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村民自治若干问题之法律分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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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村民自治是农村村民依法自主地管理本村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基层民主制度，它是伴随着我国农村经济改革进程而出现的村民自治管理模式，也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经过20多年的村民自治实践，这一基层民主制度逐步趋于完善。但由于诸种因素的存在，影响和制约村民自治的发展。文章就中部地区村民自治的实践及内容加以探讨，并对影响和制约村民自治发展的若干因素加以分析，提出一些完善村民自治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村民自治 障碍 缺陷 完善 法律

村民委员会是我国农村最基层的群众自治组织，是我国农村政权的基础，村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得如何，直接影响到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影响党在农村政权的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委会组织法》）是规范村民委员会建设的基本法律，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基础上于1998年11月4日完善后正式公布实施的。截至2007年底，我国农村有61万多个村民委员会，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已进行了6次以上的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85%的农村建立了实施民主决策的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90%以上的农村建立了保障民主监督的村民理财小组、村务公开监督小组等组织，村务公开、民主评议等活动普遍开展。①（李学举：《求是》，2008年第3期，第18页）总的来看，经过长期的发展，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体系已基本确立，组织载体日益健全，内容不断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城乡基层群众自治正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虽然相对于东部的繁荣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部地区出现相对凹陷现象， 但是，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尤其中部地区农村的形势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具体实践中，有的地方渐露出弊端和缺陷。为此，必须从中部地区农村的实际出发，进行完善。

一、中部地区村民自治障碍分析
(一)文化障碍
漫长的封建统治历史就是一部封闭历史, 封建礼教的经久贯彻、国家统治的高度一致以及传统自治的不良影响，都成为现代民主自治的严重历史羁绊。②（张德友 翟印礼：《法与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226页）国家政治、社会事务、公共福利被看作是官员的事、政府的事，社会民众很少相信其有参与、处理这些事务的权利。以至于不少甚至很多村民把村民委员会当作是管理自己、自己也必须服从的新的权力形式，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当家作主的法定途径，对其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罢免村民委员会委员的权利更是茫然无知。
(二)经济障碍
现行制度下的村民委员会对集体财产履行所有者职能，又对集体财产的管理和集体生产经营活动具有决策权。但是，由于我国中部地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并非源自村民的完全自发性组织，而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产物，因此，村民委员会与农村生产合作组织“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也就在所难免了；另一方面，村级集体经济所有权的虚拟性和村民自治权的垄断性，使村民的民主权利和经济权利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
(三)政治障碍
由于我国的村民自治体制尚处于发展初期，农村政治化建设还有待完善，因此，因各种权力边界不清而产生的深层次冲突日益明显。政治参与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参与村治权力竞争成员的复杂性，扩大了村民选举过程中的非合法因素。如有的地方按照《村委会组织法》规定的程序，通过“合法选举”而进入村委会；有的大家族，利用家族“多数人”的意愿来“合法”地侵犯少数人的合法权益；有的甚至非法性地导致了“恶人治村”、“拳头治村”、“宗族势力控制村”等非正常状态。村民自治功能的异化，使得村民自治本来的功能严重萎缩，村民自治由还权于民、村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自治制度蜕变为少数人用来谋求私利的渠道。③（程洪宝：《村民自治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双面效应》，《武警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65页）
(四)法律障碍
在以家庭宗法为核心的社会里，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法律，而是依据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一种普遍连带责任。因此，血缘、人情关系排斥了是非、平等，整个社会难以形成一种严谨的法治环境。正是这种亲缘的政治化以及政治的亲化缘，造成国家不分、公私不明的社会形态，从而塑造并培育了崇尚 人治而漠视法治的意识，并且，仅有的一点法治也没有达到统一，造成法治与民主的分离。所以，在这种法治基础下不牢固且法治与民主不相容的状态下，村民自治显然缺乏必要的保障。目前，我同法制建设的状况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④（宋五一 羊淑蓉 曾鹰：《西部地区村民自治的难点与企盼》，《农民日报》，2008年1月23日，第3版）。

二、中部地区村民自治缺陷分析
(一)、对农村“两委”关系规定不够明确、具体， 影响党在农村执政地位的巩固
根据《村委会组织法》第二条、第四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但是，有的地方村两委会干部素质不高，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有利的执行，不利的置之脑外。有的甚至走向政府的反面，导致乡村富人政治强化、乡村宗族政治强化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编：《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58页）。这实际上削弱了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容易在农村产生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
(二)、在强调村民委员会自治权的同时，村治功能过于集中
村民委员会集村民经济管理事务、村民自治事务和党务于一体，村民委员会主任聚村合作社负责人、村办企业负责人、基层党支部（或党总支）等职权于一身，使村民自治的权力在原有基础上更加集中，其结果必然导致村民委员会干了许多与村民切身利益不相关的事，甚至有的地方产生的村民委员会渐渐远离了选民，淡化了选民赋予其职权。
(三)、对村民委员会组成成员的素质要求不明确,政治参与比较混乱
《村委会组织法》对村委会成员的候选人只有年龄要求，即“年满十八周岁，不分民族，种族......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法律规定的条件实际上是只要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村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宪法规定公民的最基本权利，也是最为广泛的权利。因此，有些人在选举时，私下许诺，向村民承诺一些与党的政策、法律相违背的诺言，蛊惑人心，欺骗群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选民选他，上级政府只能制止，做些宣传思想教育工作，不能有效地通过法律的形式制约他。“由于宗族势力等影响，很多地方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出现了破坏选举的现象，比如威胁利诱村民投票、暴力干涉村民投票，个别地方甚至出现抢夺和毁坏投票箱现象，严重干扰了村委会选举的正常举行”。 ⑥（张国卫：《村干部任期应从三年改为五年》，《检察日报》，2008年3月31日，第7版）
(四)、村民选举权利救济制度极不健全，法制基础薄弱
《村委会组织法》只讲了应当如何进行选举，而没有讲不遵循规则进行选举的惩罚制裁措施，缺乏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害村民选举权利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农民权利保障与救济。目前，我国刑法仅以第二百五十六条条规定了破坏选举罪，但这一规定只是保护公民依照宪法规定所享有的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的权利。依照罪刑法定原则，村民选举权利不在受保护之列。同时，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和《行政处罚法》，也都没有涉及到对村委会选举中的行政行为的相关规定。
(五)、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程序过于复杂，权力运行缺乏制约
《村委会组织法》第十六条规定：“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可以要求罢免村委员会成员，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须经有选举权的村民过半数通过”。但罢免程序太复杂，且铤而走险，未必能成功。罢免不成，反遭报复，与其这样，不如不罢。上级政府对此也有顾虑，尽管群众有要求，有呼声，但如果政府同意了，组织罢免活动，万一“过不了半数”，通不过罢免提议，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就变得更为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