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对存款准备金制度影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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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创新改变了存款准备金的作用机理，削弱了其政策功效，降低了货币供应量与GDP的相关度，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现实性和长期性受到挑战。适应我国金融创新发展的需要，有必要建立货币政策体系自身的创新机制和动态的自我调整机制，以减小金融创新给金融宏观调控带来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金融创新；存款准备金制度；货币政策体系
金融创新在改进金融服务、鼓励直接融资和减轻间接融资压力的同时，又削弱了存款准备金的功效，降低了货币供应量与GDP的相关度，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地位受到置疑。适应我国金融创新发展的需要，建立货币政策体系自身的创新机制和动态的自我调整机制，以减少金融创新给金融宏观调控带来的负面影响势在必行。
一、金融创新对存款准备金的影响
由于任何一个时点上的货币供给量都可以视为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乘积。而货币乘数可以表示为：K=1／(r h e)。其中：r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h是现金漏损率，e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一般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来改变货币乘数，控制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从而调节货币供应量。但金融创新使得货币乘数中的有关变量不断发生变化，致使中央银行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来调节货币供应量的能力减弱。
(一)金融创新缩小了法定存款准备金r的计提基数，从而降低了实际提缴的法定准备金。第一，金融创新使融资证券化趋势日益增强。大量资金从存款性金融机构流向非存款性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绕开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约束。第二，金融创新改变了金融机构的负债结构比例，尤其是商业银行、外资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存款在其负债中所占比例逐渐下降。2004年，外资金融机构全年净拆入资金604亿元，同比增长40％，政策性银行共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4348亿元。这两个方面的结果导致整个银行体系的存款在负债中的比例下降，非存款负债比例上升，因此降低了提缴的存款准备金。2004年，全国存款类金融机构的非存款负债的比例已达22．45％。第三，商业银行通过创造出的介于活期存款、定期存款之间或逃避计提法定准备金的新型负债种类来减少实际提缴额。如近年来，人民币理财再次升温，工商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等都纷纷公开发售以央行票据为主要投资方向的人民币理财产品。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实际提缴额与金融机构负债总额的不对称，从而使事实准备金率低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且因近年来金融创新的不断变化发展，该缺口正在不断扩大，使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工具的作用力被削弱。
(二)金融创新使银行超额准备金率e的弹性增强，致使法定存款准备率的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作用受到限制。金融创新使货币市场高度发展，使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不断降低。一是银行通过调整超额储备的途径很多，银行保持超额准备的机会成本得以提高，从而使银行尽可能调低超额储备愿望加强，使银行超额准备金率的刚性减少而弹性加大。二是货币市场金融产品不断创新，增强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动性，各商业银行才可以尽量压缩超额存款准备金的数量，扩大贷款投放，同时又可以把大量闲置资金投放货币市场，获取高于央行存款的利率，一旦头寸吃紧可以随时通过回购业务，从市场上筹集资金。实证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在1985年—1991年的7年间，银行超额准备金率基本稳定，保持在13．2％—12．28％之间，偏差是0．92。从1992年—1998年的7年间，银行超额准备率则大幅下降，一直保持在7．31％—9．54％之间，偏差是2．23个百分点。从1999年—2004年的6年间，银行超额准备金率进一步下降到5％左右。另外，支付结算方式的不断创新，大额支付系统、小额支付系统在全国的推广应用，转账结算的速度大幅度提高，从而可以有效降低超额准备金的占用比例。
(三)金融创新使现金漏损率h出现不断下降的变化趋势。现金漏损率h主要取决于可支配收入、持币的机会成本、公众偏好与支付习惯、金融制度的发达程度等。金融创新从促进金融制度发达方面对现金漏损率h产生变小的压力。1985年—1989年，现金漏损率h大致保持在22％左右，1990年—1994年，现金漏损率h保持在18％左右，1995年—2000年，现金漏损率h大致保持在12％左右，2001年—2004年，现金漏损率h则进一步降到10％以内。主要原因：一是POS机的普及、ATM机的推广，使得随身携带信用卡比带现金更安全、更便利，大大节约了现金使用量，提现率大幅度下降。二是金融机构开展的代发工资业务日益为公众所认同，2004年末，全国金融机构代发工资总额1．45万亿元，占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85．96％。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现金漏损比率h和银行超额准备金率e都会因金融创新而不断变化，从而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乘数的准确预测的难度加大，进而影响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
二、金融创新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一)金融创新使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难度增大了。主要体现在金融创新使货币定义及其计量难度增大。金融创新以后，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融资产之间的替代空前加大，模糊了原有货币定义中的界限，界定M1、M2、M3，等层次的货币的内涵变得十分困难：
一是难以判断什么是货币，或者说货币的外延扩大。目前，不但现金、账本上的存款数字是货币，企业通过一定程序发行的公交卡、电话卡也当“货币”使用。二是难以计量货币的数量，货币创造主体出现多元化，削弱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力。一方面，由于金融创新的发展，使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大为增强，模糊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界限，混淆了这两类金融机构在存款货币创造功能上的本质区别，使得货币供给由中央银行(提供通货)和商业银行(提供存款货币)二级主体，扩展为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机构三级主体。比如，国库券、基金、保险单等这些金融资产可以随时在金融市场上转让变现，或者进行质押贷款变为现金，其流动性已经不亚于定期存款，事实上已发挥着货币的某些功能。而现行这些流动性极高的金融资产并不在人行的货币供应量统计范围内，对人民银行的金融决策产生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电子商务与网络金融业务基础上产生的电子货币，其发行正以一种类似于商品生产的方式进行，银行、信用卡公司、IT企业，甚至一些大型传统企业，都成为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中央银行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约束和限制。如公交部门发行的公交IC卡，电信部门发行的电话卡，等等。但是从目前的统计制度来看，公交卡、电话卡的数量，人民银行无法统计。三是金融创新部分地改变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削弱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控制能力和控制程度，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增加。近年来一些金融市场方面的创新，如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允许企业海外上市等，使得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难度更大，跨国界的金融活动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如果我国拟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但国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却可以通过境外上市等手段筹措资金，扩大信用规模，于是便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拟实行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