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东方“文艺复兴”伟大时代的到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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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十五、十六世纪曾发生过一次对人类文明极具推动作用的重大事件，它是由众多“文化巨人”引发的一场思想文化的变革运动。他们从不同领域反省人类在当时受中世纪宗教、政治压迫的现实情况，大胆而鲜明地宣扬解放人的自由、独立的天性，并通过思想观念启蒙乃至社会改革运动来促进民众世界观的改善和转变。这一运动直接影响了欧洲后来包括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等政治、经济、科技领域的社会变革。这场运动就是具有恢复古希腊民主、科学等人文主义精神风范目的的“文艺复兴”运动。

欧洲的“文艺复兴”在观念上直接对中世纪以来人们所遭受思想文化禁锢具有巨大冲破和解放的作用。她在倡导回复历史传统的同时实现了推进当代文明进步的目标，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她的人文主义立场。因为历史发展的主角是人，凡是最大限度地开发人的主体创造性和内在感知力的文化便具有明确的先进性。所以，发生在十五、十六世纪欧洲的这场“文艺复兴”表意上是一场复兴古典的文化运动，实质上她复兴了“以人为本”的人类文化传统。在当时充满专制束缚的神权、王权体制下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可以说我们今天世界范围内感受到的洋溢着民主、平等、人权的主旋律文化氛围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那场“文艺复兴”的启蒙运动。她也造就了西方文明的强劲态势，直至现今这种人文主义价值观仍渗透在西方政治、经济、科技、法制等方面，并向世界广泛散发着无形而强大的文化影响。

在当前“西风横扫“的形势下，东方古老的中华民族在社会发展上似乎始终处于受抑、被动的状态。她在这场由西方人主导的世界文明一体化运动中，一直扮演着学生和徒弟的角色。几千年的文明史似乎并不能令其在当今社会认可的价值层面获得多少足以引人瞩目的成就，倒是时时处于一种被动受承，疲于追赶西方文明的状况。

中国二十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发自思想、文化界的社会发展反思变革之举。当时“文化超人”们亦有欧洲“文艺复兴”巨匠们的风采，确实对中华近百年来文明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做了根祗上的剖析，并较彻底地清理了本民族的文化历史资源，大胆的引进西方文化中有益于国家富强的先进部分，在思想和社会实践上形成了于全面学习西方现代文明成果基础上，实现传统中国向科学、民主现代国家形态转型的共识。这样的价值选择也决定了从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主流意识形态中一直存在着较为强烈的反传统倾向。相应的，也造成了近现代几代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长期持消极批判态度而导致无知漠然的状态。这种局面确实一方面使中国人放下历史包袱，全面迅速的与世界接轨，促进了现代公民社会形态的形成。但另一方面也相应地令国人失落了对自己民族文化根基的基本认知，从而使整个中国现代化过程充满了由于国家主体历史文化传统消解导致的生存功利化倾向、民族凝聚力瓦解倾向、信仰迷失、数典忘祖等负面效应。尽管大陆到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通过国际冷战环境加强了特定历史时期的阶级对峙意识形态的灌输，相应地激发了由战争危机背景下的社会整合和“主义”文化信念。但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资社对峙状态的消解，加之世界世俗价值观引导下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也在相当程度上瓦解了社会主义中国原初的文化信念，促成了事实上的普遍蔓延于中国社会的文化真空和信仰危机。

从台湾的现状来看，尽管其是在保留了许多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开始迈开现代化步伐的。但其坚守的文化价值信念过于表现出中华民族本位特征，不能在广泛的时空人群确立普遍有效的文化影响，因而缺乏文化形态普适性和时代感。

寻求中华文化自信和弥补现代化缺课是一个既矛盾又统一的事实。显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冲破了这之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旧观念框架，甚至是有意消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寻求一种更新的文化形态，使中国社会彻底走出“中世纪”。“马克思主义”和“自由、科学、民主”的新思想传播确实是一场“新文化革命”。这场革命不是表现出“复兴古典”的形态，而更多偏重于表现出“引进现代”的倾向。引进西方的“现代”是中国将自己完全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自觉顺应历史潮流汇入西方主导的世界文明一体化进程之中。

“五四”新文化运动完成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在观念层面引导中国初步实现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为其大踏步与世界现代文明相融合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国内革命最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共产党取得胜利并获取其对于大多数民众的领导地位，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以一种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和纠正者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所以中国社会发展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一方面由于他帮助中国确立了全新的文化信念，重塑了适应世界历史发展要求的新国民人格。另一方面，又实现了国家社会形态的现代化转型（保守形态），使古老东方国家初步融入现代国际一体化文明演进潮流中。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模式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生产力水平较低，无产阶级所占人群较为庞大的国度迈向现代化的观念依托。作为反动于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马克思主义更偏重制定一种公义、平等的社会价值标准，并且也更倾向于动用国家集权手段来对社会发展起到调控作用。中国社会在实现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第一个历史阶段就是争取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发展观来相对平稳地促成和世界接轨的目的。这一阶段虽然保证了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在一种既有民主、人道关怀，又不乏中央集权调控的体制下实现了初步的现代转型。但是，由于其把持坚守的价值观与当代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对立情况，以及相对封闭专制的政治、文化氛围，使之必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实现成为现代主流文明形态国家。要加快中国现代化文明进程，必须要逐步解消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的主体性影响。这便是“文革”的效用，“文革”最大限度地将人们对主义崇拜和阶级斗争的社会改造方法认知推到物极必反的负面状态。通过这一历程，在精神层面消减了世人对马克思主义作为终级真理信仰的程度，从而为中国社会进一步扩展实现现代转型打下了事实和心态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又一个加快与世界文明接轨步伐的新纪元的开始。

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是中国真正以高效率追赶世界先进文明水平的时期，尽管其还未全方面达成与现代国际环境的融合。但仍然可以体现出中华古国不断寻求在渐变节奏中推进其文明转型的从容而果敢风范。为了实现古老中华民族现代世界化转型，其国家的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现今已近一百年的历史。这一百年是中华民族不断争取自强自立、新生复兴的一百年，这种复兴虽极显著地表现在摆脱外族侵略、压迫，推翻封建专制体制，实现民主、自由主权国家等方面。但仅将中华民族复兴定位在实现一种富强、民主之现代国家形态，实是较为狭义和保守的认识。

中华真正复兴的价值应是其一方面消解了二千多年来封建王权所确立的专制、等级化的制度体系，复活了一种在其民族社会发展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人道、自由、民主的上古文明形态。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经过这一次在近代世界历史舞台上先求败而后于逆境中奋发崛起的历程，实现了民族精神更广泛和深刻的应激砺炼和与世界文化前所未有的融合。这种看似消极被动的文明世界化进程，正在最大程度上兑现着古老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与心理层面的交融，为其在不久的将来于世界范围发挥创新的先进文化全方位影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