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透明性的价值及其面临的主要争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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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央行是一个带有几许神秘色彩的机构，一般并不明确宣布货币政策的目标，也不向公众详细说明所采取政策的原因与目的等等。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通胀目标制度的兴起与发展，人们从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不断增强的货币政策透明性是货币政策得以成功实施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大大促进了货币政策目标的透明性并且加强了与公众的信息交流。时至今日，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如英格兰银行等，不仅公布明确的通货膨胀数量目标，定期发布通胀报告，还会向公众说明在现有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目标是如何决定和如何实现的，若实际值偏离了目标值，还会向公众作出解释等等。即货币政策变得越来越透明了，货币政策的透明性已成为现代中央银行运作的一项重要特征。“货币政策的神秘性和隐蔽性已为透明性和公开性所取代……在今天已很难看到不透明的国内甚至国际金融政策……有关政策制定者意图的交流等已经在货币政策的实施中发挥着中心作用。”根据一项调查，74％的中央银行认为透明性是货币政策框架中至关重要或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而在相应的经合组织国家中，86％的中央银行持同样的观点。对于货币政策透明制度为什么能够兴起，Thornton(2003)精辟指出，货币政策透明性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货币政策透明制度能够兴起的关键在于它在实践中的效果被证明是不错的。本文将根据货币政策透明性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总结货币政策透明制度的实际价值，并深入研讨货币政策透明性所面临的主要争论。文章最后理论联系中国实际进行分析，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货币政策透明性的价值
在促使央行不断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的背后有两个关键性因素，一是货币政策透明性与责任性、可靠性之间的关系；二是货币政策透明性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关系。
(一)货币政策透明性与货币政策的责任性、可靠性
在理论探讨上，大量文献从透明度与央行责任制之间的关系研究了货币政策透明性的作用和意义。按照动态不一致性理论，在对央行约束不足的情况下，央行的通胀偏好不仅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也会使央行自身的决策环境更加恶化。因此，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便至关重要，详细的政策信息披露，在使公众全面了解政策制定的同时，也使中央银行置于有效的外部监督与约束之下。20世纪90年代很多国家相继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改善央行的可信度。根据一些专家的研究，央行是偏向于维持价格稳定还是赋予产出更大的权重，这些都属于央行的“私人”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外人”很难直接观察到，而透明的货币政策则有利于向公众揭示央行的这些“私人”信息。Faust and Svensson认为，货币政策透明性增强了央行对信誉的敏感度；为了维护自己的信誉与承诺，它们经常发布公开声明和报告，阐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提供与目标和业绩有关的详细信息和讨论等。
(二)货币政策透明性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的透明性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于货币政策的透明性能否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如果透明性仅有利于增强央行的责任性而不利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提高，那么这样的透明性也不会为人所接受。货币政策透明制度能够兴起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货币政策透明性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主要表现在：
1．有利于增强公众对货币政策的理解和支持。象所有的公共经济政策一样，货币政策同样需要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当公众对货币政策意图给予充分理解和支持时，在低通胀预期下的工资与价格调整行为将大大有利于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
2．有利于增强公众对货币政策的可预见性。央行通过向公众说明央行对经济运行的判断、央行的政策策略等，能够使公众更好地理解和预知央行的政策行动，降低公众预期的不稳定性，实现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如果央行与公众的认识不一致，通过加强交流也有利于缩小甚至消除这种认识上的差距。不断增强的货币政策透明性，虽然不能完全消除央行与公众认识上的不一致，但却大大降低了公众预期与央行政策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正是货币政策的透明性能够使央行的货币政策更好地发挥作用。
3．涉及金融市场上参与者的行为。随着各国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影响的不断提高，金融市场已成为货币政策能否有效传导的关键因素之一。当金融市场能够理解和预知央行的调控政策时，将会大大有利于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
近年来，不少西方学者也努力从实证角度对货币政策透明性与政策有效性的关系进行论证，这方面的研究由于Eijffinger and Geraats的杰出工作而获得突破性进展。Eijffinger and Geraats根据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所涉及的各个方面，从行政透明、经济透明、过程透明、政策透明、操作透明五个方面来测度央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其中每一项又分别包含三个子项，每一子项的满分均为1分；然后对这五项分指数进行加总得到一个透明度总指数，其最大值为15。他们使用这种指数设计分别对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新西兰储备银行、欧洲央行、美联储等9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央行的货币政策透明度进行了评估，见表1。
从表1来看，1998～2002年间，除日本、加拿大以外，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透明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期间除日本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都表现良好。虽然由于时间跨度太短，还不足以证明货币政策透明性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关联，但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货币政策透明性的提高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促进作用。
Demertzis and Hallett利用Eijffinger and Ger-aats(2002)编制的货币政策透明指数，根据简单模型：y=φ+λχ，对货币政策透明度与通胀、产出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他们发现平均通胀率、平均产出水平对透明度指数进行回归得到的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但货币政策透明度与通货膨胀方差(波动幅度)的负相关关系比较明显，而货币政策透明度与产出的波动幅度则呈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Chortareas，Stasavage and Sterne专门研究了中央银行预测透明度并构建了相应指数予以量化，他们使用1995～1999年期间87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对货币政策透明度与通胀、产出的关系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其研究结果显示货币政策透明性与通胀水平、通胀方差均呈负相关关系。并且，货币政策透明性与产出方差也同样呈负相关关系；Chortareas etal．特别指出，虽然这并不足以证明央行经济预测的透明性一定能够降低产出水平的波动幅度，但它至少强烈表明，货币政策透明性的增强并不如某些学者所担心的那样可能会增加产出水平的波动程度。
总的来说，西方学者对于货币政策透明性与有效性关联的实证研究，大都得出了相当乐观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它有利于及时将有关政策取向传导至公众，使相关政策能够得到广泛认同，引导公众合理形成预期，支持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