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元佑士人的矛盾心态及其影响下的文学创作(一)

详细内容

内容摘要
元佑年间，是一个政争不断，诗祸不断的敏感时期。作为参政主体、文学主体和学术主体的元佑士人，呈现的是“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祸及”和“渴望自由却深陷其中”的矛盾心态。这种矛盾心态的形成，有诸多原因，譬如社会环境，历史及政治原因等。矛盾心态的直接表现在元佑士人对新党和新法的态度以及内部的思想斗争中。此外，矛盾心态更主要的表现在士人的文学创作，对文学内容、文学形式和文学风格的形成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元佑士人 矛盾心态 文学创作
浅论元佑士人的矛盾心态及其影响下的文学创作
引言
谈及元佑，专家和学者们研究的主题不外乎“元佑诗”和元佑党争这两个方面。“元佑诗”作为一个诗体概念，是南宋严羽首先提出来的，被认为是宋代诗歌的最高峰，此论题为后人争论不休。元佑党争，是北宋党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因元佑党人（即“旧党”）的情绪化、意气化，而具有“分水岭”的作用。论及这两个方面，专家和学者们都要触及到元佑时期的士人心态。因为士人的心态能影响到其文学创作，而士人的心态是源于生活的，那么处于复杂政治环境的元佑士人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态？笔者认为用明人王夫之的一段评价宋人的论述，即可辨明。“宋人骑两头马，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祸及，多作影子语巧相弹射，然以此受祸者不少，既示人以可疑之端，则虽无所诽诮，亦可加以罗织。观苏子瞻乌台诗案，其远谪穷荒，诚自取之矣”[1] 。由此可以推断元佑士人的矛盾心态是“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祸及”，且这种的矛盾心态直接影响了元佑士人的文学创作。本文从此元佑士人的矛盾心态入手，深入探讨其成因、表现及这种矛盾心态影响下的文学创作。在这里，需要表明的一点是：这里所讲的“元佑士人”是旧党分子，因为他们才是元佑时期的参政主体、文学主体和学术主体。
一、 元佑士人矛盾心态的成因
元佑士人的矛盾心态是“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祸及”，那么这种矛盾心态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总结出来有四点：（1）新旧党争的仇怨；（2）前人从政后果的影响；（3）宋代特殊的统治政策所致；（4）宋代文人尚党盟的风气。此四点，乃元佑士人矛盾心态的成因，详细论述如下：
（一）新旧党争 仇怨甚深
这是此矛盾心态形成的主要原因。自北宋中期以来，就本着“三冗”问题的如何解决，北宋统治阶层中就一直存在着两种意见：守制和变法，当然不排除一些持中间意见者如苏轼。王安石上台主持变法十七年，是他所代表的新党占上风。新党在变法期间，曾利用台谏制造一些冤假错案，著名的如乌台诗案，来挤兑旧党分子，这难免使旧党分子心生怨愤。元丰八年，神宗病逝，哲宗继位，主张守静的高太后掌握权柄。旧党分子纷纷返朝，重新执掌朝政，对新法除一些保留外一概否定，对新党通过控制台谏一一铲除。由于这次“铲除”，不像是变法期间的“乌台诗案”时针对个人，而是针对整个群体，公开化，使元佑年间一时出现朝中无新党的现象，这更使新党分子感觉到倍感忿怒，报复之心更是炽烈，绍述党锢就是例证。新旧两党的这些积怨和倾轧，虽然能使暂时取得胜利的一方喜悦和“博得忠直之名”，但更多促使士人担心和“畏祸及”。
（二）前车之鉴 士人心悸
这是士人矛盾心态产生的历史原因。古代士人的参政热情是很高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的出现，汉时的“布衣将相”，三国的“士庶之争”，隋唐的“科举取士”，五代十国的藩镇幕府，那便是例证。在更为提倡儒家经纶济世精神的宋代，士人更是有更高的参政热情，但在前人因参政而身遭其祸的事实前提下，宋人又不禁有了“畏祸及”的心思。秦时的“焚书坑儒”，东汉的“党锢之祸”，三国的“嵇康之死”，南朝时的“谢灵运被害”，唐末的牛李党争，前人的命运或死或贬或隐。在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的面前，元佑士人不禁有了其它的心思，但无奈身陷其中，只能从文人唱和和山水景物里，去畅想自由的天地，寻找心灵的纯净，故有了“诗人酬唱，盛于元佑”[2]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