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的现实思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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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运用，有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从总体上看，自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诞生以来，人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运用不断地走向科学与理性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新的历史时期，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史学中的运用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同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我们必须积极应对。

　　一、唯物史观在运用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理论建设来看，随着真正的“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环境的出现，史学研究无论在范围的拓展还是理论的深度方面，都有了很大进展，人们对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史学研究的反思与实践，总体上是积极的、有益的，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以及唯物史观本身的理论内涵。但与此同时，对唯物史观的误解、歪曲甚至否定，也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大致说来，八十年代其主要表现为对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提出质疑，如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阶级斗争学说的历史地位等，都从不同角度、依据不同的历史事实提出了疑问。而“史学危机”的提法，即包含着对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研究前途的悲观与否定。九十年代以来，对唯物史观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对它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否定与批判。这种否定与批判一般说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论述唯物史观“过时”，声称唯物史观在理论上存在着根本缺陷，如不注重“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不注重辩证观点的运用等等；一是通过大量违背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史学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研究，企图改变与否定以往历史学研究的积极成果，为一些错误思想的传播做注解。具体说来，这些形形色色的表现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缺乏深入的了解，教条化甚至是情绪化地看待唯物史观。有的学者认为唯物史观的适用范围有限（主要是政治史领域），不能指导新兴史学门类的研究，如妇女史、社会史、心理史学等，这种观点的实质是用教条化观点看待唯物史观，要求它是可以代替具体学科研究规律的理论，而忘记了它从本质上说更应该是历史研究的一般性指导原则；有的年轻学者更进一步认为，所谓唯物史观就是干巴巴的几条说教（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等），根本不能指导人们认识全面的、生动的历史面貌，这是把史学研究中曾经出现的教条化倾向与唯物史观本身加以混淆，然后以情绪化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见解；还有的学者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学理论建设成就，片面地将其归结为政治运动的产物，进而否定一切理论指导，提倡张扬学术自主性的“纯学术”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回到干嘉去”的思潮，就是其具体表现。事实上，干嘉时期的著名史家并非不讲理论，不仅如此，他们关于治乱盛衰及具体史学研究规律的认识，还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批判过的错误理论观点和思想倾向，在今天的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领域之所以依然有一定的市场，既与“文革”中教条化地对待唯物史观，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理论地位有关，同时更与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少数年轻史家缺乏深厚的甚至是必要的理论修养有着密切关联。

　　第二，迎合西方某些史学理论，对唯物史观作所谓的“修正”与否定。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世界资本主义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即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全球化即是这种秩序初露端倪的一个重要表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但是，这一历史进程带来的贸易磨擦、贫富差距拉大以及思想文化观念上的冲突与碰撞，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在这些包括史学观念在内的冲突与碰撞中，相当一部分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烙印。它们与国际上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与之相应，在国内历史研究领域，就出现了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认为唯物史观已经“过时”的错误倾向。有学者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以唯物史观作为众多史学研究指导思想之一种，认为“历史学走着一条多元化、纵深化的发展途径，不再局限于某一框架或模式中”；或以缺乏对“人性”、对辩证观念的重视，主张“修正”甚至反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而否定其作为指导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的地位。

　　第三，打着学术创新的旗号，对唯物史观做剪裁与歪曲以至否定。当代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革命提出许多新的重大理论问题，迫切需要当代学者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加以解释与回答。这在客观上对前人研究的一些具体结论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唯物史观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这就需要我们开拓思路，放宽眼界，积极推进科学的创新工作。但是，近年来一些不容乐观的倾向如学风浮躁甚至学术腐败，却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这种创新工作的进展。这些倾向一方面体现为抄袭、剽窃、炒冷饭、粗制滥造等情况屡屡出现；另一方面，也是对当代学术发展影响更为恶劣的方面，则体现为某些学者不惜牺牲学术道德，打着创新的旗号，对前人或他人的研究成果不加分析地批判、“商榷”或者渲染与夸大，甚至公然提出一些奇谈怪论，以领学界之“先”。如近代史研究领域中近年来颇为流行的殖民主义侵略有移植近代化之功、北洋军阀有造就革命先辈之功等论调，其思想根源除了有迎合西方思潮的因素之外，沽名钓誉、标新立异以突出自己的想法也并非少数；而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以所谓“新”的理论体系（如文化史观）加以认识与评价的做法，则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内动摇着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地位，给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常发展带来了很坏的影响。另外，由于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尚未完全成熟，国内史学界对纷至沓来的西方史学思潮如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等缺乏积极的、能够产生广泛影响的科学分析；有些学者则出于种种目的推波助澜，通过译着、撰文等方式，对其加以不加分析的赞扬与肯定，致使一些学者认为它们是可以代替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受这样的思想影响，不用唯物史观指导甚至否定唯物史观的论着，纷纷以创新学术、填补空白的面貌出现。

　　第四，通过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宣扬与唯物史观相左的历史观念。历史知识的普及是史学研究社会功能的重要体现，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使某种历史思想与历史观念深入人心。从这个角度说，历史题材的影视、小说等文艺作品，能否正确地运用与解释唯物史观，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影响着人民群众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接受唯物史观。但由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近年来的文艺作品或多或少地存在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致使近年来唯物史观被曲解甚至否定的态势，从学术界蔓延到了更广阔的领域。为普通大众喜闻乐见的历史题材影视、小说、绘画等，以各种形式宣扬封建主义、英雄主义、功利主义甚至殖民主义的思想观念，在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削弱了唯物史观的传播与运用。比如近来非常流行的一些以近代历史为主的“皇帝戏”、“清官戏”，曾经有过很高的收视率，但由于不尊重历史事实，却在无形中宣扬了早已过时的英雄史观与专制主义理论。这种对唯物史观潜移默化的侵蚀与否定，在更广阔的社会范围里削弱了唯物史观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当中的指导地位，其“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韩非子·喻老》）的恶劣影响，必将在不远的将来有所表现。

　　二、正确认识唯物史观在运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任何学术发展都基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正如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取得巨大成就，与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不断深入密不可分一样，近年来唯物史观在运用过程中所产生的上述问题，也只有从社会背景与学术发展本身的相互关系、时代特点出发去分析，才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从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涵来说，它是一种科学理论，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对于中国史学的理论指导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人类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一个发展过程；以整体的、联系的历史观念进行研究；以辩证的观点看待历史发展与史学研究工作；阶级斗争以及人民群众在推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具有巨大作用；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后者对前者具有重要的反作用等等。这些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也是我国几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经过理论探索与具体历史研究的实践，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学实践证明，我国最有代表性的史学研究成果多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系统，实证史学、计量史学、心态史学等史学思想虽有其科学性，但在从根本上解释客观世界方面，它们都不能超出唯物史观。（分类叙述）

　　从产生上述错误认识的社会根源来看。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受挫，以及西方和平演变的不断推进及其成功，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冲击尤其是对中国的冲击是极大的。这种冲击不仅体现在政治上的打压、经济上的控制，同时也更深刻地体现在思想观念上。其突出表现就包括淡化政治，提倡不分阶级的“人性”观念；强调个人主义的极端张扬，企图用西方资本主义抽象的民主、自由等观念来代替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观念。而与之相对的阶级斗争观念、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念，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组成部分，一旦它们的合理性被否定，建立于其上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动摇。与此同时，国内一小部分通过各种手段得到巨大政治与经济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为了给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寻求理论依据，也必然要通过提倡与唯物史观相左的一些理论观点，对客观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唯物史观进行或明或暗的修正与攻击。

　　从学术研究的规律来看。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我们对它的理解，从来都是在解决时代提出的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深化与丰富的。如最早运用唯物史观讨论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的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家，他们早年的研究成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但同时也带有不同程度的初创性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对自己的思想与著作均有新的思考或订正。郭沫若先生的名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经过了多次修订，他在1953年再版前言中坦陈，古代社会的研究不断取得进展，促使自己的学术观点不断发生改变：“二十多年来我自己的看法已经改变了好几次，差不多常常是今日之我在和昨日之我作斗争。”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亦几经修改，其理论基础便是作者对唯物史观逐步深入的思考。此后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史家就唯物史观的理解与具体运用，相继提出过自己的看法，进行过热烈的讨论。这些看法与讨论丰富了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视野，是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但是，真理的追求永无止境，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我们至今都很难说对唯物史观的认识达到了完全准确的地步，一些过去被认为是正确的理论观点，也需要结合新的社会现实，做出新的解释与阐发，必要的时候还需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这一方面说明唯物史观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对它的认识是长期的；一方面也说明要更好地运用它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理论与实际两者的结合还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对于现实社会中伴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复杂变化而产生的新问题，唯物史观能否做出符合事实的解释，是其在新世纪能否立足并壮大的前提条件。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史家需要不断结合现实需要，对唯物史观做科学的运用与发展，从而做到坚持与发展相统一，巩固与创新相统一。但是，在史学研究中对唯物史观做游刃有余的运用，以及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某些史学领域与具体史学问题进行创新性的理论研究，与那些打着创新的旗帜，实则或明或暗地反对唯物观的所谓学术研究，是有着根本区别的。

　　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突出特点是经世致用，这一特点在史学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使得中国传统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政治史的特征。但应当注意的是，学术为政治服务与为现实服务具有性质上的不同。剪裁、歪曲史实以适应政治的需要，事实上不能称为真正的史学研究；而为了史学学科本身的发展，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提倡与推动某一学术领域的发展，则能在根本上促进学术与现实的互动，更好地体现史学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今天我们看待唯物史观与学术发展的问题，同样要有这种辩证的态度。作为对客观历史做彻底解释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唯物史观在社会主义中国有着政治上的崇高地位，但是这种地位的形成，是与其在哲学史与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相对应的，而不是行政命令与灌输教育的结果。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学术研究政治化等错误倾向，则有其形成的主（人们理解唯物史观的理论水平有一个逐步提高的历史过程）、客（“左”的错误的影响）观原因，对此应做客观的分析。只有把学术研究的教条化与史学学科的政治附庸化、理解运用唯物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做明确的区分，才能真正认识唯物史观的理论价值，推动史学的健康发展。因此，决不能用“教条化、公式化盛行”来概括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史学，更不能说因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确立了主导地位，就必然造成史学研究中的教条化错误。至于“文革”十年，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四人帮”搞乱，史学被“四人帮”所利用，由此造成的种种严重损失，更不能归咎于唯物史观本身。在这方面，史学的发展是有教训的，也值得我们深思。

　　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代世界发展和科技革命都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我们对这些变化的认识与分析，需要有一个鉴别、认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一些争论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认识当今史学界在运用唯物史观时存在问题的基本前提。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我们又要注意区分积极的学术争论与歪曲、否定唯物史观的界限。史学思潮多样，并不意味着指导思想是多元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坚持历史观的一元化与史学发展的具体面貌多元化的辩证联系，坚持史学研究的正确指导思想，坚持唯物史观的历史与现实的科学地位。因此，对于当前世界流行的种种史学思潮，应当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科学的、理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