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之认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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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后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无疑是所有近代中国史研究中取得成就最大的领域之一。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检点一下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库存，仍会发现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其中，最能体现这一不足之整体性质的一点在于，学界至今仍难以见到一部如下类型的近代中国思想史著作：它既真正有机地融合各领域和各部门的专门思想，又能生动地反映精英和大众思想互动所形成的“一般思想”形态；既说明了近代中国重要思想观念的内在结构，又揭示了其外发的社会功能；既能彰显其思想变化的整体性时代特征，又注意揭示其思想的历史“延续性”，同时还能在时段上比较完整地反映近代中国思想的全过程。此种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理想境界，离今天的我们仍然还很遥远。
在这种理想的整体性思想史的构成中，近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基本价值观念及其深刻微妙的变化，无论如何都是需要格外关注和重点反映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前者。这是由近代中国变化剧烈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过去，人们往往只是在谈到逻辑学引入中国的意义时，才偶尔想当然地笼统提到一下这个问题，并未将其真正地重视起来。实际上，这种思维方式的变化（变中也有不变），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史课题，不仅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而且在整个几千年的中国思想史上，可能都占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而从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念变化的角度，来探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或现代思想在中国的兴起史，实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优先考虑近代中国新名词的大量产生、传播及其功能问题。这是因为，就其大众化、社会化效应而言，近代中国人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念的变化，可能正开始于和被强化于大量带有“现代性”品格的各种新名词的流行与潜移默化，尤其是双音节以上的词汇和抽象概念的大量引入、创造、广泛传播与社会认同之中。换言之，正是那些人们在不经意之中反复使用的表示近现代新生事物、新思想的新名词、新概念，在社会化的重要维度和实践功能的意义上，将思维方式与基本价值观念的变迁两者有机地联系了起来（如“革命”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统一，就是一例。下文还会多次涉及到这一问题），从而既体现出中国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现代性变革及其特征，又参与了艰难地开辟和推动这一变革的文化道路，同时还将此种变革与社会生活和制度化变迁有机地加以勾连，使我们能够从中透见整个近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这，我以为就是近代中国新名词独特的思想史意义所在。
在近代中国，新名词的形成传播之所以能够体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念，是同它们自身的构成内涵紧密相关的。就中国近代新名词的整体结构而言，仅仅将其理解为单纯语言学含义上的词汇，还远远不够。实际上它们乃由三个层面的内涵构成，即：语言学意义上的词汇本身；它们所各自表示的特定概念和直接凝聚、传达的有关知识、观念、思想和信仰；以及由它们彼此之间所直接间接形成或引发的特定“话语”。（注：虽然，在此之前，将词汇、概念和话语连用者可能已不少（如刘禾在新近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的《跨语际实践》中即是如此，可见译本第27页），但似乎并未自觉从新名词整体结构的角度着眼。笔者明确将其认作为构成新词汇三个层次的涵义，系直接得益于2002年8月在北京香山“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上与毛丹教授的切磋，是毛丹教授启发了我。）
如果我们将新词汇置于实践过程或具体运用中去把握，不仅关注其静态结构，而且考察其动态实践，那么，后两个层次的涵义也就比较容易凸显出来，特别是“话语”。比如，“劳动”这一从日本传来的现代新名词（传统汉语也有“劳动”一词，但为“劳驾”之意），在其社会实践中，就不仅是一个单一词汇的运行问题，而是与“劳动者”、“劳动人民”、“劳动力”、“劳工”、“劳农”、“劳动节”相连接、乃至与“阶级”、“革命”、“民主”、“专政”等词和概念相涵容、组合、互摄互动，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精神取向意味的现代“劳动话语”，并且因此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注：参见刘宪阁《革命的起点――以“劳动”话语为中心的一种解说》，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等编：《“转型中的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汇编》(1)第397-418页。2002年。）
当然，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之所以格外突出，从根本上说，还是取决于此期新名词的大量成批的出现，取决于它们所携带的先进西方思想文化及其物化形态的“现代性”因素之能动作用，特别是后者。新名词的结构特征，只有与这些时代性因素相结合之后，才能焕发出不同寻常的思想能量来。
下面，笔者拟就近代中国新名词与国人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念变迁的历史关联，做一粗略探讨。
新名词与近代中国思维方式的现代性变革
在近代中国，新名词的形成、传播与思维方式变革的关联，只能从整体上予以把握。完整地说，它们彼此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传统的思维方式不能不制约新名词的组合、构成、选择与内涵。但就其思想史意义而言，新名词对于近代国人思维方式变革的能动作用，却无疑更值得我们关注。这种能动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数以千、万计的大量双音节以上新名词的出现和活跃，词汇的概念意义即确切含义、规范“界说”的社会认同与实践，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新式词典的编撰和流行，相当明显地增强了汉语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在从语言词汇层面体现出现代性变革要求的同时，又反过来通过使用这些新名词的社会文化实践，极为有效地增进了中国人思维的严密性和逻辑性。这是中国语言和思想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中国古代汉语词汇以单音节词为主，这种语言最适宜做诗，可以产生多种意象，使人生出无限联想，但却缺乏较为严密的逻辑性。逻辑的过于严密是戕害诗意的。这一点，我们从许多味同嚼蜡的现代汉语白话诗中，可以感受一二。但逻辑性、精确性又是“现代性”的基本因素。中国语言词汇的双音节和多音节化，乃是实现汉语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比如传统汉语中的“行”字有“行”、“走”以及“行为”、“实行”等多重意思，倘若将英文的“action”译成一个“行”字，很难确定它的意义，只有译成“行为”、“行动”等才准确无误（注：马怀荣先生在《近代文化引进与汉语表述系统的更新》一文中曾举此例，见《东方论坛》（青岛）1994年第3期。）；再比如，传统汉语中的“教”字，本有教化、教育、思想派别、宗教等多层面的含义。当我们见到“教”字的时候，往往不能确切地知道它究竟指称什么，（注：法国学者巴斯蒂指出，梁启超在1899年大量接受日本新名词之前，笔下所用的“教”字，就一会指“思想”和教义，一会指“文明”和教化，一会指“学术”和宗教等意思，见《梁启超与宗教问题》，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13页。）而创造出现代“教育”（名词意义上的）和“宗教”等词之后，在使用中便减少了出现歧义的机会。
有意思的是，清末民初有不少从日本引进的双音节汉字新名词，由于在双字构词上往往同义重复，起初曾遭到过中国饱学之士的抵制，像“宪法”一词，便是如此。严复就认为：“宪即是法，二字连用，于辞为赘”，并抱怨“今日新名词，由日本稗贩而来者，每多此病”。（注：1906年《宪法大义》，《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8-239页。）应当说严复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然而他却知其然而不谅其所以然。日本人之所以如此造词，无疑包涵着准确规范词汇之概念意义的意图在内，尽管其所造之词本身未必就完美无缺，这也是此类词后来在中国大多仍能够得以流传开来的原因。
与此相关，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词汇现象，即传统的双音节动词和形容词同时被大量转化为名词使用。就其双音节名词形式而言，它们当属于近代中国新名词的范畴。而就其转化的动力而言，无疑是其所表达的某一类事项、活动亟待概念化指称、以便准确表述的现代性需要。如“教育”、“思想”、“进步”、“革命”、“自由”等等，都是如此。当然，有些词汇在从动词、形容词等变作名词时，意义也有所变化甚至较大变化。但无论词义变还是未变，这种词性转化的过程当中，西方因素的中介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
这些意思清晰的双音节和多音节新名词的大量传播，有力地推动了汉语向更加缜密和明朗的方向前进，有助于表达更为复杂精确的思想。与大量使用双音节以上词汇的现象相伴随，自然而然地，汉语的句子也会越写越长，文法和韵律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恰如王力先生所言：“有时候，若要运用现代的思想，使文章合于逻辑，确有写长句子的必要。――句子的欧化应该是不得不然。”（注：王力着《中国现代语法》下，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336页。）这些语言现象对于近代国人思维现代化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强调词汇的概念规范、确切含义，改变传统中国人只重视借象取譬、不重严格定义的思维习惯，是和词汇的多音节化同样值得重视的思想文化现象。这可以从当时学界翘楚和思想精英们的大量议论，许多现代新式词典的实际编纂和广泛流通中概见一斑。以严复为例。严复虽不赞成日译名词同义重复的构词法，但对于词汇概念意义的准确性和严密性，却是十分重视的。他曾反复强调“科学名词，涵义不容两歧，更不容矛盾”，（注：《政治讲义》，《严复集》第5册，第1290页。）“科学入手，第一层功夫便是正名。凡此等处，皆当谨别牢记，方有进境可图，并非烦赘。所恨中国文字，经词章家谴用败坏，多含混闪烁之词，此乃学问发达之大阻力”。（注：《政治讲义》，《严复集》第5册，第1247页。章太炎1903年在《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一文中，也批评“中国文辞，素无论理”，强调“科学兴而界说严，凡夫名词字义，远因于古训，近创于己见者，此必使名实相符，而后立言可免于纰缪。”《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2-244页。）因为有着如此认识，严复等先觉人物对于清末各种现代新式词典的编撰，也持一种大力支持的态度。他本人就曾为晚清现代新式词典的楷模――《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写序，大力提倡这种现代词典。仅在清末，所出版的各类新式词典就达数十种之多，如《新尔雅》、《法律经济辞典》、《博物大辞典》等等。民初以后这类新式词典出版更多。这些词典不仅对人们不熟悉的各种新名词予以定义，还对人们所熟悉但并不清晰的旧词汇进行相对规范的词义解说。虽然其最初的出发点，往往是传播和普及各种新知识，但也包涵了知识精英改变国人思维方式的意图在内。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经常使用这些词典的潜移默化之中，受到了“概念化”的思想训练和实实在在的逻辑熏陶，使知识人的思维日益具有某种“现代性”，并由此带动全社会的思维朝着更加科学化、逻辑化和精确化的方向发展。过去，人们往往只是在语言学和学术史的意义上，注视到这些新式词典的价值，其实，这些词典的思想史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
其次，大量出现的近代新名词提供了众多新的“概念工具”和“思想资源”，（注：借用台湾学者王泛森的用语，参见《“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164页。）尤其是系统的现代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术语的形成与流播，乃是中国思想史上从未有过的突出现象，它极大地扩展了中国人的思想空间、运思的广度和深度，提高了科学的思维能力和效率，从而为构筑新时代的突破传统范式的体现中西会通的新思想体系，奠定了重要的思维基础。戊戌时期以后，中国的思想界之所以能够发生重大的变革，与此期反映新知识的新名词新概念大量涌现，特别是日译新名词风行神州，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台湾学者王泛森先生所指出的：“在‘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没有重大改变之前，思想的种种变化，有点像‘鸟笼经济’，盘旋变化是可能的，出现一批特别秀异独特的思想家也是可能的，但是变化创造的幅度与深度还是受到原有思想资源的限制，不太可能挣脱这个鸟笼而飞出一片全新的天地”。（注：借用台湾学者王泛森的用语，参见《“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这一点，对于我们在总体上理解近代新名词、新概念的思想史意义，极富启发价值。当然，此处所谓“思想资源”，除了新名词和新概念之外，也包括与它们相互联系甚至互相渗透的一般新知识在内。
若从“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那么，那些从西方传入、经由日本过渡的众多近代新学术科目整体的思想史意义，也就格外地凸现了出来。很遗憾，对于这一点，目前国内思想史界的自觉程度还是很为不足的（逻辑学意义的认知稍稍例外）。
我们可以拿哲学作为一个例子。像什么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价值论、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等等术语，不仅当时学者们已开始将其广泛用来整理、再造、解释中国数千年以来各家各派的传统思想，使这些古代思想翻转成为今人所理解的形态，人们还以之为媒介或标准，去进行思想的分类和价值的评断，（注：像稍晚一点的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分析和评判中国思想人物的基本范畴就是“唯物”与“唯心”、“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等，可谓典型代表。此前的例子也很多，不赘。）乃至建构新的思想体系等等；与此同时，那些能识字的有点文化的普通人，也开始用“世界观”、“人生观”等一类名词，来组织、思考和表达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了。这还不包括“哲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兴起之后，对于中国人理论兴趣的刺激和培养的那种社会化思想功能在内。
同哲学相比，近代心理学和逻辑学对于中国人思想方式的影响，可能还要直接些。如“思想”（名词）、“想象”、“联想”、“判断”、“推理”、“分析”、“综合”、“归纳”、“演绎”、“参照”，以及与思想直接相关的“理论”、“概念”、“观念”、“逻辑”、“理性”、“理智”、“同情”、“乐观”、“悲观”（与前述佛教意义不同）、“感觉”、“知觉”、“想象力”、“意识”、“理想”等新名词，便多是近代心理学和逻辑学的术语。正因为有了它们，中国人才更好地认知和了解了人类思想的过程，能够更方便、更完美地组织和表达自己的现代性思想了。换言之，只有当名词概念意义上的“思想”等词形成和传播开来之后，它们所指称的内容和所代表的事物，才能在真正完整的现代意义上，成为人们自觉关注和整体把握的对象。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新名词与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关系，或许更具有某种直观性和象征性。
现在学界普遍流行的关于近代中国的哲学、法律、经济、伦理、史学思想史的许多著作，通常都不去从整体上考虑其思想的概念工具的变化及其意义，殊不知这些概念工具的变化，乃是各种思想整体变化的思维基础。若不从其基本的概念工具入手分析，是很难说明这些学术思想的兴起及其完整的近现代性质的。比如，我们今天纪念和反思梁启超1902年提出的“新史学”思想，就不能忽略构成这一思想体系的“民族”、“国民”、“社会”、“进化”等基本的概念工具之意义。正是这些新政治名词和思想概念，实参与引发了二十世纪初年梁启超等人和“国粹派”学者对传统史学的反省，以及对于“究竟何为历史”等问题的深刻思考。由于他们预先是带着这些名词和概念去看待和思考历史的，于是，真正的历史，也就开始被想象和理解为“国家”、“民族”、“国民”和“社会”的历史，也就是群体的历史和“公史”，而不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和“私史”了。接着，在中国究竟有无“真正”的历史也就自然地成为了疑问。甚至关于中国“有史”还是“无史”的争论，竟然在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史学传统的国度也一度得以发生。台湾的王泛森先生就曾专门就这一问题，写过《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一文，将清末新名词、新概念与“新史学”思想生成之间的历史关联，进行了开拓性的研讨，很是耐人寻味。（注：借用台湾学者王泛森的用语，参见《“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196页。近代西方哲学思想的传入和中国现代哲学思想的形成，也是如此。如学界有一本流行较广的著作《西方哲学东渐史》（黄见德等着，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至今仍是大陆宏观研究这一问题最有影响的著作（我一直未能见到第二本以此为题的宏观论着）。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我所不能完全满意的在于，它在谈到近代西方哲学东渐的时候，只是讲到王国维、马君武、蔡元培等对尼采、叔本华、黑格尔等哲学思想的传播之类内容，而基本没有从整体上提及西方近代哲学词汇和概念体系的传入及影响，没有提到王国维等人翻译出版《哲学概论》之类概念框架的哲学意义，这也是目前中国近代哲学史和哲学思想史研究的共同缺陷和不足。）
再次，新名词一旦产生和流传，对于近代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还表现在它的构成形态本身所带有的某种现代取向的思维诱导性、价值倾向性、连锁反应性和不可逆性上。比如亚洲、欧洲、美洲等地理名词和概念的流行，就使人们在思考任何问题，特别是社会历史问题时，往往容易以这些空间为单位来考虑问题，进行关于亚洲政治、欧洲经济和美洲文化之类的思考和论述；又如“世纪”等新名词和概念使用久了，人们也就逐渐开始习惯于从世纪的时间段来考虑问题、划分阶段、进行纪年。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冰期以及代表五种社会形态的时间名词和概念的传播，则会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加深对“进化论”的理解和信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词的流行，则使人们在习惯成自然中喜欢把人间之事分割成如许的条块来加以考虑，直至逐渐奉为天经地义而不自知，等等，不一而足。这其中，近代新名词、新概念影响我们思维的微妙和巨大，细细琢磨起来，有时简直会令我们自己都感到惊奇、甚至骇然！
围绕这个问题，我们还应看到，近代中国新名词的产生，特别是汉译西方概念的新名词和从日本引进的汉字新名词，其本身的生成实具有某种偶发性。而语言词汇的使用，又通常是习惯成自然。如果借用后现代的思路来考虑问题，即需要追问，已经流行开来的词汇就一定是最理想的吗？假若不是这样，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产生的新词汇又将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样考虑问题的方式，也就反过来要求我们对实际流行开来的“已然”新名词之思维作用，进行必要的历史考察和分析。
清末民初，新名词得以大量传播，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体系，尤其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术语体系大体确立起来，近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重要变化主要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自然，新名词对近代中国思维方式的影响，内容当是极为丰富的，途径也一定多样而微妙，绝非仅如我上述这么简单。要想对其内涵加以充分的揭示，尚有赖于中外学界同人去进行深入具体的合作探究。
新名词与“一般思想史”研究
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不仅体现在对于国人一般思维方式的影响上，还体现在对于人们基本价值观念和一般社会思潮的微妙作用上。这里，我想借助于讨论“一般思想史”的概念及其研究所蕴藏的可能性，对后一问题再作些阐发，或许有助于进一步加深有关认识。
近几年，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研究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提出的“一般思想史”概念及其相应著作，有力地推动了学界的相关思考。我很赞成葛先生“一般思想史”的不少想法、写法、甚至这一提法本身，觉得他试图使思想通史更多地反映那些对社会生活产生过实际影响的普遍性思想内容的写作宗旨和根本追求，特别值得学界同人尊重。但鉴于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时段的漫长性和内容的丰富性，他目前的认知和实践，尚无法完全满足不同的人对于理想的“一般思想史”各种不同的期待，实属正常。
在我看来，所谓“一般思想史”，或许应该有两个指向：一个是从文化的维度着眼，指向各种类型、各门学科、各个领域的专门思想（包括政治和经济思想）背后共同的思想根据，即那种旨在打破各专门思想彼此界限的“一般思想”，它要求体现出一种思想的“基础性”；一个是从社会的维度着眼，指向那些对现实社会生活发生了重要影响的普遍思想意识、而不是只停留在书斋中的某个人哪怕是天才性的想法和某些人局限于一定圈子内的可能很有意义的观念，即它要求体现出思想的广泛社会性和现实有效性。这两个指向所涵括的“一般思想”，在重合的意义上，共同构成一副社会与文化互动制约的思想世界，我以为这就是理想中的“一般思想史”所要书写的内容。具体地说，它大体包括体现时代特点的思维方式（包括社会常识结构）、基本价值观念、重要社会思潮等的历史背景、内在形态和外在效应之类组成部分。
在这种“一般思想史”中，并不需要太关心其思想的主体究竟是“精英”还是“大众”，抑或葛兆光所说的“一般水准的普通知识分子和普通文化人”，（注：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中《后记》注，第593页。另见《重写思想史》，《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9年第1期，第14页。）它所在意的只是通过各阶层思想的互动而形成的具基础性、普遍性和社会有效性的思想。它并不认为这种“一般思想”会承载在某个特定阶层身上。同时，此种基础性、普遍性和社会性思想也是相对而言，并非只有那些不折不扣地渗透到所有阶层的思想，才有进入“一般思想史”的资格，自然也不能以“知识水准”为由，将知识不多的下层民众的思想观念笼统地排除在“一般思想史”之外。因为社会的阶层是多样的，思想互动的情形是复杂的，特别是历史发展到近代，社会的分化和重组更频繁和严重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只要能够反映绝大多数社会阶层的思想，就可以说已经具有了相当广泛的社会性和普遍性，于是就可以写入“一般思想史”之中。否则“一般思想史”将是难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