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始工业化进程看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二）：下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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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经济基础、科技条件及其社会环境
现在我们要问，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诸般条件，宋代社会是否具备呢？
毫无疑问，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是封建社会后期的事情。门德尔斯、克里特等人着力考察的，正是工业革命之前即１５－１７世纪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马克思也强调过“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１）ｉ〕战国、秦汉、隋唐，正处在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各种形式的封建隶属关系仍是一种普遍性存在（在不少场合还十分强烈），官营手工业还是多数手工业部门中的主要成分，在这样的历史时段既谈不上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也谈不上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主张战国秦汉就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同志，认为资本主义萌芽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初始形态，只是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前提条件，这种定义取消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本质规定，有扩大概念内涵、泛化讨论对象的倾向，不一定恰当。一定要到封建后期，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各种超经济强制持续弱化，农民阶级取得日益增多的迁徙和退佃自由，可以流移他乡（包括城市）、自主择业时，商品经济的成长，包括民营手工业的兴盛、城市的繁荣、区域市场的形成、乃至海外市场的开拓等，才会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辟道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既然资本主义萌芽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初始形态，那么带有某些封建痕迹乃是不可避色的正常现象。
如果上述认识还算客观公允的话，那么已经进入封建后期的宋代社会应该说基本上具备了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诸般条件：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之下，耕制革命的发生、粮食剩余率的提高和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为原始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和工艺革命的急速推进，导致机械使用的普及和手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为手工业各部门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人身依附关系的松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导致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性质的嬗变和市民阶层的初兴，这一切则构成了原始工业化进程的社会条件。
（一）在人口压力下农业革命的发生和商品性农业的成长
我国古代人口增长，出现过三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在战国秦汉时期，《汉书·地理志》载元始二年（公元２年）在籍人口有５９００余万。南北朝时人口下降约三分之一，估计在４０００万上下。到隋唐时又恢复到５９００余万。〔（２）ｉ〕宋辽夏金是第二个高峰期。五代以降，人口再次大量南移，长江流域得到加速开发，人口增长率明显提高。笔者曾推算过当时的人口，结果如下：〔（３）ｉ〕北宋开国时在籍人口有９７万户，４８５万人，这是赵宋从后周继承的人口遗产。在此后进行的２０年统一战争中，太祖削平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和南唐，得到１６０万户。太宗时陈洪进献章、泉二州，钱俶献吴越，又得７０万户。以上合计２３０万户，１１５０万人，这可看作是五代南方九国的在籍人口。可见五代时南方人口已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人口分布格局由汉唐时期的北重南轻，一变而为南重北轻了。到１０２９年，赵宋辖区已恢复到１０１６万户，５０８０万人。此时辽区人口已达２８８万，西夏权按辽区人口的一半计亦有１４４万口，宋辽夏三方合计共１１０２．６万户，５５０２万人，恢复到汉唐水平。再过８０年，到１１０９年，宋区人口达到１．０４亿，加上辽夏，超过１．１亿，相当于汉唐的二倍。这是一个新的台阶。从十世纪中叶即北宋初年到十二世纪初，人口增长率为１４‰。
前面说过，在克里特等人看来，促进原始工业化出现的首要因素是农村人口的增长给经济运动造成的巨大压力。由于人口增长速率超过耕地面积的增长速率，人均耕地占有量不断下降，产生了大批无地或少地农民。他们处在失业和半失业状态，为了谋生被迫进入工商业领域。南方，特别是两浙、福建沿海和成都府路，由于耕地有限，迫使日益增多的农业人口离开土地，流入城市，成为日佣贩夫，加入城市雇佣劳动者的行列。于是城中出现了专门的劳动力雇佣市场，如东京开封“即早辰，桥、市、街、巷口皆有竹木匠人，谓之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罗立会聚，候人请唤，谓之‘罗斋’。竹木作料，亦有铺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４）ｉ〕其他州县城镇中也有各色工匠充作日夫佣作。这种雇佣关系必然会波及到乡村、矿区，如我们前面在铁冶、井盐等业中所看到的那样。
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则为不断增长中的非农业人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粮食供应。两宋时期钢刃熟铁农具逐步取代此前的韧性铸铁农具，〔（１）ｊ〕特别是适应江南水田耕种的农具进展极大，犁刀〔（２）ｊ〕秧马、〔（３）ｊ〕耘荡〔（４）ｊ〕等新式农具即诞生在开发江南沼泽地的艰苦劳作之中，我国传统农具的配套与定型化过程随之在两宋完成，这是我国古代农具演进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一次变革。五代以降江南沿海捍海石塘的连点成线〔（５）ｊ〕和塘浦圩田系统的建成，〔（６）ｊ〕则标志着水利建设史上新时期的到来，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大面积开发。圩田、坝田、涂田、梯田的兴起既扩大了耕地面积，又改善了耕地结构，水田比重上升，水稻取代小麦成为“五谷之首”。更为重要的是，以稻作北上和麦豆南移为标志的南北作物之大规模交流，导致作物品种稳态结构的形成，不仅增强了抗灾能力，而且推动了稻麦连作和双季稻的逐步推广，这就促成了我国耕作制度发生革命性变革：战国以来延续上千年之久的单作制向一年两熟的复种制过渡。大约在两宋之交，即１２世纪上半叶，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苏皖平原和浙江福建沿海等主要农业区，一年两熟制成为基本的耕作制度得以肯定下来。〔（７）ｊ〕徽宗政和六年（１１１６年），水利专家赵霖指出，昆山县有不少农户的圩田因圩岸高大，“了无水患，稻麦两熟”。〔（８）ｊ〕稍后，浙籍农学家陈敷也有“早田刈获才毕，随即耕治晒曝，加粪雍培，而种豆、麦、蔬茹”〔（９）ｊ〕的话头。季长文《吴郡图经续记》称，苏州地区“其稼则割麦种禾，一岁再熟、，出现了“春花（麦）熟，半年是”，“以小熟（麦）种大熟（稻）”的局面。〔（１０）ｊ〕宋人苏籀也说“吴地海陵之仓，天下莫及，岁稻两熟。”〔（１１）ｊ〕
进入南宋以后，双熟制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杨万里诗“却破稻田秧晚稻”，〔（１２）ｊ〕虞俦诗“腰镰割晚稻，荷锄种新麦”，〔（１３）ｊ〕，许淳仁诗“负廓潮田插两秋”〔（１４）ｊ〕等，反映的是福建沿海的双熟制。高宗绍兴二十年（１１５０年）淮西知庐州吴逵说当地种植制度是“稻田又种麦”，“岁收谷麦两熟”。〔（１５）ｊ〕《宋史·地理志》载，川西成都平原“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矿，岁三四收。”估计是稻麦连作后还种一、二荐蔬菜。在现代农业出现之前，复种多熟制是传统农业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其最大优点是可以充分利用大自然赐予的光热资源，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复种指数，宋代的农业生产率因此而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根据我的推算，宋代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食在７０００斤上下，〔（１）ｋ〕较唐代增产５０％，较之１９８４年的最好年成每劳产粮４７７９斤，〔（２）ｋ〕还要高出６２％。前文述及的井盐业、陶瓷业、纺织业等所在的四川、江西、两浙等地，正是农业生产最为发达的几个地区。因此从粮食剩余率这一点看，原始工业化赖以启动的条件显然已经具备。
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粮食剩余率的提高，不仅保证了城镇和工商业人口的粮食供应，而且可以腾出更多的耕地来种植苎麻、桑梓、茶叶、甘蔗、果树、蔬菜、甚至药材、花卉等经济作物；而江南地区特别是两浙、江东、成都府路和福建沿海地区地狭人众的情况也逼迫着当地农户寻求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当这些产品的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同时产地周围存在着相应的市场时，生产者的着眼点会从产品的使用价值转向它的交换价值。这就是说生产者不再是为自家的消费而生产，而是通过把产品投入市场，转换成货币，来补偿其生产成本和活劳动的消耗了。专业茶农、果农、蔗农、菜农大批涌现，并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商品性农业由是而发展起来。
例如蚕桑业。大约在北宋中晚期，两浙地区发明了桑树嫁接技术，这是桑树栽培史上的一次革命，〔（３）ｋ〕极大地推动了两浙蚕桑业的发展，因此蚕桑业的商品化在这一带表现得最为突出。两宋之交，农学家陈敷说，湖州安吉县农户“唯籍蚕办生事”〔（４）ｋ〕《嘉泰吴兴志》说，（湖州）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室有蚕至数百箔，兼工机织。〔（５）ｋ〕庄季裕说，苏州太湖洞庭山方圆数十里，“多种柑桔、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６）ｋ〕既然这些农户专以蚕桑为业，自家口粮尚需买进而食，可见已是地道的小商品生产者。而种桑业的生产率确实高于种粮业。陈敷算过一帐：“彼中人唯籍蚕办生事，十口之家养蚕十箔，每箔得蚕一十二斤，每一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丝织小绢一匹，每一匹绢易米一斛四斗，绢与米价常相侔也。”〔（７）ｋ〕据此，五口之家只需养蚕五箔即可维持一年生计。按一亩桑叶可饲三箔计，只需一亩七分桑地，即可织绢１５．６匹，合米２１．８４石。按当时江南每亩产米二石（合谷四石）计，则２１．８４石米至少需田１１亩。可见植桑生产率较之种粮要高出５倍！
再如种茶业，北宋神宗时吕陶报告说：“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税赋一律科折，役钱一律均出。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８）ｋ〕亦与粮食种植相分离了。甘蔗种植业，福建与广东、四川等地同是著名产区，宋人方大琮说：“（今）仙游县田，耗于蔗糖，岁运入淮浙者，不知其几千、万坛。”〔（９）ｋ〕显然也是商品生产。果蔬业，在人口稠密的太湖流域和福建沿海亦十分发达。太湖之中的洞庭山，“地占三乡，户率三千，环四十里，皆以树桑栀甘柚为常产。”〔（１０）ｋ〕简直可以视为水果生产基地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商品性农业部门中，北宋时也可见到包买商人的踪影活动于其间。例如神宗熙宁七年（１０７４），以前，四川彭州茶园与茶商、茶铺间就有这样的交易习惯：“茶园人户……自来隔年留下客放定钱，或指当茶苗，举取债负，准备粮米，雇召夫工。自上春以后接续采取，乘时高下，相度货卖。……累时相承，恃以为业。其铺户以贮变易，却以白土拌和，每斤之息不及十文。”〔（１１）ｋ〕客，即茶商，茶园户在头一年就接受茶商预付定金（“客放定钱），茶商即取得包购包销该茶园产品的权利（“指当茶苗”）。福建水果种植业也很发达，其中尤以荔枝为盛。“（福州）一家之有，至于万株。初着花时，商人计林断之，以立券。若后丰寡，商人知之。不计美恶，悉为红盐者，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贩益之，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而乡人得饮食者，盖鲜矣！以其断林鬻之也。”此例表明，通过签定购销合同（“立券”）、实行“计林断之”的荔枝包买商，不仅拥有国内市场（“京师”、北戎、西夏），而且开辟了国际市场，远销东亚（朝鲜、日本）、西亚（“大食”即阿拉伯半岛）各地。而且市场的扩大，反过来又促进了荔枝种植业的扩大，所谓贩易益广而种植益多。然而当地百姓竟大多吃不上，可见包买商插手后，荔枝交易带有明显的垄断性。
商品性农业的发展虽仍处于初兴阶段，但其意义不可低估。一是商品性农业的较高效益具有示范效应，不断诱使着更多的农户从自给性粮食生产向以获取利润为目的商品性生产转化，以至绍兴二年（１１３２）洞庭山上的数千果农因冬季“大寒，湖水遂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饿死。”〔（１）ｌ〕方大琮亦因“仙游县田，耗于蔗糖”而惊呼“蔗之妨田固矣”〔（２）ｌ〕二是苎麻、甘蔗等经济作物的增加，为纺织、制糖等行业提供了更多的原料，而麻农、蔗农的较高收益显然也有助于扩大手工业品市场。三是各种经济作物同布帛、瓷器等手工业品一道，推动着流通中的商品构成发生实质性变化，原先主要为上层社会服务的贩运性奢侈品商业因此而朝为黎民百姓服务的规模性日用品商业转进。农业小商品生产者队伍的扩大，手工业各部门原料的增加，以及商品构成和流通性的转折，均是原始工业化进程的促成因素。
（二）煤铁革命的推动和海内外市场的扩大，导致手工业内部技术革新和工艺革命的兴起
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当然是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煤铁革命的推动下启动的。然而若就手工业本身而言，则日趋扩大的区域市场、区间市场和海外市场构成了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外部刺激因素，而各行业中普遍发生的科技进步和工艺革新，既提高了效率又降低了成本，无疑是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内在动力。两宋时期，手工业领域中重大的技术革命层出不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国古代史上成果最丰，成就最大的一个技术进步时期。就其总体成果和推进速度而言，不仅超过汉唐，而且为明清所不及。现略述数例，以明大势。
１．炼钢工艺——灌钢法的推广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在近代坩锅制钢法发明之前，利用熟铁炼钢主要有“百炼钢”和“灌钢法”这两种办法。百炼钢是通过把熟铁反复加热锤击，让碳分逐步渗入，费时费工，效率极低，虽在汉代出现，但一直应用不广。北宋大科学家在磁州锻坊见此工艺，十分惊讶。竟认为这才是“真钢”，〔（３）ｌ〕，正说明这种工艺至宋已被基本淘汰。南朝炼丹家陶宏景把“杂炼生鍒作刀镰者”称为钢铁，〔（４）ｌ〕，此即灌钢法，但要到唐宋之际才推广开来，沈括说“所谓钢铁者，用柔铁屈盘之，乃以生铁陷其间，封泥炼之，锻令相入，谓之团钢，亦谓之灌钢。”〔（５）ｌ〕灌钢之名，即因生产过程中生铁汁灌入熟铁块而得，在熔液炼钢法发明之前，这种半流体炼钢法最为快捷简便，较之百炼钢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是晚唐以降熟铁钢刃农具、工具迅速普及的主要动力。
２．冶铜工艺——胆铜法的发明和推广
胆铜法又称胆水浸铜术，胆水即天然硫酸铜，把铁片浸在胆水中，利用元素活性的不同置换出铜来，这种水法冶金技术汉代已知，但大规模用于生产领域，从而真正形成为生产力，是在宋代实现的。史称北宋初年信州（今江西上饶市）“又有胆水，出观音石，可浸铁为铜。”〔（６）ｌ〕北宋中叶以后，试验性生产的纪录渐渐多了起来。不久，胆水浸铜法在冶铜业中迅速推广。绍圣年间（１０９４－１０９７），信州铅山场最早采用胆铜法进行工业生产，所谓“铅山兴利首鸠僝功”。〔（７）ｌ〕宋人游经说，他在任提举江淮等地铜事官时（１１世纪９０年代）发现有１１个地方产胆水，其中韶州岭水场、信州铅山场和饶州这三处已经用胆铜法来生产铜。〔（８）ｌ〕其工艺流程据《宋史·食货志·坑冶》和《文献通考·征榷五》的记载：“以生铁锻成薄片，排置胆水槽中，浸渍数时，铁片为胆水所薄，上生赤煤。取括入炉，三炼成铜。大率用铁二斤四两，得铜一斤。”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水法冶金技术，由于原料简便易取，无须开挖矿井，成本低廉，兴办容易，为利厚博，所以在北宋晚期得到迅速推广，铜的产量也急剧上升。
３．金属加工工艺——“旋作”的出现与简易车床的使用
有色金属产量的提高为金银和铜器制造业的繁盛提供了物资基础。在宋廷文思院中，除专门制造金属器皿的镀金作、银泥作等外，还专设“旋作”。〔（１）ｍ〕朱瑞熙先生指出：“旋作”中装备的简易车床，专事金属切削和加工。〔（２）ｍ〕本世纪７０年代初，河北定县博物馆在该县两座宋代塔基中发现一批金属器皿，其中一些铜盆和银盆的表面十分光洁，从加工纹迹上看同心度很强，纹理细密，子母扣接触非常严密，据此他们认为，北宋初年机床使用已经比较普遍〔（３）ｍ〕机床的使用是机械加工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大进步。
４．掘井工艺－－卓筒井和小口深井技术的推广
盐井的开掘，早在秦汉即已开始，但直至北宋初年，一直处在探索阶段。其特征是钎锹挖掘，用木桶或皮囊取卤，属大口井范畴，固井困难，深度更受限制。北宋庆历、皇佑年间，即１１世纪中叶，首先出现在四川井研县的卓筒井，标志着钻井技术从大口浅井向小口深井的过渡，这在掘井工艺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苏轼记述说：“自庆历、皇佑以来，蜀始创筒井。用环刃，凿如碗大，深者数十丈。以巨竹去节，牝牡相衔为井，以隔横入淡水，则碱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为桶，无底而窃，其中悬熟皮数寸，出入水中，气自呼吸而启闭之。一筒致水数斗。凡筒井皆用机械，利之所在，人无不知”〔（４）ｍ〕３０年后，知陵州文同奏称，“自庆历以来，始因土人凿地植竹，为之卓筒井，以取碱泉，鬻炼盐色。后来其民，尽能此法，为者甚众。”〔（５）ｍ〕
较之以往的大口浅井，卓筒井在技术上有四大进步。一是钻井工艺上，用碗口大的“环刃”作冲击式掘进，成倍提高工效，开近代各类凿口钻井之先河；二是取屑工艺上，使用活门式扇泥洞，解决了小口深井取屑出土的技术难题；三是固井工艺上，用巨竹去节，“牝牡相接”，作井膛导管，既防岩土塌陷，又能阻隔淡水渗透；四是汲卤工艺上，用“无底而窃”的唧筒取代皮囊，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活塞启闭技术。正因具有上述优势，所以无论是生产效率、安全系数还是成本投资都优于大口浅井。卓筒井所产食盐亦因之质优价廉，远胜价高质劣的官井之盐，所以一经出现就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迅速传播开来。到南宋初年，川蜀地区已有４９００余井，年产井盐６０００万斤，〔（６）ｍ〕井数较北宋中叶的６４０井增长７倍，产量增加２．７倍，政府盐税亦从８０万缗增加到４００万缗，高出４倍。
５．纺织工艺－－进入第二技术高峰期
纺织技术继秦汉之后，到唐宋之际进入第二高峰期，其标志有三。一是纺织机具有重大改进。手摇缫车至唐代仍是主要的缫丝工具，更为先进的脚踏纺车最早可能出现在唐代，但要到宋代才得到普遍运用。其重大改进是用脚踏转动绳轮，不仅把右手解放出来与左手一道纺纱合线，而且牵引力大为提高，可以同时带动三人以上的莩（红去工加翟），提高了生产效率。〔（７）ｍ〕还有一种水转大纺车，是世界上最早的以水为动力的纺织机械，〔（８）ｍ〕工作时“弦随轮传，众机皆动，上下相应，缓急相宜，遂使绩条成紧，缠于轮上。”〔（９）ｍ〕应是一种水力驱动的麻纺合线机。范文澜先生认为，这有可能是宋代发明的，〔（１０）ｍ〕此说甚是。二是丝织技艺有重大进展，宋代普遍采用的轴架整经法，较之唐代耙式整经法效率更高，并导致织物结构从平纹向斜纹、从经显花向纬显花的过渡。〔（１１）ｍ〕三是染印法又有创新，受雕板印刷业的影响，腊染法得到推广，大量用于丝帛染印，均是至今被人称羡的重大革新。
６．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车船、水密舱的发明和航海罗盘的使用
所谓车船，是在船舷两侧对称地装上数对车轮，轮上装有激水叶片，人在船内用脚踏动轮轴，带动舷外叶轮旋转，将原先桨楫的前后间歇运动改进为叶轮的回转连续推进，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推进效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明轮船，晚唐虽出现，但到南宋初年才见推广，并首先用于战舰制造。高宗绍兴二年（１１３２）知无为军王彦造飞虎战舰，“旁设四轮，每轮八楫，四人旋斡，日行千里。”〔（１）ｎ〕稍后南宋将领李纲等亦造车船，最大的一种上下三层，高７．５丈，船长３６丈，两舷装有３０－４０轮，速度快，攻击力强。〔（２）ｎ〕１２世纪３０年代活跃于洞庭湖一带的钟相、杨么起义军曾用车船大败官军，〔（３）ｎ〕可见车船之制已较普及。
水密舱技术是宋代“海舶”制造业处在领先地位的重要标志。用于这样贸易的海舶，“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拖〔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４）ｎ〕据此测算，其载重量当在五六百吨以上。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带动了东南沿海造船业的繁荣，所谓“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５）ｎ〕这是因为当时最大的外贸港口刺桐港是在泉州的缘故。１９７４年８月，福建泉州湾出土一艘宋代沉船。据《发掘报告》，〔（６）ｎ〕该船底部呈尖型，此即文献所谓“上平如衡，下侧如刃”，〔（７）ｎ〕吃水深，稳度高，便于在大洋中破浪航行。船体和底部采用多重外壳板构成，此即“以全木巨枋，搀叠而成”，〔（８）ｎ〕坚固异常，经得起风浪冲击。船舱用１２道隔板分成１３个舱室，每一舱室都是密封的，一舱受损漏水，它舱并不进水，抗沉性能好，大大提高了远洋航行的保险系数。这种技术较之西方要早好几百年，难怪至南宋泉州港取代广州港一跃而为当时世界上最大和最繁荣的港口城市了。
导向仪器航海罗盘的发明，更是世界航海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技术突破。沈括《梦溪笔谈》载有“水浮法”、“碗唇旋定法”、“指甲旋定法”和“丝悬法”等四种磁针装置方法，其中水浮法是用磁化钢针横贯灯芯，让其浮于水面，装在刻有２４个方向的罗盘上，这种“浮针”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罗盘。北宋朱彧《萍州可谈》卷二说：“舟师识地理，……阴晦则观指南针……便知所至。”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四说：“是夜，洋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进。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这是世界上航海用“浮针”指南的最早记载。“浮针”的出现，奠定了现代磁变仪、磁力仪和航空、航海罗盘的结构原理，其于海外贸易、地理大发现之巨大使用，已为众所周知。
７．印刷工艺——雕版、铜版和活字版的相继发明
雕版印刷发明于晚唐，但直至北宋初年并未得到普及，所以“唐末年犹未有摹印，多是传写。”〔（９）ｎ〕文豪苏轼称其早年求学之时，“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于自书。”〔（１０）ｎ〕然至北宋中叶，雕版印刷术即风靡全国，“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１１）ｎ〕这无疑是两宋时期知识传播和技术推广速度明显加快的重要原因。
至于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杭州工匠毕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更是众所周知的技术跃进。近有台湾学者黄宽重根据南宋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１９８《程元成给事》一文中“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首恩台览。”以确凿史据说明活字印刷术在南宋淳熙、绍熙年间（１１７４－１１９４）确实得到了实际运用。〔（１２）ｎ〕
仅从以上七个方面来看，两宋工艺革命成果之丰，进展之快，涉及面广，及其对社会经济（如手工业发展、海外贸易兴盛等）、文化（如书籍流转、文化普及、知识传播等）的影响之大，至少在近代以前，既前无古人，又后无来者，确是空前绝后的。如此巨大的科技进步和工艺革新，显然是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最为直接的内在动力。笔者曾有专文论及宋代工艺革命硕果累累的诸般原因，〔（１３）ｎ〕此处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