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王褒的文学创作及其在南北文风融合过程中的贡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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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历来学界对于庾信的关注甚多，而对同样“牢笼于一代”的王褒论及较少。王褒的文学成就虽略逊于庾信，但他作为琅邪王氏的后代在北周的影响力却是超过庾信的，他在推动南北文学交融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王褒诗文风格在人北前后颇有不同，人北后的作品无不充满了羁旅之恨和乡关之思，呈现出雅健多悲的总体特征。
　　论文关键词：王褒；南北文风；交融；乡关之思
　　东晋南朝在文学方面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而十六国北朝自“永嘉之后，天下分崩，夷狄交驰，文章殄灭”。直到孝文帝时始重文学，“衣冠仰止，咸慕新风，律调颇殊，曲度遂改”，北朝所慕“新风”即指南朝文学风尚。在这一文风传输过程中，最直接的传播载体就是由南人北的文人，而对南北文学交融与发展推动和影响最大的当推“牢笼于一代”的名家庾信和王褒。作为中古时期影响最大、代表性最强的文化世族琅邪王氏之后代，王褒的文学成就虽然略逊于庾信，但他在北周的影响力却是超过庾信的。因而剖析和探讨王褒的诗歌创作及其在南北文风融合过程中的贡献显然是大有必要的。
　　一、“牢笼于一代”：王褒与南北文风的交融
　　据《北史》卷八三《文苑・王褒传》记载，王褒字子渊，琅邪临沂人，生卒年不详。受家学的影响和熏陶，王褒自幼富有文才，“七岁能属文”。他起家秘书郎，转太子舍人，后袭爵南昌县侯，历位宣城王文学等职。侯景之乱后，梁元帝萧绎嗣位于江陵，王褒乃举家西上，因与元帝有旧情，深受宠遇。王褒既在太子萧纲属下任过职，又为元帝萧绎所器重。萧纲和萧绎都倡导宫体诗，王褒自然深受宫体诗风的影响。在梁朝时，王褒就以文采富赡而享有盛誉，《北史・文苑・王褒传》称“褒既名家，文学优赡，当时成共推挹，故位望隆重，宠遇日甚”。可惜由于战乱等原因，王褒梁时所作，保存下来的甚少，有明确记载者为《燕歌行》，这是一首七言歌行体的边塞诗，创作后即产生很大影响。
　　《周书》卷四一《王褒传》云：“褒曾作《燕歌行》，妙尽关塞寒苦之状，元帝及诸文士并和之，而竞为凄切之词。”王褒运用了在写宫体诗的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手段和技巧来处理边塞题材，将边塞生活同闺中相思相结合，较为成功地刻划了一个丈夫从戎，独守空房的思妇复杂、细微的心理状况，其中对“孀闺泪尽”的妇女心态的描摹充分显现了南方文学的艺术技巧。总体看来，这首诗风格流转绮靡，特别讲究对仗和用典，音调流畅婉转，深具南方文学的写作技巧和审美情趣。
　　作为梁代重臣的王褒乃是因为都城江陵被西魏攻破而俘虏至北朝。《周书・王褒传》载，王褒等人到了长安之后，受到西魏丞相宇文泰的欢迎，后者甚至自称为王氏之甥，要王褒、王克等人“当以亲戚为情，勿以去乡介意”。北周地处关中这个文化上落后的地区，在攻克江陵以前，还没有值得一提的作家，诗赋的创作也处于一片沉寂之中。
　　当王褒等人来到北周，自然以文化上的优势受到尊崇，特别是在周明帝宇文毓和周武帝宇文邕执政期间。《北史・文苑・王褒传》载“明帝即位，笃好文学。时褒与庾信才名最高，特加亲待。帝每游宴，命褒赋诗谈论，恒在左右。”
　　《周书》卷四-(萧摄传》云：“及援入朝，属置露门学。高祖以掇与唐谨、元伟、王褒等四人俱为文学博士。”周武帝作《象经》，也指定由王褒为之作注。王褒引据该洽，甚见称赏。尤其是“建德以后，颇参朝议，凡大诏册，皆令褒具草”，这实际上等于把王褒的文风奉为典范。
　　王褒入北后，将南诗的风格也自然带到了北方，如其入北后所作《高句丽》诗：“萧萧易水生波，燕赵佳人自多。倾杯覆碗港港，垂手奉袖婆娑。不惜黄金散尽，只畏白日蹉跎。”首句化用诗句“风萧萧兮易水寒”，造成一种雄浑悲壮的气氛，但转而却于“燕赵”写其“佳人自多”。不仅如此，王褒还描绘了佳人轻盈的舞姿：“垂手奉袖婆娑”，南朝宫廷诗风的痕迹显然较为显明。全诗通篇采用双声叠韵字，音节婉转，表现出纯熟的写作技巧。这种南朝的诗风以及高超的写作技艺令文学创作颇为贫乏的北周王公贵族及文士耳目一新并欣然接受和学习，从而引发了学习模仿南方文学的风气，使得北周的文学形势为之一变。
　　《周书》卷四一史论云：“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笼于一代。是时世宗雅词云委，滕、赵二王雕章间发，咸筑宫虚馆，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闾阎之士，莫不忘味于遗韵，眩睛于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所云“世宗雅词云委”是指周明帝宇文毓。《周书》卷四《明帝纪》称其“善属文，词采温丽”，所谓“温丽”即指其诗文具有南朝风格。周明帝诗歌现存三首，其中就有《和王褒咏摘花诗》，诗云：“玉梳承花落，花落梳中芳。酒浮花不没，花含酒更香。”无论从题材还是情调上，完全是一派南歌风味，显然是模仿和学习王褒诗作的结果。除了周明帝外，王褒还与赵王宇文招有相互唱和之作，赵王诗已不存，王褒诗现存有《奉和赵王途中五韵诗》、《奉和赵王隐士诗》两首，前一首为军旅之作，后一首乃吟咏隐士之诗，但都具有流转纤柔的韵味，未脱南诗风气。虽然赵王此诗已不存，但从王褒和作中，我们不难推测出对王褒、庾信极为推崇的赵王所写诗什之内容以及它的艺术风格。一言以概之，王褒游宴赋诗以及同北周鲜卑贵族赠和酬唱的过程，其实也就是鲜卑贵族接受并学习南方汉文化的过程。
　　与此同时，因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改变，以及亡国寄居的生活经历所导致内在思想感情的变化，使得王褒入北后对现实的感受较深，诗风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如《渡河北》：“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这首诗与柔媚艳丽的南朝宫体诗迥然不同，既有苍茫雄阔之美，又有沉郁悲凉之致，十分典型地表现了王褒诗风的转变。郑振铎先生在论及王褒、庾信人北后的创作时说：“这二人所作，原是齐、梁的正体，然到了北地之后，作风却俱大变了。由浮艳变到沉郁，由虚夸变到深刻，由泛泛的骈语，变到言必有物的美文。因此庾、王在公元554年后之作，遂在齐梁体中，达到了一个未之前有的最高成就。像那样的又深挚又美艳的作风，是六朝所绝罕见的。”可见，郑振铎先生对王褒、庾信二人人北后所创作的那些具有沉郁、刚健风格的诗歌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同时，这些诗作所体现出的纯熟的写作技巧又得益于南朝时的积累。因此，这些作品正是南北文风交融的产物。
　　二“乡关之思”：王褒的诗文创作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辑录王褒诗作48首。在这些现存诗作中有大量的赠和之作，而且绝大多数赠和的对象或为南方故友或同为被迫由南入北的文士，在这些作品中都寄寓着浓厚的乡关之思，这与《周书》的记载并不相符。据《周书・王褒传》记载，王褒等数十人被俘至长安后，西魏丞相宇文泰“授褒及克、殷不害等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常从容上席，资饩甚厚。褒等亦并荷恩眄，忘其羁旅焉”。根据《通典・职官二十一》所载，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等均属九命，官职看似极高，实际上都是些空头衔，这从史传的其他记载中即可见出。如《周书》卷三o《于翼传》记载，周明帝雅爱文史，立麟趾学，在朝有艺业者，不限贵贱，皆预听焉，乃至萧据、王褒等与卑鄙之徒同为学士。于翼对此向明帝建议：“萧掇，梁之宗子；王褒，梁之公卿；今与趋走同侪，恐非尚贤尊爵之义。”又《周书》卷四七《艺术・姚僧垣传》载，执掌军国大权的宇文宪对名医姚僧垣的儿子姚最说：“尔博学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两国，吾视之蔑如，接待资给非尔家比也。”由此来看，在注重实用的北周，这些由南入北之文士在政治地位上是受到一定歧视的。尤其是在人北初期，宇文泰虽然对他们敬礼有加，但并不赏识他们。周明帝即位后，因其笃好文学而对才名最高的王褒、庾信“特加亲待”，但也是把他们作为“有艺业者”，作为“赋诗谈论”的文学弄臣，作为宫廷的一种文化装点，在政治上并不加以委任。直到周武帝时期，这些入北文士才“咸居禄位”。王褒也是在周武帝保定中才授予属正五命的内史中大夫，此时他已人北十年。而上举宇文宪所言是在周武帝天和中，说明这时候北周当权者还有对王褒等人北文士采取轻视的态度。王褒在政治上真正被北周统治者所重视是在建德以后，“颇参朝议”。因而出身于名门大族、曾为梁朝重臣的王褒在北周的境遇和在南朝时实在无法相比，所以他人北后常有一种失落、感伤、悲凉的情绪，这与《周书》所言“忘其羁旅”是完全不相符的。相反地，其诗作中往往流露出浓郁的“乡关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