最终从反抗转向革命、从对正义的呼喊转向对于暴力的赞扬、从对于普罗米修斯的赞美转向对于恺撒的膜拜，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转向奥维尔的《动物庄园》。半个世纪的时间，人们付出了许多，但是却收获寥寥。想上天堂却偏偏坠入地狱。或者，天国没有建成，地狱却已竣工。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开场的是幸福的憧憬，结束的却是撒旦的诗篇。与此相应的是，个体的命运悲欢离合在群体与历史的高歌猛进当中被不屑一顾，牺牲成为理所当然。且看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的揭示：“历史上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几次了。高尚的、理想的、深沉的变粗俗了，物质化了。这样希腊成为罗马，这样俄国教育变成俄国革命。你不妨对比一下布洛克的话‘我们是俄国恐怖年代的孩子们’，马上便能看出两个时代的区别。布洛克说这话的时候，应当从转意上、从形象意义上来理解。孩子并不是孩子，而是祖国的儿女，时代的产物，知识分子，而恐怖并不可怕，不过是天意，具有启示录的性质而已，这是不同的事物。而现在，一切转意的都变成字面上的意义了，孩子就是孩子，恐怖是可怕的，不同就在这里。”14“高尚的、理想的、深沉的变粗俗了，物质化了。这样希腊成为罗马，这样俄国教育变成俄国革命。”这是何等触目惊心的一幕？！但是，这却就是历史的真实，也正是帕斯捷尔纳克所必须接受的严酷现实。
然而，帕斯捷尔纳克就是帕斯捷尔纳克。他并没有将自己的目光局限在“是”与“否”的现实关怀的判断之上，例如对发生在20世纪俄罗斯大地上的那场社会主义革命持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等等，显然，倘若如此，帕斯捷尔纳克就不是帕斯捷尔纳克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帕斯捷尔纳克就没有自己的现实关怀、自己的现实判断。1937年“大清洗”之际，布哈林被被处决，继而就有几个军人找他，要他签署一封公开信，内容是要求判处几个元帅死刑，他严词予以拒绝：“同志，这不是签发剧场的入场券，我不能签!”然而，几天后在《文艺报》发表的公开信中却仍旧有他的名字。为此，他冲到作家协会强烈抗议。“我什么事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作协能干出如此卑鄙的勾当!没有人给予我决定他人生死问题的权力!替我签名，就等于把我处死。”流亡海外的著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渴望重返祖国，帕斯捷尔纳克想告诉她自己对于国家状况的真实判断，但在半公开场合下又一言难尽，于是，他只能说：“马琳娜，别回俄罗斯，那里太冷，到处都是穿堂风。”话虽含蓄，但是对于国家状况的真实判断却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也不难觉察。然而，此时的帕斯捷尔纳克却毕竟并非美学的帕斯捷尔纳克。美学的帕斯捷尔纳克目光远在“是”与“否”的现实关怀的判断之上。在他看来，真正好的文学，一定要给我们一点超出现实的、政治的东西，一点只有文学才能够发现的东西，人们之所以去看文学作品，就是希望在其中看到这个东西。巡洋舰阿芙乐尔号炮轰冬宫，文学确实无法做到，但是文学会问：炮轰冬宫以后怎样？借用捷克作家赫拉伯尔的话：谴责“暴行的残忍”，文学确实无法做到，但是文学会问：“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是如何发生的？事实上，革命根本无法拯救现实，如果革命可以拯救现实，那人类早就因为革命而获得拯救了。更何况，革命自身也还需要拯救。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真正的悲剧既无缘无故，又无穷无尽。因为“无穷无尽”，所以它没有开始也不可能结束，因为“无缘无故”，所以它没有原因也没有结果。可是革命的愚蠢就在于：以为自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以为自己可以找到某种外在的原因并且通过铲除这一外在的原因而获得最终的幸福。这样，终极的关怀就被现实的关怀所僭代，这就是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借西玛之口所说的：“这儿把某种肮脏的、无关紧要的次要东西抬到它所不应有的、并不属于它的高度。”15结果，个人原罪被转换为社会原罪，人人争当激进时代的推波助澜的弄潮儿，个个要做传统时代的掘墓人。一项项社会启蒙工程、社会革命工程纷纷出笼，可是，就类似那座永远也无法建成的巴比伦高塔：诸如此类的把人间建成天堂的革命都只有一种归宿，就是把人间变成地狱。更何况，这一项项社会启蒙工程、社会革命工程还需要人类付出过高的甚至是不可承受的代价！可是，当我们所有人的一生都变成这一项项社会启蒙工程、社会革命工程的一砖一瓦或螺丝钉之时，这最终建成的幸福大厦又是为谁而建造、让谁来居住呢？这样的伟大事业还能称之为“伟大”、称之为“事业”吗？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不朽著作《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伊凡慨然宣称：“我付不起这项伟大事业的票价”，这无疑也正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想法，因此，必须替千千万万作为一项项社会启蒙工程、社会革命工程的一砖一瓦或螺丝钉的死难者们拒绝这张红色的“入场券”。在一个孩子的眼泪中，上帝的名誉都要大打折扣，何况这只是人间的革命？！
帕斯捷尔纳克正是因此而走向了拯救之拯救，走向了对于社会主义的精神审判。他所瞩目的，不再是历史的人，而是人的历史，不再是铁与火，而是血与泪，不再是英雄交响乐，而是悲怆奏鸣曲。美国学者罗伯特・佩恩发现：："有些西方评论家把日瓦戈医生看成是对抗苏维埃政权的人物。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因为他们没能够发现，这部作品其实是对一切存在着的政权的反抗"。16这无疑是一种人性的反抗、美学的反抗。它并不斤斤计较于社会主义的“好”或者“不好”，而只是去关注社会主义的人性根源，关注社会主义出现以后给人类，尤其是给俄罗斯人在精神上所带来的种种触目惊心的变化，人性在什么地方成功了？在什么地方失败了？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社会主义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置身社会主义的背景，在什么地方离理想的人性更近，在什么地方离理想的人性更远？人类因此而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在《汤姆・琼斯》中说：“文学只是一个便饭馆，不卖山珍海味，只卖一道菜，就是‘人性’。”17因此，你甚至可以发现，真正的文学永远是非常简单的，永远不会像生活那样让你眼花缭乱，它永远紧盯的问题就只是一个：离理想的人性有多远？或者，离理想的人性有多近？作家只和一个词朝夕相处，那就是“人性”；文学也永远只问一种得失，那就是“人性的尊严”。雨果曾经高呼：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那就因为，在绝对正确的现实关怀的基础上，必须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终极关怀。这就是雨果的反思：革命是绝对正义的吗？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的革命究竟意义何在？如果共和制度必须以牺牲个人的权利为代价，那么有没有更理想的共和制度？雨果的《九三年》给我们的启示堪称深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也如此，透过社会主义的缤纷图景，他看到的是社会主义背后的人性缺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样，他也意识到，“俄罗斯灵魂是黑古隆冬的”，是一座地狱，一座“由于不能再爱而受到的痛苦”而自铸的地狱。“恶控制了人的机体，束缚着他的每一个行动，剥夺他同降落在灵魂中的黑暗进行斗争的任何一点想法和意愿，并且自觉地、心甘情愿地、怀着复仇的激情在内心中把黑暗当作光明”18，精神成了无根之物并失去了重量，生存进入了零度状态，衡量人性轻重的砝码不复存在，而且再也找不到灵魂的栖居之地，一切不断以欲望的形式呈现，一切都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么，值此之际，美学何为？文学何为？帕斯捷尔纳克的答案，就是走向“爱”，这无疑是走出地狱的唯一途径。社会主义背后的人性根源在于自我的出场与缺席。而以“社会主义”这一现实关怀来取代“自我的出场与缺席”这一终极关怀，则意味着这一人性根源的迷失。事实上，任何的社会黑暗从根本上来说都来自于个人的“原罪”。这“原罪”既无可推卸也无可归罪，既无穷无尽又无缘无故，而要走出这“原罪”也不可能依赖任何的外在力量，而只能依赖以自己的全部生命去彰显“爱”、见证“爱”这一方式，这，就是所谓“神性拯救”，也就是所谓“爱的拯救”，正如索洛维约夫在《无题》诗中所说：“统治大地的是死神和时间，──但你切不可如此把他们称唤；总在旋转的一切都会在雾中消散，就只有爱的太阳永远不会变换。”19而文学的意义则就在于为这一彰显“爱”、见证“爱”的方式作证。帕斯捷尔纳克称之为：“审判”。他借助《日瓦戈医生》中的日瓦戈医生的诗句慨然宣称：“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承受我的审判”20。
显然，帕斯捷尔纳克的“审判”必然是也只能是：“爱的审判”！

三
从“爱的审判”出发，帕斯捷尔纳克深刻地揭开了社会主义的隐秘一角，那就是：失爱。
当历史的巨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排山倒海般到来，也曾经被人们欢欣鼓舞地完全接受。“馋鬼和寄生虫驾驭着挨饿的劳动者，并把他们驱向死亡”，“还有其他凌辱和暴虐的形式”，“人民的愤怒、要求正义生活的愿望、寻求真理的精神”的日益高涨，让人们普遍认为：“在杜马里通过议会制、不采取专政手段就能根本摧毁旧制度”的途径是没有的，唯一的选择，就是革命与暴力。21因此，日瓦戈医生的感受是：“这一伟大和永恒的时刻震撼了他，使他无法清醒过来。”22当他在雪花飘飘中买到政府第一号公告的号外时，雪模糊了他激动的眼睛，他对拉拉也说过：“革命……仿佛是一股被阻滞得过长的空气。每个人每件事都苏醒了，获得了再生，一切都是发生了转化、转变。”23日瓦戈医生也对岳父说：“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啊！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了发臭多年的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来的非正义作了判决。”“假如说让谁去创造一个新世界，开创新纪元，他一定需要首先清理出相应的地盘。他肯定要等着旧时代先行告终，而为了着手建设新的世纪，他需要的是一个整数，要另起一段，要的是没有涂写过的一张白纸。”“但现在却一蹴而就。这是空前的壮举，是历史上的奇迹，是不顾熙熙攘攘的平庸生活的进程而突然降临的新启示。它不是从头开始而是半路杀出，不是在预先选定的时刻，而是在奔腾不息的生活的车轮偶然碰到的日子里。这才是最绝妙的。只有最伟大的事情才会如此不妥当和不合时宜。”24拉拉也说：“谁对咱们都没有恶意，恰恰相反。现在周围发生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人的权利，为了保护弱者，为了女人和孩子们的幸福。是的，真是这样，您不用不相信地摇头。总有一天，这会对我和对您都有好处”25还有“一位合乎潮流的大实业家”拉夫连季・米哈伊洛维奇・科洛格里沃夫：“聪明而又有才能。作为一个财产可以同国库匹敌的大富翁，同时又是一个从平民中神话般地爬上来的人，他对这个衰朽的制度怀着十分的憎恨。他把秘密工作者藏在自己家里，替因政治问题而受审讯的人雇辩护律师；而且真像人们开玩笑所说的那样，他出钱资助革命，自己****作为私有者的自己，并在自己的工厂里组织罢工。”26但是，困惑很快就随之而出现。那个红色的“十月”改变了许多，“所有的地方都在开始任命权力大得无边的委员，他们都是些具有钢铁意志的人，身穿黑色短皮外衣，以种种恐吓手段和手枪为武器，很少刮脸而且更很少睡觉。”27这些人以自己独有的“恐吓手段”为武器取代了昔日的统治者，但是普通人的生活却没有什么改变。1917年，日瓦戈医生从陆军医院回到莫斯科，“听说劈柴、水、照明都会没有。货币要取消，供应也要停止。”日常食物紧张，只能偷偷找“市郊农村的农民”买蔬菜和土豆，因为“带货物的农民是受人拦截的”。“房子收归区苏维埃支配”，“不是劳动人民的”被撵出门外，“伤寒病”流行，却连抢救的车也没有，“窝窝囊囊像羊一样坐以待毙”，出门需要“出差证明”，而且动辄被强制征劳役，一半的村庄荒无人烟，土地被遗弃了，庄稼无人收割，“自古以来，田野里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多的老鼠。”“村里的长毛看家狗变成可怕的野狗”。这就是“普通老百姓”过上的“好日子”。经由了一场暴风骤雨的翻身、解放，普通人在沙皇体制下遭遇的种种不平，又大言不惭愧地重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离开莫斯科的火车上，日瓦戈感叹：“一旦革命唤醒了农民，他们就认定几百年来梦想的一家一户的独立生活就要实现，希望能靠自己双手劳动建立无政府的田园生活，不隶属于任何方面，也不向任何人承担义务。但是又落入了新的革命的超国家体制的更狭窄的夹缝。”28更为严重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暴力，这一切的一切也并不像最初想象的那么美好。没完没了的杀人，甚至是白军和红军彼此进行杀人竞赛，互相残酷报复。革命成了拼命：“在这个过程中，就像我们在战场上一样，你们也会觉得生命大概已经停止，属于个人的一切都将结束，除了残杀和死亡以外，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我还说不清楚，究竟是人民自己以排山倒海之势挺身而起，还是这一切仅仅是打着他们的招牌。……不过发展到两个人互相揪起头发、摔盘子砸碗的地步，也就难断定哪一个先动了手。”“我也认为，俄罗斯注定会是争取社会主义统治的第一个国家。当这件事成为现实的时候，它会使我们在很长时期内怅然若失，一旦清醒之后，也就永远不能追回已经丧失的那一半的记忆。我们将会忘记许多事件的发生孰先孰后，也不再为这空前的变化寻求解释。已经确立的制度就像大地上的森林或者天空的云絮那样把我们团团围住，无所不在地受它的包围。没有任何其他的结局。”29于是，人们又反过来企盼着：“这世界什么时候才能清醒过来，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安定而有秩序的生活？”30
目睹这一切，“在尤拉的心灵里，一切都被搅乱、被颠倒了”31。他无法赞同游击队长利别里乌斯认为“革命与太阳系的存在同样重要的”32的看法，也发现革命、暴力的代言人们在宣扬“他们自己是一贯正确的神话，以致他们竭尽全力地无视真理”。这个独立思索者无疑不能认同这一切，因为“他不是以公认的方式，而是以同植物王国作比较的方式去设想历史”。从森林中树木和树叶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但森林本身却永恒不变，他意识到，人类历史也如此，在在种种暂时变化的背后蕴藏着的同样是永恒不变。社会主义就是暂时的变化，人性、爱、信仰才是永恒不变的。33由此返观现实，日瓦戈医生意外地听到了“坐在火山口上”的声音：“我是非常赞成革命的，可是我现在觉得，用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应该以善为善，……如果等待我们的竟是那样一种局面，那我们又何必去呢？我们应当向后转才是。”34而帕斯捷尔纳克也借桑杰维亚托夫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口说：：“这不是生活，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荒诞不经的怪梦。”35“我认为，如果指望用监狱或者来世报应恐吓就能制服人们心中沉睡的兽性，那么，马戏团里舞弄鞭子的驯兽师岂不就是人类的崇高形象，而不是那位牺牲自己的传道者了？关键在于干百年来使人类凌驾于动物之上的，并不是棍棒，而是音乐，这里指的是没有武器的真理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和真理的榜样的吸引力。”36
确实，任何制度的形成与更迭都不应化约个人的价值，任何制度的形成与更迭都应该是个体选择的结果。即便是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但日瓦戈医生面对的却恰恰与此相反，“那时革命是当时的上帝，那个夏天的上帝，从天上降到地上，于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疯狂，于是每个人的生活各不相干，但都一味肯定最高政治的正确，却又解释不清，缺乏例证。”37这个僭代的伪上帝以正义与真理的名义取缔了所有的人的独立思索的权利，强迫所有的人把自己的一切完全拱手相送，要“毫不可惜地彻底同独立思考分手”，“和周围的生活相似并能不留痕迹地融合其中”。它单方面规定哪些人可以缘此而生，也规定哪些人必须缘此而死，行恶偏总在标榜自己是在行善，摧毁你却总是告诫你意在拯救，结果，人们的灵魂就迷失在这制度形成与更迭的泥泞中。更为令人不堪的是暴力。因为不再关注灵魂，也没有了爱与信仰（在中国，这叫“丧失阶级立场”与“迷信”），因此也就没有了与对立一方与同盟者的沟通的可能与前提，唯一的途径，就是在肉体上将其全部消灭。高尔基曾经震惊于一个水兵发言：为了俄国人民的幸福，可以杀死一百万人。其实，这正是暴力的全部真谛！以暴易暴，以恶抗恶，“杀人”不必等待“月黑”，“放火”也不必等待“风高”。贫穷、落后一旦被简单总结为敌人剥削与压迫的结果，为成为敌人的那个样子而奋斗，就成为“翻身”全部的理由。于是，太多的恶借着善的名义得以泛滥，暴力一旦成为人们自我表达的手段，就已经面临失控了，黑暗吞噬黑暗，屠戮遭遇屠戮，它比历史书上记述的血腥何止严峻百倍千倍？世纪劫难的帷幕因此而拉开。可是，以血还血，鲜血只会流得更多；以暴易暴，换取的只是更多的暴力；以黑暗对黑暗，也带不来黎明的曙光。施之于任何人的暴力，都是对更多的人的暴力的预演。能够施之于你，也就能够施之于他。然而，暴力从来就不是社会稳定的前提，而是社会动乱的先兆。社会的安定需要的是爱与生命的敬畏，而暴力的大行其道则意味着我们还没有学会爱、也还没有学会敬畏生命，更没有意识到对于暴力的宽容与放纵，实际上是犯下了蔑视爱与生命这宗更大的罪。
尤其令日瓦戈医生难堪的，是“自己是多么难于习惯这种一定要相互消灭的血腥的逻辑，而且不忍心去看那些受伤的人，特别是可怕的现代的战场的创伤，也更难于习惯那些被最新的战争技术变成一堆丑陋不堪的肉块的残存下来的畸形人。”38“革命癫狂”在无数普通人的心灵中诱发了新的恶。人与人彼此为敌，相互仇恨，相互伤害，人性被完全扭曲。“他们是燧石，而不是人。除了原则就是纪律。”39视生命如草芥的帕姆菲尔，像李逵一样“排头砍去”的随便杀人：“我干掉过你们很多人，我手上沾满老爷、军官还有不知道什么人的血。人数和姓名我记不住了。往事如烟嘛。有个孩子我老忘不了，我干掉过一个孩子，怎么也忘不了。我为什么要把小伙子杀死呢？因为他逗得我笑破了肚皮。我一时发昏，笑着朝他开了枪。毫无缘由。”40就是他，在红军和白军打仗失利的时候，竟然先用斧头把自己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砍死，因为害怕自己死后妻儿被敌军活捉并受到折磨。斯特列利尼科夫为了“彻底报仇”、“洗清那些悲伤的回忆”而投身革命（这本身就是不折不扣的更大的恶），后来成为红军的首领，明知妻女就在自己身边却不去寻找，明知妻女就在城里可是照样万炮齐轰！日瓦戈医生曾在旅途中邂逅斯特列利尼科夫，那时他全然已经是“明确的概念，直率的态度，严厉的原则，正确的化身”，对个体生命的悲悯、关怀荡然无存，因此，越是“明确”、“直率”、“严厉”、“正确”，就越是令人毛骨耸然，越是令人万分恐怖。可是即便如此，却还是被迫害、被清洗。无人性与反人性的扭曲更典型地表现在对战的双方竟然就是年少时在一起玩战争游戏的伙伴。小说下卷第十六章中提到的“古拉格”、“惩罚劳改营”更是后来的名著《古拉格群岛》的先声。“为了掩饰失败，就得采用一切恐吓手段让人们失去思考和议论的能力，强迫他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极力证明与事实相反的东西。”41这无疑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揭示。这意味着：在《九三年》的对于身体的“施暴”之外，《日瓦戈医生》看到了对于心灵的“施暴”。而且，与传统的精神控制是强迫你沉默不同，现在的精神是强迫你说话，象保尔那样不断地说话（而日瓦戈医生的对策正是不说话）。结果，人而非“人”，人不再是情感丰富、独立思考、承担责任的“真正的人”，而是棋子、燧石、螺丝钉。在这方面，拉拉的感觉堪称敏捷：“突然间一切都变了样儿，言论变了，空气也变了，既不会思考，又觉得无所适从。仿佛有生以来就像个孩子似的让人牵着手走，如今骤然把手放开，要自己学着迈步了。”42于是，人也变了：“良心又有什么用呢。他们有完全不同的规则。比如，他的生身父亲，帕维尔・费拉蓬特维奇・安季波夫，工人出身，当过政治流浪犯，就在公路旁边的一家法院里工作。那就是他流放时住的地方。那儿还住着他的朋友李韦尔辛。都是革命法庭的成员。可您猜怎么着？儿子并没告诉父亲自己是谁，父亲也认为他这样做完全应该，并不生气。既然儿子隐瞒身份，那就意味着不应当问。他们是燧石，而不是人。除了原则就是纪律。”43
而要走出人性的误区，首先就要在心灵上认领自己，要把自己从现实关怀中解放出来，摆脱把人的罪恶他者化、社会化的归罪意识。因为，对于“罪恶”、“敌人”的种种想象其实往往并非真实。而是由于自我冷漠心灵的“投射”。例如蛇，在农夫与蛇的故事中它十恶不赦，但是在儿童的眼睛中它却并非如此。儒勒・列那尔的《胡罗卜须》（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中的一个儿童在谈到“蛇”时，就出人意料地说：“太长了！”可见，正是冷漠心灵的“投射”才造就了“蛇”的所谓绝对恶（事实上，大部分的蛇对于人类是无害的）。不再关注灵魂，不再关注爱与信仰，自然就会产生心理焦虑，并且会因此而产生极度的不自信与恐惧感。因为不自信，所以要怀疑一切，因为恐惧感，所以要播种暴力。44想象中的大敌当前，想象中的战争将临，想象中的你死我活，想象中的离心离德……这一切使得每个人都变得六亲不认、铁血心肠。而任何一个人只要对他人施暴，他自己的生命也就不复完整，而且由人而异化为非人，永远失去了与他人交流的可能。何况，对个人施暴，也就是对于全人类施暴的开端。而在任何一个社会，对于施暴的依赖越强，人性被扭曲的也就越多，安定团结的可能性也就越小，最终结果，就只能是“以暴易暴”。“这是世纪病，时代的革命癫狂。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儿，说的和表现出来的又是另一回事儿。谁的良心都不干净。每个人都有理由认为完全是自己的过错，自己是秘密的罪犯，尚未揭露的骗子。只要一有借口，想象中就会掀起自我谴责的狂浪。人们幻想，人们诽谤自己不仅是出于畏惧，而且也是一种破坏性的病态的嗜好，自愿地处于形而上学的恍惚状态和自我谴责的狂热中，而这种狂热如果任其发展，便永远无法遏止。”45显然，一切就是如此的虚妄：人们信誓旦旦地去消灭恶，但是却在匆忙中不加分辩地消灭了善――至于那恶本身，却被自己当作宝贵的遗产继承下来并且进一步发扬光大了。
因此，尽管暴力因为被涂上红色而神圣化，但是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却仍旧无法掩饰其“失爱”的根本缺憾。这些红色的施暴者或许比他的对手更无情，但是却绝不比他的对手更高贵。丧失了对于灵魂的关注、对于爱与信仰的关注，人们意外地发现：自己从上帝的子孙转而成为撒旦的传人，逃脱了上帝的审判之后，遇到的是自己审判自己的无奈，无爱的冷漠这世纪的瘟疫在隐秘而快速地蔓延。在一次被迫的战斗中，置身其中的日瓦戈医生的感受意味深长：“他们当中医生一个也不认识，但他觉得有一半脸孔他都熟悉，曾经见过。他们使他想起过去的中学同学。也许这些青少年是他们的小兄弟？另一部分人他仿佛过去在剧场里或街道上的人群当中遇见过。他们一张张富于表情的、讨人喜欢的脸使他感到亲切，就像见到自己圈子里的人一样。”46这就是你死我活的不共戴天的死敌？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些“使他感到亲切，就像见到自己圈子里的人一样”的人成为敌人？作战双方所有的人都“感觉麻木”，欠缺的是爱，富裕的是仇恨。“仅仅为了这些议论，人们就血流成河。”但是日瓦戈医生却完全不同，尽管“置身度外是违背规则的”，然而他在“敌人”身上看到却仍旧是“人”。我们看到，作为唯一的清醒者，“怜悯心不允许他瞄准他所欣赏并同情的年轻人。胡乱朝天射击又太愚蠢，违背他的意愿。于是他选择在他和他的目标之间没有任何进攻者的时刻，对准枯树开枪。这便是他的射击方法。”47但是，最终他仍旧没有逃脱战争的陷阱，也因为自己不得不枪杀一个少年而陷入痛苦的忏悔之中。“‘我干吗要杀死他呢？’医生想道。”48当“恶”成为一种不约而同的生存方式，当人心的黑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披着正义、革命的外衣公然面市，唯一的期待就不是催眠曲，而是如同曼德所说的“对人类罪性的觉醒”。日瓦戈医生的忏悔就意味着他的“对人类罪性的觉醒”（尽管这同时也意味着他的对自己的永远的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