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新自由主义发展观（一）(一)

详细内容

摘要：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处于所有现代化理论与发展理论的轴心地位。是“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即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理论）。新自由主义是从古典自由主义发展而来的，是对凯恩斯主义的“革命”，在处理个人与国家、自由与民主、放任与约束、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其政策宣示是“华盛顿共识”。立足于“竞争秩序”和“积极自由”两大原则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无论从理论，还是政策来看，它的框架更加偏好个人、自由、放任、市场、效率的一面。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思维是立足于这样一种“前提”或“预设”之上的：即实施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国家应该具有健全的市场制度和法律制度，而且公民必须具有高度的个人主义传统和法律理性主义。否则，新自由主义的实施将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效果基本上已经验证了这个“前提”的必要性。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从理论向实践转化，从英美向全球扩展，从经济向政治、文化、国际关系深化，成为目前国际社会的“强势话语”和“主流”发展理论。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和抵制也随着新自由主义的传播而不断高涨。这更加凸显了新自由主义实施前提的存在和重要。新自由主义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的“大革命”和“大萧条”的年代，又在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个“大危机”年代被接纳为政策实践，说明了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一样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从工业革命以来，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发展理论和实践中依次登场，甚至出现一定的时间交替或空间换位，是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理性地分梳和批判地吸纳新自由主义是学术界的紧要任务。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理论；“华盛顿共识”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重要的现代化理论，或者说发展理论。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先是在英美，后是在全球得到急剧的贯彻执行，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浪潮，至今在全球处于所有现代化理论与发展理论的轴心地位，可谓一时“显学”。尤其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提出了一整套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与政策，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对西方与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褒之者誉之为“历史的终结”（“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1]、“惟一可行的社会组织制度”[2]、“医治经济痼疾的万应灵丹”[3]、“工业革命的哲学”[4]、“对自由认识的深化”[5]、“除了新自由主义别无选择”（“不完美但惟一可行的经济体系”、“惟一可行的发展道路”）[6]、“对古典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超越”[7]等，贬之者咒之为“极端自由主义”（“教条主义的空想”）[8]、“被剥去了一切人性伪装的资本主义”（或“社会达尔文主义”）[9] 、“带你去地狱的理论”[10]、“资本的原教旨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 [11]、“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12]、“现代极权主义的一个变种”（“以‘经济’为基础的市场极权主义”）[13]、“对社会主义的一场十字军东征”[14]、“政治保守主义”或“政治专制主义”[15]、“危险的、乌托邦式的神话”（“奇怪的辩证法”、“天真的空想的信念”、“不具有可持续性”）[16]、“数学上的虚构”（“从方法论上解构集体的纲领”、“狭隘的和严格的理性概念”）[17]、“文化帝国主义”[18]、“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19]等，无论褒贬如何，新自由主义确实是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中的“强势话语”。在态度上正视新自由主义，在学理上研究新自由主义是学术界的紧要任务。然而我国对新自由主义的学术研究才开始不久。深入研究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也是对一种主流学术思潮严肃反思的需要。

一、新自由主义的内涵

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现在被西方学术界、政界、新闻媒体频繁使用，中国学术界也不例外。但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涵义，学术界有一定的争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new liberalism与neoliberalism有什么区别，我们通常所说的“新自由主义”是究竟是指哪一种？其二，“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有什么分别？其三，“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有没有区别？其四，“新自由主义”与“新古典综合派”有没有区别？其五，“新自由主义”究竟包括那些学派？尤其有争议的是弗莱堡学派算不算入“新自由主义”之列？其六，“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其七，“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与政策上有没有区别？其八，“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实践与效果说明了什么？围绕这些问题，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涵义的理解出现了一些分歧，一些学者要求全面地、准确地、深入地理解和研究“新自由主义”。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涵义，中国学术界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其一，主张从历史的角度认识“新自由主义”并区别new liberalism与neoliberalism，认为通常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是指neoliberalism，是二战以后出现的，主要是经济理论。北京大学李强教授在《历史地、全面地研究新自由主义》一文中持这种观点。他说，从19世纪中后期起，经济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尖锐，自由主义开始关注社会问题。这就产生了新自由主义，即我们通常所说的new liberalism，也称作牛津唯心主义学派，其代表人物有托马斯·希尔·格林、霍布豪斯、霍布森和鲍桑葵等。其主要理论受黑格尔主义较大影响，强调国家应该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应该干预经济，保障公共利益；二是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提供更加充分的保障，保证社会公正。这些理论的提出，对西方的影响很大。体现在现实政治上，以英国为例，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开始确立，英国的许多社会福利政策都是在自由主义者执政时期开始制定的，而不是像我们一般认为的那样是由后来的工党政府制定的。在美国，自由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和英国相似的路径。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引发了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挑战，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理论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就理论实质而言，凯恩斯主义与以格林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在哲学上，凯恩斯受到格林学派的影响，认为国家应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避免自由市场产生的弊端，从而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行；再者，国家应当实行社会福利政策，保证一定程度的社会公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自由主义再度复兴，而且批判的矛头直指凯恩斯的干预主义经济学。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哈耶克称之为古典自由主义，而最近二三十年的批判者则称之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以区别于格林时代的new liberalism。neo本身有“复古”之意，它所体现的新自由主义的内涵主要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正如国内许多学者已经谈到的那样，新自由主义主要是经济理论，其主要流派包括现代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等。[20]

其二，认为新自由主义是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的。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新自由主义对放任与约束、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了比古典自由主义更进一步的认识。主张“国家干预理论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在理论上，新自由主义对自由作了积极的理解和限制；在实践上，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国家奉行国家干预政策，积极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其目标是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韩震、欧阳向英在《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新自由主义》的文章里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古典自由主义国家学说信奉旧契约论基础上的有限政府论，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生活，尤其反对对经济的干预，提出“管得越少的政府，才是越好的政府”；而新自由主义认为，无视社会中的不平等，会导致国家在政治上的无能和民主的破产，克服这一状况的最佳途径是扩大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国家应为促进人们的共同幸福而提供公共福利，然而国家的干预权力有一个限制，即不能专制，不能侵犯公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由此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对放任与约束、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了比古典自由主义更进一步的认识，他们意识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复杂性，这是认识的深化，有利于围绕自由与约束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而且，新自由主义努力在动态的过程中辩证地把握这些矛盾，在具体的历史中通过政策的修改不断调整它们的关系,使公民与社会协调发展。所以，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与其对自由认识的深化有关的。[21]

其三，认为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是一脉相传的，都推崇自由至上论和有限政府论。新自由主义仅仅“新”在出现了新的经济流派。郝清杰在《新自由主义：治国良方，还是死亡陷阱？》一文里持这种观点。他说，新自由主义推崇的政治观点仍然是自由至上论和有限政府论。新自由主义之所以新，集中体现于出现了若干新的经济流派，提出了一些新的经济学思想和政策主张。这些新的经济流派主要包括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科斯开创的新制度学派，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艾哈德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等。[22]

其四，李其庆用诺姆·乔姆斯基、罗伯特·Ｗ.迈克杰斯尼、科恩·赛阿的界说来定义“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的作者诺姆·乔姆斯基认为：“‘新自由主义’,顾名思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其创始人，该理论体系也称为‘华盛顿共识’，包含了一些有关全球秩序方面的内容……所谓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所制定，并由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在经济脆弱的国家，这些理论经常用做严厉的结构调整方案。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该书导言的作者罗伯特·Ｗ.迈克杰斯尼又对这一定义做了补充说明，他指出：“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与过程：相当一批私有业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广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取最大的个人利益。新自由主义首先与里根和撒切尔关联，最近20年，它一直是主流政治党派、大多数传统左派和右派所采取的全球政治、经济趋向。这些党派及其实施的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法国“马克思园地协会”主席科恩·赛阿直接从全球化角度对新自由主义作出界定，他指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李其庆认为上述界说大体上概括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规定，是我们对新自由主义开展研究的基础。[23]按照以上三人的定义，概括地说，“新自由主义”是从古典自由主义发展而来，最近20年，它一直是主流政治党派、大多数传统左派和右派所采取的全球政治、经济趋向。其集中体现为“华盛顿共识”，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代表。

其五，周穗明认为新自由主义是最近二十余年来西方政坛的主流政治思潮。这一新自由主义，既不是指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也不是指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以强调国家干预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而是特指以“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为代表的一整套新自由主义思想和政策。英美右翼政府在七十年代末上台以后，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学说取代了凯恩斯主义，从而引发西方世界二十年不衰的新自由主义浪潮。[24]

其六，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何秉孟、戎殿新、刘迎秋、李千、江时学、裴小革、阎小兵、顾俊礼、苏振兴、田春生）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且通过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而著称于世；“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则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的主要标志。[25]
其七，张世鹏认为，新自由主义与老自由主义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在两个重要的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私有制原则和高度评价“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新自由主义区别于老自由主义的特征就是坚决拒绝劳动价值理论，用边际效用价值论[26]来取代劳动价值论，把资本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今天所说的新自由主义是指与凯恩斯主义、弗赖堡学派完全对立的哈耶克主义以及里根—撒切尔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新保守主义也就是新自由主义，但新保守主义[27]与新自由主义这两个概念还是有严格区别的，特别是在政治与社会文化领域。

综上所述，我认为，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的概念还是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以这些共识为基础，我们可以给新自由主义进行一个大致的界定。即：新自由主义是从古典自由主义发展而来的，是对凯恩斯主义的“革命”，在处理个人与国家、自由与民主、放任与约束、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其政策体现是“华盛顿共识”。立足于“竞争秩序”和“积极自由”两大原则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无论从理论，还是政策来看，它的框架更加偏好个人、自由、放任、市场、效率的一面。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从理论向实践转化，从英美向全球扩展，从经济向政治、文化、国际关系深化，成为目前国际社会的“强势话语”和“主流”发展理论。

二、新自由主义产生、发展、突破、蔓延的原因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 世纪20 ——30 年代，是由这个时期的社会历史环境造成的。一方面，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另一方面，随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开始从理论变成实践。前一方面既是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种肯定，也是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后一方面则是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种突破与否定。正是在这种挑战与刺激下，出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奥地利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米塞斯组织了“私人讲座”，吸引了哈耶克等一批思想家参加。１９３６年美国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发表为自由主义辩护的著作《良好社会原则的探究》，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转折点。１９３８年在巴黎召开了有李普曼、哈耶克、米塞斯等２６位学者参加的李普曼著作讨论会。[28]1944年，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发表了《通往奴役之路》，它被认为是标志新自由主义创立的宪章。[29]１９４７年４月，新自由主义者成立了贝勒兰山学会。新自由主义最早的一个学派——伦敦学派（或奥地利学派）由此形成。

尽管从30年代资本主义发生了大危机和大萧条以来，新自由主义一直处于受冷落的边缘地位。但在70年代由理论探讨突入政策实践的“大突破”之前，新自由主义理论一直在发展之中。这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竞争动力机制和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主义传统是分不开的。20世纪7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大危机的再次爆发，新自由主义迅速从理论成为政策实践，并向全球蔓延，先是英美、后是西欧、拉美、澳洲、非洲、俄罗斯、东欧、东亚等地。由此，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安家落户”。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从理论向实践的“突破”以及从英美向全球的“蔓延”的原因，有如下的分析。我认为基本上可以反映新自由主义成功的原因。

（一） 凯恩斯主义应付大危机的失灵

新自由主义的崛起首先与凯恩斯主义失灵有关。这一点几乎得到学术界的公认。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二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之后，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发展停滞，通货膨胀。凯恩斯主义较为成功地应战了30年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生产要素的完全过剩现象，但是应付不了70年代以后的生产要素的不完全过剩现象。[30]最早举起新自由主义大旗的新货币主义、奥地利学派等认为，西方经济的危机是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造成的。力主以新自由主义取而代之。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理论首先在英美国家接受，英国的撒切尔主义、美国的里根主义率先将新自由主义从理论构想变为政策实践。

（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新变化

资本主义已经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美国学者大卫·Ｍ.科茨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变迁的角度，阐述了新自由主义兴起和持续统治的原因。他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接受新自由主义是对那一时期经济不稳定的回应。公司利益集团认为凯恩斯的干预方法对其不再有利，必须寻找其他出路，并找到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它至少可以为削减被看作是赢利障碍的政府计划提供理论依据。世界资本主义竞争结构的变化形成了至今仍然发展着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特殊形式。资本主义这种变化了的竞争结构改变了大企业对于经济政策的政治立场,使大企业从国家管制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变成反对者。 [31]约翰·希克斯在其《经济学展望》一书中也认为，“两次能源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脆弱性，而要克服这种脆弱性就必须进行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要素的整合和经济结构的调整。”[32]

（三）经济全球化竞争压力的加强

学术界一般承认这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目标是提高效率，提高竞争力。提高效率是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制胜的法宝。说起来这种模式实在很难令人向往，将人类社会的目标化约为效率、竞争力，实在是将人生目标大大缩小了。但是，不幸的是，客观现实是全球化，是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政治竞争。竞争的压力使得几乎所有国家不得不将效率置于首位，在全球化环境下，在全球激烈的经济与政治竞争中，发展速度成为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这就使得效率问题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政策的首要问题。新自由主义的崛起适应了这种需要。[33]蒋光化也承认经济全球化的动力和压力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改革的实践在全球广泛地蔓延。[34]

（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压力的减弱

西方左翼学者普遍坚持这种观点。美国学者大卫·Ｍ.科茨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浪潮的衰退、国家社会主义的终结和资本主义社会长期未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是促成新自由主义兴起的三个重要因素。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存在迫使资本主义采取国家管制主义模式。它也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增进了它们之间在美国领导下的团结，这也有利于国家管制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的存在和运行，而1989年苏东剧变则消除了这一因素。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极大地削弱。虽然社会民主党在许多欧洲国家执政，但是它们不再威胁资本主义，而只对它进行改良。另外，严重经济危机的爆发也会促进管制主义。因为克服危机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干预。而战后资本主义没有经历像30年代那样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就降低了保留管制主义国家的需要的迫切性。正是以上这三个因素促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抬头。[35]美国学者麦克斯·沃尔夫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20世纪末全球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系统性进攻和苏联的崩溃，既产生了全球化，也导致了本质上是反动的政治力量的兴起。”[36]中国学者李强也承认：“苏联的解体与苏联模式退出历史舞台，新自由主义似乎成为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惟一的选择，这也在客观上强化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37]

（五）美国社会思潮自身的嬗蜕

美国学者乔治·德马提诺反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一说，主张除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化，美国社会思潮自身的嬗蜕也是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另一原因。他说，大卫·科茨《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主要从经济方面考察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原因，其实美国社会思潮在20世纪70年代的转变也应注意。个人主义以及个人自由、公司自由优先于社区义务的思潮在里根上台前已经成气候了，里根上台只不过是这一转变的突出表现罢了。这一转变的出现源于中左力量包括工会运动在意识形态和策略上的重大失败。美国劳工运动一直不愿意拥护非洲裔美国工人获得平等权利，也不拥护美国南方工会战时和战后保持激进的组织态势。这导致新右派能充分利用深深的种族裂缝，并动员白人工人支持里根革命。里根革命的后果是，公共话语从社区有责任帮助贫困的人的观点，急速转向我们每一个人主要地要自己对自己负责。像监狱的私有化、公共教育中引人竞争等，怎么能解释为是全球化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导致的呢?[38] 美国学者阿兰·Ｇ.纳赛尔的研究结论与此相同：“尽管人们大都认为是里根发动了新自由主义的战斗，而实际上自由主义早在里根上台之前就差不多已经在经济理论和政治学的战斗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