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汉语和汉字文化圈及其修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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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和文字

地球上出现了人类，据说已经有了200万年了。（注：参看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上海科技出版社1996年版。）

作为人类同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的语言，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的语言，是何时开始被人类所使用的呢？谁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推测语言的历史大概是同人类的历史是一样长久的。那么作为语言的书写体系的文字，它的历史可就绝对不能与语言相比较了，它要晚得多了。现在可查的约在五千年前诞生的美索不达米雅的苏美尔楔形文字，或者埃及的圣刻体文字等都被认为是最古老的文字。虽然有如最近出版的“Finger prints of The Gods”（注：Graham Hacock.1995 A.M. Heath&　Coinpany　Limited・Londen.）里，作者根据他的认真而仔细的论证，主张说在一万五千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非常高度的文明，这一文明尤其是在天文方面更是具有极高的丰富的知识。例如说，玻利维亚的Tiahunaco附近的印加族古代秘籍“太阳门”之上的“日历”和图画文字等都足以证明。但是，关于这种文明的新学说，还有待于专家更进一步的考察和证明。然而从这些学说中，我们知道文字的历史，如果追溯到图画文字，也许已经有了几万年的历史了。但是，这些文字并没有一直为人类社会所使用，反而是随着这些文字的消失，运用这些文字来记载的语言和文化，也都消失了。今天，诞生最早而又能够一直为人类社会服务的文字，大概是只有汉字了！它诞生于人类文明的摇监时期，在今天依然被十多亿人继续当做必不可少的书写工具而每日每时在使用着！而且，不但是在中国，还在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使用着！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

二、语言和文化

为了把语言和文化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就必须进一步明确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时候，我们就应当：（一）对语言和文化作出进一步的区分；（二）坚持区分共时和历时的观点。

现代语言学对广义的语言作出了进一步的区分，分为：言语活动、语言（符号系统）和言语（线性的过程）。那么，文化同语言的关系，也就可以进一步地区分为：文化同语言的关系，文化同言语的关系，文化同言语活动的关系，这三个方面的关系显然是不一样的，是应当分别开来进行研究的。

如果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也就可以把广义的文化区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种。这个时候，原先的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就变成了：“a、物质文化同语言的关系，b、精神文化同语言的关系”两个不完全相同的问题了。这两个问题既然是不完全相同的，那么也就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是需要分别进行研究的。”

于是，便出现了如下的6种关系。

1.物质文化同语言的关系；

2.精神文化同语言的关系；

3.物质文化同言语的关系；

4.精神文化同言语的关系；

5.物质文化同言语活动的关系；

6.精神文化同言语活动的关系。

在这6种关系中，从修辞学的角度上看，最重要的当然是精神文化同言语活动和言语之间的关系了。在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的时候，对语言和文化，我们都应当区别开共时和历时两个不同的概念。

语言的历史是漫长漫长的。有文字记载的语言史相对要短暂得多了。文化的历史也应当是漫长漫长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是很有限的。语言和文化都是历史地产生的，不断地发展演变的。但是，比较而言，可能是文化的发展演变要快得多，而语言的发展和演变要缓慢一些，要相对稳定得多了。

现在有些人喜欢说儒家学说对汉语的影响。在我们看来，儒家学说的历史是短暂的，而汉语的形成却要古老得多了。在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之前若干若干万年之前，汉语早就已经形成了。而且，语言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稳定性。所以很难想象，后来才出现的儒家学说，从历史角度上看出现时间是那样晚的儒家文化，竟然会对汉语结构本身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是它决定了汉语的微观结构的基本框架。用后来出现的儒家文化来解释早在多少万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的汉语的基本结构，这样做恐怕很难说是科学的吧？

对语言的基本结构，应当从最古老的原始文化方面来考察。当代文化对语言的基本结构的影响则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运用当代文化来解释言语活动和言语则是合适的。也就是说，用儒家文化来解释汉语的基本结构是冒险的危险的；用儒家学说来解释周秦以后的汉人的言语活动和言语，则是比较可行的，很有说服力的。

三、汉语和汉文化

在谈论汉语和汉文化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当注意，无论是汉语，还是汉文化，都并不是单一的纯粹而又纯粹的。其实，它们都是复杂的，不那么纯粹的。

汉语并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复杂的，不纯洁的。虽然说，汉语，从很古老的年代开始就已经存在着共同语了；但是另一个方面，从古至今，也同时存在着方言和多种多样的社会文化变体。也许从一开始起，汉语就同时接受了北方的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和南方的南亚语系的语言的影响。从中古起又大量接受了印欧语系语言的影响，从前是古代印度梵语的影响到了近现代则是英语、俄语、法语等的影响。大量的外语借词也是造成汉语不纯粹单一的一个原因。

再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观察流传到了外国的汉语和汉文化，就可以发现更多的变体。例如日本即使在发明了片假名、平假名之后，仍然运用汉字和汉语。但是为了适应日本语言和独特的文化，许多汉语成份被“重组”，或者颠倒着使用。例如：“介绍”变成了“绍介”，“称呼”和“买卖”变成了“呼称”和“卖买”。四字成语也有许多被更换了一二个字。例如：“山明水秀”成了“山紫水明”；“古今中外”成了“古今东西”；“不共戴天”成了“不具戴天”；“日新月异”成了“日进月步”；“异想天开”成了“异想天外”；“优柔寡断”成了“优柔不断”，“情投意合”成了“意气投合”等等。更有甚者，有些汉语成份传到日本之后，意思竟完全变了。例如：“勉强”成了读书或上学的意思；“放心”成了精神恍惚的意思；“小心”成了没有气度或者没有胆量的意思；“丈夫”成了强健的意思；“自爱”是保重身体的意思；“接客”只是指公司里业务性的接待顾客。

如果再向前进一步，汉语传到中国之外，在东方的汉字文化圈里，其他使用汉字和汉语的国家，为了适应他们独特的文化和交际的实际需要，有时就自己创造了一些新的词语成份，同原先的汉语成份一同使用。这些在中国之外使用的汉语成份也常常倒流回中国本土，中国人对这样一些倒流语成份并没有什么陌生别扭感，很容易接受，也比较喜欢。这就给汉语增加了一个新的相对而言的层面，这也是汉语并不很纯粹的原因之一。汉文化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不纯洁的。汉文化当然有其主导方面，但同时也存在着亚文化、次文化，甚至反文化现象。汉语同汉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就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

研究汉语和汉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不能采用简单化的办法。如果抓住文化中的某一种现象随意地同语言文字中的某一种现象进行简单化的类比，这是很危险的。例如有人说：“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核心因素是政治上的专制制度，而这一点就与语法、修辞、诗律等语言文字的形式美的追求相得益彰。”（注：师为公“《汉语与汉文化》14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作者的意思，我们可以进一步具体化，那就是――

（一）汉人的专制制度同汉语语法上的形式美的追求相得益彰；

（二）汉人的专制制度同汉语修辞上的形式美的追求相得益彰；

（三）汉人的专制制度同汉语诗律上的形式美的追求相得益彰；

我们知道，汉语的基本语法结构是在多少万年以前就形成了的。科学界公认，人类历史已经有了200万年以上的历史了。（参看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汉语的历史也是悠久的，考古学家认为北京猿人就已经具有语言的能力。虽然我们还没有好办法弄清楚原始汉语的真面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汉语的基本结构的形成比汉人的政治上的专制制度要早不知多少多少年了！我们完全可以说，汉人的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对汉语的语法结构的影响或者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或者是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的！反过来说，我们也很难认为，是汉语语法上的形式美的追求促成了加强了汉人社会的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再说，把中国的政治制度笼统地归结为专制主义，这也失之于简单化了！

汉语和汉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的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急于求成，不多做艰苦劳动，讨厌微观的考察，过分地热衷于宏观研究，喜欢作全称判断，这有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四、汉字和汉文化

摩尔根说：“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注：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概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啧而不可乱也。”文字打破了语言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局限性。扩大了语言的功能，文字记载着文化，也形成了文化，传播了文化。

汉字记载了反映了汉文化。例如采用动物为部首的有：鱼、鸟、牛、羊、犬、鼠、虫、马、龟、龙、佳、豕、虎，等。这反映了汉字萌芽于游牧时代。那时候动物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家”：“宀”――房子，象形字，画作蒙古包的样子。“豕”――猪！这就是家这个概念在畜牧农耕时代的涵义。也表示了古代房子的结构：上层住人，下层养猪，象现在的云南兄弟民族的房子。“牢”――“宀”――象形，象养牛羊马的圈。从牛，或从羊，或从马。“牧”――从牛，或从羊，右边是一根鞭子。象一个人在牧牛或牧羊。“为”――从爪，从象。意思是用象来帮助人劳动。驯服象来为人工作，是在驯服牛和马之前的事情。也反映了中国古代象是很多的，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逐”――象形字，一头野猪或野鹿在前面奔跑，一个人在后面追赶。“农”字――象形，象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河蚌。牛在农耕文化中地位特高。“牛”字是象形字。象我们从后面看去的一头牛。从“牛”的字也特多特重要。“犁”：用牛耕地。“牵”：牵引控制牛。“犟”：固执。特：公牛。《诗经》中指少女的心上人。《柏舟》：“髡彼两髦，实为我特。”（他的黑发分在两旁，他就是我心上人。）

再如“姓”字，《说文解字》中说：“姓者，人所是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吉常宏认为，（一）这表示，姓由女和生而构成，意思是女性所生，也就是孩子；（二）远古的圣王是由母亲同天神交感后怀孕而生，所以才叫做“天子”；（三）子随母亲姓，所以才从女、生，并读“生”声；（四）天子常赐勋臣以其祖先的本姓，以光宗耀祖。（注：吉常宏：《汉字与姓、氏、名、字》。见何九盈等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最早把首领称之为“后”，后又称“君”，称“主”，称“皇”。后君――王――皇！“后”甲骨文中，是象形字，王国维说，“象产子之形”。能够生孩子的就可做首领，可见那时妇女的地位之高了。那时候首领当然就全是妇女了。陈初升在《金文常用字典》中认为，“君”，象上面一个人手里拿着劳动工具，“上部为以手持杵之形。”象一个人一边劳动，一边发号施令，他还没有完全脱离劳动。“王”，根据吴其昌说“王字本大斧也。”“古之王者皆以威力征服天下，遂骄然自大，以为在诸侯之上，故引申之凡征服天下者称王。”“皇”字，本是“煌”宇的本宇，上部象是光芒四射，下部是灯的本字。这时候的首领已经被神圣化了。

从汉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人的审美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例如“美”――《说文解字》说：“美，甘也，从羊大。”象形，是一个大羊头。“鲜”――鱼＋羊！这就是借代格。“美”，是一个大大的羊头！中国人喜欢说“挂羊头卖狗肉”，可见这羊头是好东西。中国古代人认为羊是吉祥的象征。从这个“美”字出发，一个日本学者说：中国古代人的审美观念，“第一，视觉的。对于羊的肥胖强壮的姿态的感受。第二，味觉的。对于羊肉肥厚多油的官能的感受。第三，是触觉的。期待羊毛羊皮防寒必须品，从而产生一种舒适感。第四，从经济的角度。预想那种具有高度的经济价值，即交换价值，从而产生一种喜悦感。”“中国人原初的美意识是起源于味觉美的感受性。”也有些甲骨学家认为，“美”字并不是一个大羊头，而是一个头上戴着羽毛的装饰品而正在跳舞的人。中国人最早的审美感起源于对于音乐舞蹈绘画的美的感受。是同巫术有关的。“喜”――甲骨文中，象把一面鼓放置在鼓架之上。象正在敲鼓，是那鼓的优美的声音引起中国古代人的喜悦之情。“乐”――甲骨文中，象把丝绑附在木器之上，象一种叫做瑟的乐器。罗振玉说：“从丝附木上，琴琴之象也。”中国古代人的快乐情感是对于音乐的感受而来的。“吴”字，即古“虞”字，同“娱”字相通，从口从“天”（？），象一个正在舞蹈着的人，他的大脑袋向着左右倾曲着。这就是《周礼・乐师》中所说的“人舞”。天加上口，就是吴，表示的是“歌且舞”。表明是歌唱和舞蹈引起中国古代人的美感。“吴”再加上“女”，就成了“娱”。这就说明了，成为审美对象的是一面歌唱一面舞蹈的女人。“吴”加上“虍”就成了“虞”字，这说明是一个头上戴着虎头面具的男人，也是人们的审美对象。那时候女人和男人都是人们的审美对象。不同于现在似乎只有女人才是审美对象，这是男人本位的反映。“好”字，《说文解字》说：“好，美也，从女、子。”段玉裁说：“好，本谓女子，引申为凡美之称。”“媚”字，李孝定《甲骨文字释》认为是喜悦，是喜爱的意思。是象形字，“女之美莫如目，故契文特于女首着一大目，又并其眉而象之。”这表明女性成了审美的对象，而且抓住了它的眼睛，大眼睛。

汉字的偏旁部首也反映了中国古代人的观念。也可以说，汉字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的一种特殊的分类方法。“虫”部有：虾、蛇、蝾、螈、虹等。鱼部有鲵、鲸鲎（节枝动物）、鳖（甲鱼）。

从汉字也可以看到中国人重视语言的观念。“言”、“口”、“舌”部都同语言有关。“和”和“合”，语言是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手段。“知”，要获得知识，就要动嘴，要发问，要同人交谈。“智”，也首先表现在一个人的言谈方面。“哲”，高深的道理要通过语言获得和交流。口部字也表现了人们口腔活动的细微差别，如：嘬、啜、啄，等。祸，从神，从口。祸从口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