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实践与“实践的”生活——从现象学解读马克思美学的经典文本(一)
详细内容
【内容提要】
实践美学要在“本体论”上继续拓展，可能的方向之一，就是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生活实践”的哲学，是回到生活实践的哲学。从现象学的哲学视角来看，这种“现实生活”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及其结果的统一，人类正是置身在“生活世界”内，并与“生活世界”互动的一种感性生成的现实存在，它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审美精神。由这种哲学思维范式出发，就可以将理论哲学的视角回归到人类生活实践本身，将主体与客体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质直观，将感性与理性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真呈现，将传统美学的视角回归到“生活美学”（Performing Live Aesthetics）的建构。
【关键词】 生活美学 生活 实践 马克思 现象学
作为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开始占据主导的美学思潮，实践美学得到了充分的反思和批判。在批判者的思路里，存在三种潜在的观念：其一，实践美学更多地是奠基于古典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并不具有“现代的”意义；其二，实践美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基本上是绝缘的，因此，它更多是受欧洲美学（主要是康德美学）影响建构而成的，并不具有“本土化”的内在价值。其三，实践美学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人文启蒙运动中起过作用，但它已不能适应新时代“审美文化”的要求，同新时代的审美现象已经脱节。
然而，我们要反问：实践美学不是“现代”美学吗？实践美学不是“本土化”美学吗？实践美学对“审美文化”无发言权吗？这里主要聚焦在第一个问题。实质上，回到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实践美学发展还有新的“生长点”，这种发展正是实践美学与当代欧美美学可以“视界交融”的通途。当然，现象学的“生活世界”观念为这种拓展提供了新的方向，这种思路亦可以同中国传统美学衔通起来，这需要另文详述。
我认为，实践美学要在“本体论”上继续拓展，可能的方向之一，就是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生活实践”的哲学，是回到生活实践的哲学。思辨终止的地方，就是生活开始的地方。这种哲学思路，可以避免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方式，特别是欧洲美学那种主客两分和感性、理性的割裂的思维传统。其实，这种回归生活世界的思路，倒与海德格尔的“存在真理”、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杜威的“完满经验”等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①] 实践美学与存在主义、分析美学、实用主义的联通和融会，都可能成为发展实践美学的新途。[②] 在此，还是先回到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因为，实践美学的拓展要以对马克思的重新理解作为起点。
一、马克思：生活实践的现代奠基者
马克思对传统哲学思维范式的翻转，自有其自身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审美精神”在马克思的一生的思想历程中是贯穿始终的，但是，生活实践的观念则是在他的思想成熟期形成的。一方面，马克思始终以“审美精神”为终极关怀，另一方面他又以“生活实践”为现实基础，这两方面的结合，才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圜中”所在。
马克思最早曾从事诗歌创作，他在1835年就参加了波恩大学学生诗歌小组，开始了文学创作。他的诗歌中便传达出这样一种空想的观念：“幸福王国只存在于理想之中”，而且，“只有在诗歌的幻想中，人才是自由的和幸福的”。[③] 显然，他接受了席勒式的审美观念的影响，这一思想极为接近于席勒的诗句“美只在诗歌中开花 / 而自由却在理想领域中开花”。的确，马克思称这一理想领域为“象遥远的仙宫一样的真正诗歌的王国”，[④] 年轻的他同多数的德国哲学家一样，将理想寄托在诗歌的梦幻之中，寄托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之中。虽然他此时并没有找到一条现实的出路，并将理想与现实割裂开来，但却奠定了他一生“审美精神”的基调——审美是与人的理想生存状态内在相联的，这倒类似于谢林将艺术和哲学这人类精神的两极加以弥合的取向。其实，他的学位论文亦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上的，正如准备性著作所说“贬低和亵渎自然，实质上意味着同实体的、纯粹的生活决裂……”。[⑤] 因而，“德国人道主义的希腊式理想——从温克尔曼和莱辛到歌德和黑格尔——牢固地进入了马克思的世界观，”[⑥] 马克思一直都将古希腊理想作为典范，他特别赞颂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论及的古希腊艺术所表现出的“肉体的理想性”。可见，这时的马克思虽看到了“生活”但却视之为“纯粹的”，虽关注“理想”但却将之归之于“肉体的”，他仍纠葛在一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
到了1839年到1841年的著作里，马克思开始意识到他年轻时代的“审美精神”缺乏现实根基，所以他洞见到：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而是“脱离定在的自由” 才是黑格尔美学中的结论，[⑦] 这时他已经看到了黑格尔“审美精神”中虚妄的主体性。1844年初，在他从事哲学活动之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他就批判德国哲学家“没有想到现存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⑧] 这里，“世界”概念的提出，说明马克思已经觉察到了“意识”与“生活”的关系，意识只能来自于现实生活，并作为现实生活的某种“补充”而存在。
马克思最重要的早期著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部经典性著作中，可以看得出马克思将对“审美精神”的思考引入到哲学的深层，并赋予之以“全面发展的人”的内在意义。然而，他仍从现成的人的“类本质”出发，而非“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来看待人类劳动本质及其异化问题的。马克思在此时仅仅初步意识到了回归生活实践的意义，比如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中将意识还原为人的意识等等，但这里的生活实践仍具有某种抽象性。但在理想的意义上，马克思还是确定了人类的活动的全面性的准则——“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生活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⑨] 与此同时，这种人的自由的活动、全面的活动又与“审美精神”直接挂钩，马克思第一次将人的全面发展与“美的规律”互通：“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的对待自己的产品。”[⑩] 这样，马克思也就将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人类生活的指向，将“全面发展的人”作为现实生活的人的终极目标。虽然马克思还没有像成熟时期那样充分意识到人类生活实践的基础，但这种全面发展的规定性直至晚期巨著《资本论》里都被继承了下来。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成熟的时期，现实生活实践的原则最终被确定了下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才能解决以往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的难题，从而将哲学“从地上升到天上”地奠基在坚实的生活实践基础上。因此，“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11] 这里，“实际活动”与“现实生活过程”是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本身既包括实践活动的过程，又包括实践活动的结果。这样，马克思就将生活实践作为思想根源，“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观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符合实际生活的第二种观察方法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12] 其实，马克思早在1845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就已天才地发现：哲学的使命“重要的是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由此而来，艺术虽然不能直接改变世界，但它却可以通过改变“改变世界”的人的意识，从而来改变世界。但马克思这时还是保留了某些空想的审美色彩，如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中“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的自由活动，[13] 就是以艺术活动的自由性为范本的。
同时，“审美精神”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里仍如潜流般地暗存着，他不再仅将自由自觉活动作为人的本质中最深层的底色，而是将之与人类现实解放的植根于这种人的全面发展。在《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这种全面而自由的活动仍是一种底蕴，只不过它被放置在从异化到异化的复归的历史发展进程里。马克思区分出三大社会形态，最初的形态是“人的依赖关系”，第二大形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未来的第三阶段的社会则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而“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14] 可见，“马克思视作为‘真正自由的劳动’的典范的，仍是艺术家的创造活动，或者说，人的艺术活动”，[15] 这种源自于“巴黎手稿”的连续性一直到马克思晚年还是那么明显。在马克思思想的终结的地方，他仍把人类能力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领域作为“真正自由的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6] 在他心目中，可以说，真正自由王国就是美的王国。马克思最终认定物质生产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不是人类能力全面发展的领域，而共产主义社会则展示出一种美的全面性。
总之，通过思想历程的梳理，我们看到了马克思“生活实践”的奠基，这为重新审视“审美精神”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其实，西方哲学和美学从古希腊开始，占主流地位的便是一种推崇理论、蔑视实践、蔑视生活的理论倾向。而马克思则将这样一种理论倾向颠倒了过来，将任何一种理论的思考都回归到“现实生活”来考察。
二、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现实生活”
那么，在马克思的哲学视野中，究竟什么是“现实生活”呢？
其一，作为一种历史的过程，现实生活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是人类实践活动过程及其结果的统一。
根据马克思的经典论述，直接的生活实践和人生活活动的基本领域，便是物质生产活动，或者说，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其他人类活动的基础。但是，这种物质生产活动离开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又是不能实现的，人们在生产过程就形成了相互的交往关系，就形成了一种基本的生活形式。因此，“生产本身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而“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来决定的”。[17] 可见，生产与交往的交互规定，构成了人类生活实践的基本方面，但其中的前一方面又无疑是最终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人类的生活实践不仅包括着实际活动的过程，所谓“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18] 而且，亦包括这种活动的结果，“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19] 这样，人类生活实践就成为活动及其结果的统一，同时，这种现实生活的发展就成为了一种历史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类的现实生活并不是静止的，是在历史生活中不断生成着的，因此，现实生活就本然地具有了历史性的过程意蕴。
其二，现实生活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人类不仅置身于“生活世界”的“场域”之内，而且，人类的实际活动是与“生活世界”交互规定着的。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生活实践必定是在一定的经济前提和条件下进行的，是在不受人们任意支配的一定的界限内展开的。在这一界限内，对每个置身于现实生活的人而言，由社会交往所构造的“生活世界”总是先于个体存在的，它在塑造每个交往主体的同时，也在被不同的交往主体所塑造。这种互动在社会学家许茨看来就是，“生活世界既是背景又是我们行动与互动的对象”， [20] 在一般意义上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21] 实质上，在交往世界源自人类实践活动的同时，交往世界反过来也在塑造着人类的实践活动。所谓“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社会”[22] ，就是指出世界始终是人的世界：置身在“真正的社会联系”中的人始终就是在“场”的社会存在，抑或一种存在“场域”。这种场域的存在类似于海德格尔的“在世的存在”，不过早期海德格尔关注的是未来悬临于此在的时间性结构，而马克思却更为关注人的存在的社会本质及其历史生成。其实，只要个人存在，即使他多么孤僻而远离人群，都要与通过与他人的交往而处在社会场域之中，从而以不同的个人为核心构成了一个个不同的“生活世界”。西方的思想家对这种共同存在十分重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共在”、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的“他人”的世界，其实都是在言说着同一主题。这一主题指出，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人必定要与他人共同存在，而且是在相互交往中共同存在的，由此构成的个体的“生活世界”必然具有社会性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