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气候研究的几点思考——以《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为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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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关于古代中国气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方法上仍有不尽人意之处。梅花、柑橘等与人类行为密切相关的生物物种，被过分强调，而特殊小气候下的个别现象往往被放大为普通规律。相反，对雨雪霜等物理现象关注不足。经常有意无意地以冬季温度来代表全年温度，而忽略了其他三个季节；对史料的理解过于片面，在作气候对比时出现标准的游移变换，论据与结论之间缺乏严密的逻辑必然性，运用理论时亦有随心所欲之处。这些似乎可以归结为“以论带史”所致。
关键词宋代气候冷暖状况史料
关于古代中国气候冷暖状况，已有很多研究成果问世，但争论仍然较大。以两宋时期的大陆东部为例，竺可桢先生认为北宋时期已开始转向寒冷，“十二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第十二世纪刚结束，杭州的冬天气温又开始回暖……这种温暖气候好象继续到十三世纪的后半叶”①。此文发表后产生很大影响，但也不乏商榷者，尤以满志敏先生《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②最为全面、坚决，其结论也被不少学者接受，屡被征引，似已成为定论。笔者在详读满文之余，发现存在一些瑕疵，不敢苟同，而这些瑕疵多为今人研究古气候存在的通病，故特撰拙文，以就正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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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②见《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以下简称“满文”。
一关于材料的选择
首先，对于古代气候的研究，可以从很多方面着手。但相对于植物、动物的分布，冰、雪、霜等记录应该更关键有力。因为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气温下降到零度以下，静水(有结晶核)自然就凝结成冰，并不受时间和人工等任何影响，先秦如此，宋代如此，当今亦如此。相反，我们用作证据的大部分植物，不但要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如满先生曾将其划分为自然分布型、经济分布型、观赏分布型和抑制分布型四类③。而且，由于人类需要和自然选择的结果，也会在古代和现代形成很大差别，有的退化，有的进化，无论是其分布区域，还是生长时间，都难以与现在的所谓同类物种作简单的相提并论。满文大量使用的证据，如稻、麦、柑橘(满文作桔)、苎麻、梅花等，无不属于此类。譬如水稻，不知宋时的水稻该与现在如何对比?与哪个品种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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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满志敏：《用历史文献物候资料研究气候冷暖变化的几个基本原理》，《历史地理》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农作物如水稻对生长环境的变化相当敏感，山南山北的不同，耕作技术的差异，田土质地的好坏，播种时间的先后，都会影响其发育和成熟。据一些有经验的老农介绍，同一品种在条件完全相同的相邻两块田里种植，其收获时间可由于耕种者的不同而有15天左右的差异。只要对农业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任何时候，农作物(尤其是水稻等)的收获从来都不是同时的，一块田已收割完毕，旁边的田可能还在泛青。在这种情况下，满文极力推导，也只能得出3、4天的差别，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满文中曾举宋神宗时的观稻时间作为水稻完熟期的标志，其中1074年为lO月4日，1083为11月20日，前后相差47天，而总的平均时间为10月31日，差距亦达到27天之多，我们能就此断定短短几年间气候波动如此剧烈吗?
满志敏先生在“讨论人类活动对生物分布影响的基本模式”时，曾“假定在一个广大的区域内无地形和土壤的差异，湿润程度满足生物的生态需要，不构成对生物分布的影响，而温度由南向北递减，是影响南方型生物向北扩展的唯一因素”①。但这毕竟只是“假定”，实际情况显然不可能这样理想。所以在宋代气候研究的可靠性方面，冰雪记载理应大于动植物生存界限，而作者反以动植物分布界限为据，却将冰雪记载置于次要地位，考虑较少。
其次，将一年的温度仅仅局限在冬季，甚至以冬季的情况来代替全年的情况，是现在很多古气候研究的通病，这样做显然是不全面的。实际上，有很多冬季偏暖但春季或秋季偏冷的年份，全年温度就无法以冬季来代表。我们看到，在1875—1880年期间，北京地区l、2、12月的月平均温度分别是－5．8℃、－1．9℃、－3．4℃，年均温度是11．8℃；而在1954—1964年期间，北京地区l、2、12月的月平均温度分别是－4．2℃、－1．8C、－2．4℃，整个冬季的平均温度已上升了o．9℃，但年平均温度仍是11．8℃②，可见，以冬季温度代替全年温度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合适的。王绍武先生早就指出：“另一个问题是未指出季节，由于所用史料大部份是冬季，或至多是冬半年的记载，所以很难说能代表全年”③。“过去根据史料研究气候变化时，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冬季，但实际上各季的变化却并不一定一致”④。
宋代气温正处于有些学者所认为的“混沌”状态，冬暖春夏寒的情况就出现得更多．如“(庆元)六年(1200年)，冬燠无雪，桃李华，蛰虫不藏……(嘉定)六年(1213年)冬燠，无冰有雷，昆虫不蛰”⑤可算是比较明显的暖冬了，但同时，“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五月，亡暑，气如凛秋；嘉定六年(1213年)六月，亡暑，夜寒，与京房‘当燠而寒’同占”⑥。《宋史》卷62《五行志》则称：“(庆元)六年二月乙酉，雪。五月，亡暑，气凛如秋。”“(嘉定)六年二月丁亥。雪。六月，亡暑，夜寒”。可见1200，1213年的春天和夏天温度都较低。满文多次将“暖冬”间接等同于全年温暖，并且基本未对春、夏、秋三季作任何关注，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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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满志敏：《用历史文献物候资料研究气候冷暖变化的几个基本原理》，《历史地理》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l期。
③王绍武等：《1470年以来我国华东四季与年平均气温变化的研究》，《气象学报》1990年第l期。
④王绍武：《公元1380年以来我国华北气温序列的重建》，《中国科学》B辑1990年第5期。
⑤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中华书局，1986年。
⑥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中华书局，1986年．
二关于史料的解读
“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观点，虽难以为所有史学工作者认同，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基础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对古代气候的研究也不例外。如果对材料的理解发生错误，即使理论如何科学，其结论也难以让人信服，就像建在沙滩上的大厦。所以对史料的理解极其重要，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略举满文几例如下：
而此月范祖禹因“冬暖，洛水不冰”，而得以乘漕司官船，从洛阳以水路赴开封……暖冬现象亦十分明显。
按：根据“亦”字及上下文意，作者认为“洛水不冰”是暖冬现象十分明显的一个证据。但据清人记载：“金吉甫曰‘北方诸水虽大河亦冰，唯洛水不冰，所以谓之温洛。一是天地之中，二是其北连山，以障北风，三则前人谓其中有石’”①，同时人朱鹤龄，秦蕙田均有相似记述。直至今天，“洛阳和三门峡市以及巩义、登封、宝丰和荥阳、禹州等县市……由于北部受中条山和太行山的阻挡，寒潮不易入侵，冬季不冷，河流一般不封冻”②。可见“不冰”乃洛水之常态，以此条资料说明“暖冬现象”“十分明显”，恐欠妥当。
在《宋史·五行志》中“冬无雪”与“冬无冰”资料并列在“五行·火”中，同属“恒燠”之列。可见在古人的知识中“冬无雪”与“冬无冰”应同属暖冬的现象，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按：1，《宋史》卷63《五行志》开篇就说：“炎上，火之性也。火失其性，则为灾眚。旧说以恒燠、草妖、羽虫之孽，羊祸、赤眚、赤祥之类，皆属之火，今从之。”可见，《宋史·五行志》不过沿袭前人旧例。将“冬无冰”与“冬无雪”并列于《五行·火》中，实非首创，能否据此认定“冬无雪”即为暖冬证据，大有疑问；2，在《宋史·五行志》中，是将“冬无雪”与“冬无雪无冰”严格区分的，由此可知，“无雪”与“无冰”是完全不同的，强调“无雪”之处，不等于无冰；3，即使古人的知识中以为“无雪”与“无冰”均属暖冬，但他们的标准未必与今天完全相同。满文所参用的王绍武先生的研究中就并不将“无雪”作为温暖证据；4，满文曾说：“并不是说所有的少雪冬季必定都是暖冬。在我国，前冬与后冬的环流可有较大的改变，在有记载冬季祈雪的年份，亦会出现寒冷事件”，在这里却又作如是说，前后是否抵牾?5，当代的河南，“总的气候特点是：冬季寒冷少雨雪，春季干旱多风沙”③，可见冬季少雪是河南的一种正常现象，它可以与寒冷并行不悖，并不一定意味着气候温暖。
北宋史料中另一个特点是霜雪害稼的记载很少见，《宋史·五行志》中仅有5年的记录。从文献留存量来看，北宋一朝的资料要远远多于魏晋南北朝或唐朝，但霜雪害稼之类要比这两个时期少。因此霜雪少见现象不能用资料脱记的原因来解释，可能的原因无非是当时霜雪现象并不比现代异常。
按：l，北宋资料诚然较多，但不等于每一方面的资料都应很多；3，在魏晋南北朝或唐朝期间，除南朝政权外，其他政权的政治中心，包括首都及大本营，都在北宋首都开封之北，而经济中心亦较宋代偏北，它们统治的北方疆域，很多从未纳入北宋的版图，如何能简单对比? 4，北宋时“陨霜杀稼”在《宋史·五行志》中的记录不多，但降雪及其他严寒记录并不少见，不可偏废，如果主张宋代气温偏冷，完全可以认为是“陨霜”所造成的损害不如降雪严重，而降雪又比较频繁，所以人们对陨霜关注不多。正像有学者所说，“某类天气现象愈频，其被记载下来的数量愈少。越是常见的现象，越不容易引起人们注意，故被文献记载下来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而越是罕见的现象，倒最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故被文献记载下来的可能性相对较大。这是人类认识事物、积累知识的一般特征”④。这种看法恐怕也值得重视。
梅尧臣(1002—1060年)曾写有《京师逢卖梅花五首》，诗题本身就告诉我们，
那时开封已有梅树栽种，可能已经进入寻常人家，不再是皇家和士大夫的珍稀之物。
按：1，如果有谁将梅花带到北极去卖，我们是否可以说北极“已有梅树栽种”呢?“卖”与“种”应该不是一回事；2，兹录梅尧臣《宛陵集》⑤(满文注中作《宛溪集》，误)卷17《京师逢卖梅花五首》部分诗句如下；之一：“此土只见看杏蕊，大梁亦复卖梅花。此心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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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渭：《禹贡锥指》卷1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②《中国自然资源丛书：河南卷》，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17页。
③《中国自然资源丛书：河南卷》，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5页。
④周宏伟：《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研究华南气候变化问题刍议》，《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⑤四库全书本，并参校《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似庾开府，不惜金钱买取夸。”可见，开封的梅花并不普遍，连买梅花都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之二：“驿使前时走马回，北人初识越人梅。清香莫把荼蘼比，只欠溪头月下杯。”可见，此时梅仍多生于越地，可能只生于越地，也可能刚移植京师，但无法推导出所谓“不再是皇家和士大夫的珍稀之物”的可能性。之五：“此去吾乡二千里，不看素萼两三年。移根种子谁辛苦，上苑偷来值几钱?”可见，梅尧臣离乡后，竟长期未见到梅花，如何“可能已经进入寻常人家”呢? 2，《宛陵集》卷4有诗《九月见梅花》，我们是否可以从“诗题本身”得出当时的物候比现在早好几个月的结论呢? 4，《宛陵集》同卷还有诗《三月五日欲访宋中道遇雪而止》，满志敏先生大约没有见到，因为农历三月五日下雪应该不是气候温暖的证据吧。
熙宁六年(1073年)，苏轼时任杭州通判，曾写下“雪入春分省见稀”的诗句。
春分这个节气在阳历的3月20、21日，现代杭州平均降雪终日在3月11日。当时
春分以后降雪已称稀罕了，可见那时杭州的平均降雪终日也不晚于3月11日。
按：1，四库全书本《苏诗补注》卷9《癸丑春分后雪》：“雪入春分省见稀，半开桃李不胜威。应惭落地梅花识，却作漫天柳絮飞……从今造物尤难料，更暖须留御腊衣”。此时的雪竟然“作漫天柳絮飞”，再结合后文及苏辙的次韵，雪下得并不小，其寒冷是明显的；2，诗题很明确地指“春分后”，这与“雪入春分”是同义的，在查慎行《苏诗补注》中，此诗题后还有一附注为：“一本作二月十日雪”，即为公历3月27日。竺可桢先生文中提到“自1905—1914年十年间杭州平均终雪期为阳历2月23日而最后终雪期为3月15日”①，在1951—1980期间，杭州的平均降雪终期为3月11日，北京的平均降雪终期为3月18日②，可见宋代此次杭州降雪比当代杭州平均降雪终日迟了16—32天，这很难说明“那时杭州的平均降雪终日也不晚于3月11日”。
北宋时，今甘肃临洮一带是“夏田种麦，秋田种粟”，也是冬麦产地。陕西北
部沿当时宋夏边地一带，“地苦寒，种麦周岁始熟，以故粘齿，不可食”……冬小
麦在其分布北界附近全生育天数在280天，以北以西则长达300—360天。由此可
见庄绰所云陕西沿边一带麦作“周岁始熟”应是冬麦性质……在金泰和五年(1205
年)，金政府更改夏秋税的征收时间，把中都、西京、北京、上京、辽东、临潢、
陕西一带的夏税征收时间定在七月初……上述地区正是“稼穑迟熟”才把夏税限在
七月初为期，可见这些地区都有冬麦的生长。上述资料可见北宋至元中叶期间冬麦
生长地区已移至临洮、固原北、延安北、大同至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
按：1，有学者认为，庄绰所言“周岁始熟，是指春小麦。春种秋熟，生长期占据一年所有的生长季节，是春小麦与冬小麦最大的区别。此外‘黏齿不可食’也是春小麦独有的食性，冬小麦无此特征”③。2，即使如满先生将“周岁”坐实，那么这说明其生长期延长了。而有人在以大豆、小麦、玉米作试验后，得出结论：“高温、高CO2浓度使农作物生育期缩短。其中高温对生育期的影响要比高CO2浓度的影响更大”④。可见生育期延长很可能是天气寒冷，积温较低所引起的；3，“黏齿，不可食”也说明小麦的品质极差，我们似乎很难拿现在所谓的正常情况相比；4，关于金代夏税的问题，韩茂莉先生指出：“辽金时期的文献中，不但只字未透露出塞外种植冬小麦的信息，而且有关小麦的记载也有限。这一时期小麦在塞外种植量很少，分布地区也有限，完全不具备纳税的意义，大多农业垦殖区内的农作物是粟、菽、稷、荞麦等杂粮……辽金时期塞外很少种植小麦，冬小麦分布区也更不会向北延伸到临潢、上京一带。”原因之一是金代“今山西、河北北部地区气候寒冷，至春末夏初，尚无法播种，而秋季霜降期又相对太早，使农作物秋成深受影响。这样的气温与今日相比或略低，或相近而绝不比现在更高。”所以“宋金时期冬小麦的分布北界，绝不可能越过今日冬小麦北界”，而“就文献本身言，单纯依靠《金史·食货志》西京、北京等处迟纳‘夏税’的记载，还不足以推导出这些地区种植冬小麦或实行两年三熟制的结论”⑤。韩先生的研究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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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竺可桢：《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见《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52页。
②林之光等：《中国的气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88页。
③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74页。
④郭建平：《高温、高C02对农作物影响的试验研究》，《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2年第1期。
⑤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74—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