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的再认识(一)
详细内容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近代史应是相对历史与绝对历史的辩证统一，我们这个时代的近代史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史，并就近代史研究者所共同关心的几个问题，即：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近代史的转捩点以及近代史研究方法论等，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近代史研究方法论
Re-considerationofModernChineseHistory
Abstract:Thisarticlere-considersthestudiesofmodernChinesehistory,andputsforwardauthor’sownpointofviewinadifferentlight.
KeyWords:ModernHistory,Study,Methodology
一、近代史：相对历史与绝对历史的辩证统一
所谓近代，本是个相对的概念。中国近代史的时间范围不宜固化，中国近代社会的社会性质问题同样也不宜固化。
所谓近代，本是个相对的概念，是指“距身所处不远的时代”。“近代”一词，起源甚早。西汉人讲“近代”，说的是战国；三国人讲“近代”，说的是两汉。[1]那时还没有所谓近代史的概念。但近代史本身还是有的，是客观的存在。公羊学讲三世，所见、所闻、所传闻，其实就是在讲近代史。孔子编《春秋》，司马迁着《史记》，班固修《前汉书》，其基本的或主要的内容，也正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近代史。
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近代史，其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一方面是相对的，不断变化的（也即所谓“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又是相对稳定的，包含了一些具有绝对的历史时间的内容。中国的近代，过去讲80年，不久前讲110年，都曾有其道理，有其划分的依据，但现在看来都已远远不够涵盖的了。至少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清史（主要是晚清史）、民国史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内容都是应该包括在里面的。这是相对历史与绝对历史的辩证统一。所以，从发展的眼光看，所谓近代史的时间范围是不宜固化的。
而中国近代社会的社会性质问题同样也不宜固化。所谓“中国近代社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的社会性质的判断，对今后近代史研究的深化可能会起某种阻碍的作用。它适应过去的情况，但未必依然适应于今后。因为所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绝对的中国史的角度看，实际上只是指从清王朝前中期的治到晚清民国时期的乱，再由晚清民国时期的乱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重新走向治的这么一个过渡时期或中间环节。这一过渡时期或中间环节，有点类似中国历史上两个强盛王朝之间的过渡，比如说，西汉末年经由新莽过渡到东汉，晚唐经由五代过渡到北宋，等等。当然，这一时期也有自己的新的时代特点——多了外来的资本主义的因素。随着时间的不断向后推移，如果我们仍用所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就是以这么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或中间环节来专指中国的近代，显然就不再那么合适和恰当了。
近代史是一门真正“与时俱进”的学问，千万不要被以往既有的种种分期及其理论束缚住我们自己的手脚和遮挡住自己的视野。而从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的近代，我们应该能够把握住一些属于共性的东西，应该能够感受到直到目前为止的这个时代所特有的脉动或主旋律。但这需要我们从更大的时间尺度上加以把握，从更深的认识层次上加以发掘，而不能满足于或停滞于既有的认识及其理论说明。
二、我们这个时代的近代史：资本主义的发展史
到目前为止的世界近代史，依然是一部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和其他一切对手的时代的历史。必须重新认识资本，了解其是如何改变着整个世界。
我们这个时代的近代（所谓近代在英语里是modern，与现代是同一个词），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时代。资本主义从形成到发展，虽几经挫折（比如若干时期的经济危机乃至两次世界大战，发展到用全面战争来解决问题），但直到目前似乎还没有衰竭的景象。到目前为止的世界近代史，依然是一部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并战胜封建主义和其他一切对手的时代的历史。这样说，可能是有那么一点“触目惊心”，但却绝不是危言耸听。
恩格斯在1895年，即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回顾和检讨了他和马克思在1848-1849年以及《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持的立场。恩格斯指出：由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他们曾经认为，“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但历史表明，“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因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他还谈到，甚至在巴黎公社“胜利的起义”之后，统治权已“不容争辩地落到了工人阶级手中”之时，工人阶级的统治也还是不可能的。[2]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也对资本主义作过分析论证。列宁曾经说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垂死阶段，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3]到了196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人更在分析国际形势时提出：“尽管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曲折和反复，但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总趋势，是改变不了的。”[4]现在看来，我们完全可以借用恩格斯当年说过的话：历史表明，所有有着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
2003年8月13日的《中华读书报》上有一篇题为《资本的意志催生成功企业》的文章，介绍一本名叫《资本时代的征服》（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书。文章不是很长，但其对资本于20世纪末叶重新在中国崛起的兴奋和赞美却溢于言表：
《资本时代的征服》（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一书，超前地观察到资本时代的到来，并向人们展示了资本时代的征服者们靠什么崛起，如何在改变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又怎样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将20世纪发生在中国的改革时代，拿出来阅读、分析的话，就会有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这是一个最具挑战、最具征服、最具扩展的时代，是私营财团崛起的时代，这个时代最精彩、最有魅力的部分，是由一大批私营企业家不懈的努力和开拓所描绘的。
除了以最低的成本获取财富以外，他们所作的一切，还力图打破高度垄断的计划经济的桎梏，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就业与税收，并把他们在市场经济中试验出来的理论，提供给中国的决策者。……新工业文明的力量，带着他们内心无法压抑的渴望，唤起了他们对财富的无限幻想和创业的激情。
在演绎了被资本市场洗礼的一个个私营财团的财富故事时，本书也将国有财团面临的严峻境遇描绘得一目了然……40多年的计划经济正在被国内、国际两个资本市场用力地清洗。从作者娓娓的叙述中，揭示出这样一个主题：资本的力量，正把国有企业从行政调控中，拉向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并让它接受如何尊重资本所有者的权利。
有人质疑说：资本的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还是有区别的。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区别？我本人没有作过这方面的研究，也没见过这方面的有分量的论述。但我曾看到过这样的报道，说是有位民工用自己的微薄的收入，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想了解一下他的老板们究竟是怎样剥削自己的。
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更深入的研究。需要重新认识资本，了解其究竟是如何改变着整个世界。
三、中国走向世界：由体系内的互动到体系外的互动
中国曾经就是一个世界。过去的两千多年，主要是体系内的互动，是中国自身不断走向一体化的过程。近代以来的中国，主要面临的是体系外的互动。是否走向全球一体化，如何走向全球一体化，现在还处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
中国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而且中国本身曾经就是一个“世界”。自战国秦汉以来，在前人称为“天下”而现在被称为“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我们的先人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聪明和才智，曾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大一统帝国的文官统治制度，士农工商的稳定社会结构，笑傲世界的四大科学技术发明，等等……都是中华民族之于世界的伟大贡献。
除此而外，还有一大贡献，这就是在我们这片并不算是很大的土地上所聚集起来的曾经占世界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口（现在说是五分之一，但这是为了宣传计划生育的成果，实际上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宣传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时一样，仍然是22%）。千万不要忽略或小视这一点，因为其他很多自然条件相对比我们优越的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只是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孕育并维持着一个独具魅力的伟大文明，世世代代持续地繁衍着占全世界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口，这样的贡献难道还不够大吗？！
然而在近代以来，中国确实落伍了。这种落伍，有所谓的“李约瑟难题”的困扰。其问题是：在一个有着四大发明的伟大国度，为什么不能发展起近代科学的体系？这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对毛泽东的一个判断，即“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5]的反命题。这牵涉到怎样看待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加速”发展和中国的所谓停滞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有着种种不同的回答。
而这一问题，现在看来也可以有新的解释，基于事物相互关联角度的解释。一位系统进化论者曾指出相互关联之于事物加速发展的作用。以我们所熟悉的“20个问题”的游戏为例。这一游戏的规则是只能以“是”或“否”来回答问题，而问题的答案必须服从逻辑的前后一致性。一般的，只要提问的人有足够的技巧，完全可以从一般到特殊，加速地形成正反馈，在20个问题以内得到答案。但是，问题的引人入胜之处不仅仅在于不超过20个提问而找到答案，而在于：即使我们事前没有设定答案，只要游戏者在不矛盾的规则的约束下，最后还是能够达到特定的目标——同样是从一般引向特殊，而且愈演愈快，从而在寻找目标的过程中产生了目标。[6]
所谓“全球一体化”的问题也是一个经过相互关联而加速发展的问题，这一问题当然还可以继续争论下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作为人类，我们是生活在这一共同的星球上，即使在近代以前，各种文明（或文化或民族、国家）也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因此，尽管没有那些针对20个问题的“是”或“否”的约束或“提示”，也还是有着地球人所必须共同遵守的若干规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相互关联。地理大发现是加强而不是削弱了相互关联，因而也是加速了世界在近代以来的发展变化。
西欧的近代化，其加速发展，离不开美洲的发现，在相当程度上也离不开来自遥远的东方的信息（这似乎已有了足够多的证据）。可是反过来，我们有没有想过：明清两代的闭关自守，之所以愈演愈烈，不也正是对外来信息的一种本能的保护性的反馈吗！这就是说，闭关自守也是对策，同样也是“相互关联”所引起的应对的结果。
一个对内高度发达已到烂熟程度的文明，对外来信息的这种显得过于“脆弱”的保护性反馈，看上去很奇怪，然而却是历史的事实。所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说法，正是对于这种反馈的从机理上的最为生动的写照。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问题（有人说，这完全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的缘故，但我们对于这个命题实在是很难“证是”，也很难“证伪”）。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在秦皇汉武的时代，我们的先人也还是很有些“霸气”的，一点也不比今天的美国佬差，甚至还要更“牛”一些，即所谓“犯强汉者，虽远必诛！”[7]但到宋明以下乃至近代以来确实不行了。晚清的中法战争，中国的陆军在镇南关和谅山打了胜仗，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不败而败”。我们当然可以指责清政府的腐败和对外的软弱无能，但当时的中国政府因为国内政局不稳，只能急于求和。攘外必先安内，“稳定”压倒了一切。
这种对外“相互关联”的过度的保护性反馈，并不能真正地起所谓的“保护”作用，反而加速了中国自身既有体系或秩序的更新。换句话说，正是对外的“相互关联”破坏了中国原有的体系或秩序。毛泽东从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角度，曾多次向来访的日本友人表示说要“感谢”日本的侵略，因为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会觉悟，不会团结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取得胜利[8]。这充分说明了体系或秩序内部的坚固或稳定，确实需要借助外力才能加以打破。
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道加速了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间的相互关联及其发展。地球已在迅速变“小”。中国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曾经成功地将生活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融合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的灿烂的文明，有着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请注意：前面所提到的众多人口正是我们这一伟大文明的最重要的成果）。但近代以来，它必须走向一个更大的世界，重新接受别人所制定的一套新的游戏规则。换句话说，过去的两千多年，主要是体系内的互动，是中国自身不断走向一体化的过程。而近代以来的中国，主要面临的是体系外的互动。这是一个痛苦转换的过程。这一过程，再与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治乱交替的改朝换代的过程交织在一起，就变得更加痛苦了。而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是对这一痛苦过程的描述或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