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至18世纪史研究的学派述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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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年前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以及其他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欧洲西北部地区加速发展，世界均势被打破，人类文明发展呈现出新的格局，到1783年，标志着人类社会迈向工业社会。这样，1500年前后至1783年成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长期以来，各派学者对这一时期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他们的解释大相径庭，即使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也很难有一致意见。根据研究方法、研究侧重点以及得出来的结论的差别，大致说来，可以分为文化学派、文明学派、商业学派、人口学派、社会形态学派、全球学派、原工业化学派、产权学派几类，其研究要旨概述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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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派
这个学派的主要论点是，人们精神和观念的变化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些表现为文化。对文化的具体研究该派内部人言人殊。
1902年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每一种社会都有与其他社会相区别的心态或一整套对问题所持的态度和看法，现代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技术组织形式，它还具有一种资本主义的精神。他的结论是，“我们对于由企业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的一个统一的心态称为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了资本主义。”（注：桑巴特，1980，第215页。）韦伯在稍后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从更广泛的角度进行研究，从世界范围展开讨论。他指出，“资本主义精神”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这一术语“所适用的任何对象都只能是一种在历史实在中联结起来的诸要素的复合体，我们是按照这些要素的文化意蕴而把它们统一成为一个概念整体的”。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注：韦伯，1996，第32页、第49页。）。贝尔认为，资本主义“这种独特的新式运转模式涉及到一种独特文化和一种品格构造。在文化上，它的特征是自我实现，即把个人从传统束缚和归属纽带（家庭或血统）中解脱出来，以便按照主观意愿‘造就’自我”。（注：贝尔，1989，第25页。）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且是一种影响生存的物质、社会、家庭甚至精神基础的文化。在肯定“资本主义精神”时，他们都承认其他因素的作用。
在历史分析中，有人往往认为文化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实际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角度：其一强调客观力量——即经济基础——是第一性的；其二强调文化和思想因素的主导作用。尽管一部分历史著作强调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我们也不能否认文化之类对经济、对历史的作用，但世界上的事情不能单靠精神文化来说明。而且，“资本主义与文化的关系更加难以捉摸，因为反差十分明显：文化同时是支撑和挑战，传统和反抗。……文化几乎每次都转而保护现存秩序，资本主义的安全可以说部分地有赖于文化”。（注：布罗代尔，1996，第726-727页、722页、733页。）这样的论述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由此看来，文化学派的解释尽管深奥，但显得过于单薄。尽管如此，“韦伯不只是深化了资本主义起源的争论，他提出的问题并不局限于西欧，宗教文化问题不仅是一个欧洲史的难题，而且是世界史的难题，由此韦伯对严肃的学者提出桃战。”（注：Green,1993,pp.123-124.）

文明学派
布罗代尔对15至18世纪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把这期间的经济活动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最基层，涉及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第二层是市场经济，即生产与交换的机制，通过低级和高级的“交换齿轮”沟通生产与消费，调节供求关系，把越来越多的人和地区纳入经济活动之中，使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进行必不可少的交换，竞争是其最基本的特征；第三层是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由少数商人组成的垄断经济。“资本主义是一种长时段的结构，但这不等于说是一种绝对静止不动的实在。所谓长时段，就是一系列的反复运动，其中包括变异、回归、衰变、整治和停滞，或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构成、解构、重构……。资本主义从变化中吸取养料，随时准备根据外界的条件而扩大或缩小自己命定的活动范围。”（注：Green,1993,pp.54-55。）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分为《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形形色色的交换》和《世界的时代》三卷，这样构成一部历史。在地理区位上，布罗代尔将全世界划分为4个“经济世界”，它们同时并存，相互进行有限的交往，各个“经济世界”的地理范围可以扩大或缩小。与此同时，布罗代尔认为，城市和乡村两个经济活动领域的关系极为重要，经济活动表现为从乡村到城市、再从城市到乡村、最后重新整合的过程。
作者承认，尽管这套书的基线“原则上偏重历史的一个门类：物质和经济的历史”（注：Green,1993,p.161。），经济和物质这两本帐其实是千百年演变的结果。15至18世纪之间的物质生活是以往社会和经济的延伸。文明学派的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整体性，“我采用的方法，是在描述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描述经济文明（姑且这么称呼）。后者与前者相辅而行，既干扰它，又在对立中说明它”。（注：布罗代尔，1996，第一卷，第26页。）布罗代尔从熊彼特等人那里给自己寻找依据，如，经济史不能只谈经济；经济学家如果不走出经济的圈子，就不能充分掌握经济事实；与其他社会科学相割裂，这对政治经济学来说是不允许的；历史研究的领域应包括整个社会体系，它涉及到社会的一切。这样，布罗代尔把文明和成千上万乍看起来互不相关、五花八门的文化之间建立起联系。但正如有些批评者所言，文明学派的研究属于“印象派”，缺乏完整的社会理论体系，过分关注具体事物，不善于驾驶非物质现象，忽略了事件的作用等。（注：杜比，1994。）

商业学派
商业学派认为市场的力量决定农奴制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商业是欧洲生活变迁的引擎，……欧洲文化基本上是商业的产儿。”（注：皮朗，1986，第41页。）商业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皮朗，其代表作是《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和《中世纪的城市》。他提出，“商业和工业最初从没有土地的人们中间获得发展。这些人在以土地为唯一生存基础的社会里，可以说，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最初的推动力来自外界，……凝固于农业文明中的西欧，倘若没有外界的刺激和范例，是不能如此迅速地习惯于一种新生活的”（注：皮朗，1986，第43-44页。）。对社会发展来说，“远程贸易是推动的力量”。斯威齐为皮朗的旧说披上新装，他说，封建庄园经济是为“使用而生产”的体系，城市经济是为商品而生产的体系，商品生产和封建制度是互相排斥的概念。
这一派强调城市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把城市看作经济进步、文明开化的动力，而把乡村看作传统保守势力的地盘，认为城市在向近代社会的转变中居于主动地位，而乡村则处于被动地位。城市和乡村之间相互服务：乡村向城市供应粮食，反过来城市向乡村供应商品和产品。20世纪的许多学者指出，城市并不是一种独立自存的社会实体，它与城市之外的世界、与周围乡村、与更大的国家等有着紧密的联系，是更大范围的体系、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城市是某一特定社会的城市”，城市并不是一个与外部世界分离的实体，而是与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应从联结城乡于一体的整个经济社会结构上加以认识。由“城市论”向城乡一体论的转变，反映了对历史认识的逐步深化。（注：马克尧，1997，第225页、230页、245页。）马克思强调，商业“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972，第371页。）商业学派所提出来的市场的力量决定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一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