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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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从钱穆提出宋代“积贫积弱”说以来，人们几乎都将它看作是宋王朝的基本特点，但这并不符合事实。宋代地盘比唐代小，而经济却比唐代发达，财政收入也比唐代高，四大发明中三大发明主要在宋代，和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相比都不贫，甚至还富一些。如从军事实力论强弱，宋比辽、金稍弱，进攻之力不足，防守则有余。和西夏比，实力还略强一些。蒙古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唯有宋能抵抗数十年，从世界角度说，也可算是数得上的强国了。如果从综合国力考虑，宋不仅不能说弱，还应该说是相当强的。和东晋相比，地盘差不多大，经济则要发达得多，东晋并没有称“积贫积弱”，为什么单单给南宋扣上这顶帽子呢，显然这是不公正的。

　　宋朝本来是中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朝代，然而“积贫积弱”四字，像一付千斤重担，压在它的头上，又像磁铁一样牢牢附在宋朝身上，一提起宋朝，人们立即会联想到“积贫积弱”四字，以为这就是宋代的最大特点，并由此误以为它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朝代，甚至对它产生反感，似乎除了宋词之外，宋史是不值一提的。面对这种已成定式的结论和它产生的重大影响，我想完全有必要作一番认真的查考和深入的研究，看一看，此说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真的符合事实吗？
一、“积贫积弱”说的由来

　　本朝人应当最了解本朝的历史，然而细查“积贫积弱”之说，宋代就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即使在宋仁宗、神宗变法之时，范仲淹、王安石等变法派为了说服君主，支持改革，尽量罗列各种问题，甚至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人说“积贫积弱”。再查《四库全书》中的元、明人书，都没有人提过“积贫积弱”四字。
　　分而言之，“积贫”二字，宋代亦无人说。“积弱”之说，北宋未见，到南宋后期，端平元年（1234）和二年，真德秀、魏了翁等人先后提到过国势“积弱”，但真德秀又认为强弱是可以改变的，说：绍兴初宋比金弱，经过韩世忠、岳飞等人奋战，变强了。[1]吕中、林駉等人则指仁、英之际[2]。至于单说“弱”者，颇有一些，如南宋叶适说：“天下之弱势，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及元昊始叛，……形势大曲，而天下皆悟其为弱证矣。”[3]这“历数古人之为国，无甚于本朝者”的说法，未免太言过其实了，难道割地建国、十年而亡的石晋也比宋朝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高的调子下，他也没有提“积贫积弱”四字。
　　清初，王夫之《宋论》卷6中说：“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国既以是弱矣”，“仁宗之过于弛而积弱也，实不在贫也。”“神宗之误，在急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他在全书中只有论宋仁宗时说到“积弱”二字，而且断然否定“积贫”之说。
　　“积贫积弱”说到底从哪里来的呢？最早是谁于何时提出的，目前尚难断定，但从影响今人看法的著作而言，具有代表性的比较早的书，大概就数1939年出版的钱穆《国史大纲》了，其中第六编两宋之部第31章标题即为“贫弱的新中央”，其下之细目则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对宋代“积贫”和“积弱”，作了相当详细的论述，其结论是“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到1963年，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3册云：“宋神宗……将……王安石召入政府，用为参知政事，要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已将“积贫积弱”作为一个词组提了出来。他们作为很有权威的教科书，影响极大，不仅为学者所宗，也深深扎根于学生的脑海中，从而对宋史产生极大的误解，以为宋代真的贫穷落后得不得了。
二、关于“积贫”问题

　　“贫”指贫困，“积贫”指长期的贫困。钱穆说：“宋代……内部又终年闹贫，而且愈闹愈凶，几于穷得不可支持。”宋代真的“积贫”到这等程度吗？从整个国民经济看，宋朝并不贫。首先看一下农业状况。唐代耕地为620万顷，宋代524万顷（以上只据国家掌握的税田计算，不计隐匿的土地。）由于唐尺比宋尺小，唐代一亩约合今0.783亩，宋代一亩约合今0.974亩，以上耕地换算成今亩，唐代耕地为485万多顷，宋代为511万多顷。（参杜文玉《唐宋经济实力比较研究》。另外一种换算法，唐代耕地为337万顷，宋代耕地472万余顷，宋比唐多了百分之四十。）宋代疆域虽然比唐朝小得多，耕地却比唐还多，可见，在土地开发的程度上，宋已超越了唐。
　　最能反映农业发展水平的是单位面积产量。唐代富饶的关中地区亩产稻谷二石[4]，而宋代许多地区亩产米已达到二至三石。陈傅良说：“闽、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5]宋代“稻子二石，折米一石。”[6]据此将米折合成谷，则亩产达四至六石。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策》说：苏州一带，“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至三石。”[7]朱熹说：浙东“六县为田度二百万亩，每亩出米二石。”[8]王炎说：鄂州一带“膏腴之田，一亩收谷三斛，下等之田，一亩二斛。”[9]最突出的例子是北宋中期明州（今宁波），由于有广德湖灌溉之利，“鄞县七乡民田”“每亩收谷六七硕。”[10]开创了古代亩产的新记录。唐代最盛时，每年运往首都粮食300万石，而宋代两淮、江南、两浙六路每年运往汴京粮食多达600万石。
　　宋代的手工业也非常发达，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位外国学者统计，宋代的铁的产量之多超过了英、法两国工业革命时期产量的总和。
商业的繁荣更是有目共睹，城市坊区被打破，商店再不受城坊的限制，大量市镇兴起，开封、杭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大都市，杭州在马哥波罗的笔下简直成了天堂。
　　海外贸易大发展，指南针的发明和广泛运用，宋钱成了许多国家的通用货币，至今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经常出土宋钱，即是明证。宋代经济发展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前人论述甚多，这里只能点到为止。一个“积贫”的国家能有这样良好的记录吗？
　　不少人将“积贫”解释成政府贫，即指财政长期出现赤字。首先，政府财政出现赤字，是衡量一个国家贫富的唯一标准吗？美国政府财政经常出现赤字，但是，谁能否认它是超级大国？我国在文革前，长期收支平衡，不是依然居于第三世界行列，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当低吗？现在连年有赤字，但是，谁能否认现在经济比过去发达、国民收入比过去大有提高？只有国民经济大幅度滑坡，财政赤字无法弥补，这才算“贫”。这样的情况长期持续下去才可称作“积贫”。
　　其次，看一下宋代政府财政收支的具体状况，是否长期赤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北宋太祖、太宗、真宗时期，一直是收入超过支出，仁宗初期和中期，仍然如此，到皇佑年间，在《皇佑会计录》中第一次提到“财赋所入，多于景德，而岁之所出，又多于所入。”[11]但同时另一本书说，此录记载当岁之入，“所出无余”[12]，是说支出以后，没有剩余，换言之，大体上收支平衡。两者综合起来看，大概有一点儿超支，但并不大。曾巩《议经费扎子》说“天下岁入，皇佑、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13]还是说的收支基本平衡。明确记载收入大于支出的是治平元年（1064）和二年，《文献通考》国用：治平二年，入116.138.405，出120.343.674，非常出11.821.278，诸路积160.292.093。如果后者可以理解为地方财政收入，那么，单看中央的情况是收入大于支出，但加上地方财政收入，则还是收入大于支出的。正因为国民经济处在不断上升之中，中央虽然短期内出现了财政赤字，但民间和地方财政还是比较好的，所以王安石一实行变法，财政赤字马上得到解决，说得简单些，变法主要是将民间的和地方财政上的一部分钱，装到了中央政府的腰包里。王安石变法时期，生产工具、生产关系并没有本质变化，生产力不可能有明显的提高，过去，将财政赤字的解决，归功于变法提高了生产力，这显然是不合事实的。元佑推翻变法，中央重新出现财政困难，因而绍圣再度实行新法，中央财政又得到转变，正由于有丰厚的财力作支撑，才有三面包抄西夏的举动，河西的战事节节胜利，使西夏处于被动挨打局面。
　　再说宋代中央的收入分两大块，除了政府之外，还有皇帝的内藏库，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如神宗的封椿库，可用于收复幽云十六州之用。当国库出现缺口时，往往以内藏库来填补。如庆历二年六月一次就拿出内藏银二百万两、绢二百万匹，以补三司经费的不足。[14]到北宋晚期，皇帝所有的御前钱物更有大幅度的增长，仅大观三年（1109）180万贯茶息中，纳入皇帝口袋的就有100万贯。[15]宋徽宗时期所谓“丰亨豫大”，无限度的奢侈浪费，固然是很荒唐的，但从一个侧面也能反映当时的财政状况绝不是贫穷的。
　　有一种想当然的看法，以为宋代给辽、夏、金岁币，使得它变穷，不得不拼命搜刮，全面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导致政权的垮台。[16]事实上，岁币数量很有限，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而且，它可以在彼此的贸易中得到补偿，以宋对金的茶叶贸易为例，金方每年要掏出30万两银子（一作70万两），仅此一项就比绍兴和议中宋方付的岁币25万两还要多。[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