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荫麟《东汉前中国史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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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作为一种特殊的过滤器煞是无情。大江东流不止，潮起潮落，风行的未必就能传承，精萃遭遇冷落亦时或有之。所幸时光似水，反复冲刷筛洗，是沙砾是金子总会逐渐分明。真正的金子，即使因缘种种不幸遭际，被尘土无辜掩埋了，或迟或早都能再见天日。这是事理所使然，强制不得的。陈寅恪、吕思勉、钱穆、蒋廷黼等等不都是如此？！
这里，将要向大家推荐的，张荫麟教授（1905－1942）短暂一生留下的唯一著作：《东汉前中国史纲》，也属于数十年后重新发光的一个事例。
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
《东汉前中国史纲》，是当时教育部计划出版的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的第一部。1935年，张荫麟已从美国留学归来二年有余，任清华大学历史、哲学两系教授。受部聘后，他当即放下手里的其它科研课题，"遍咨通人"，潜心策划《史纲》体例和细目。还特别向清华请了长假，专致笔耕其所负责的先秦至唐以前部分。其余部分原计划邀请吴晗、千家驹、王芸生等分任。
未及二年，"卢沟桥事变"突发，国难当头，荫麟被迫离京辗转南下浙大、西南联大，其事遂不如愿。经诸多友人的催促力助，将此前已完稿的八章，加写《自序》，遂由他改教的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最先以石印本形式在贵州遵义面世。原初题名《中国史纲》第一辑（此据张其昀《张荫麟先生的史学》，笔者尚未见原本），时为1941年春夏之间。初次印行匆促，著者名还曾误植为杨荫麟，荫麟也不在意。又据《自序二》、《自序三》，知次年再版，始增入九至十一章（前据吴晗《记张荫麟》，后一点吴文回忆则有误）。此后，先生兴奋中心转移，改攻两宋史，仅撰写三章（第三章未完），就因病撒手西归，终年37岁。如天假以年，从其已发表的宋史成果预测，《中国史纲》的宋史卷必将更为光彩夺目───想到至今尚没有一部能与张氏风格相匹敌的两宋史，对他的英年早逝怎不叫人伤感倍至？！
读过《东汉前中国史纲》的，多会惊羡它的文笔流畅粹美，运思遣事之情深意远，举重若轻，在通史著作中当时称绝，后也罕见（唯钱穆《国史大纲》可相匹敌）。全书没有累赘冗烦的引文考证，不故作深奥高奇，史事都以"说故事"的方式从容道来，如行云流水，可令读者享受到一口气读完不觉其累的那种爽悦。也因为读来悠然轻松，据我个人的观察，读者很容易轻忽了对著者构思和寓意的细心体察；一不经意，书中潜心涵泳所得的精警见地，屡屡就从眼皮下滑过。为此，我想先从著者的人格、学术风貌说起，或许对读者进一步体会本书不无帮助。
离荫麟去世才四、五年，谢幼伟博士着文怀念故友，就不无忧虑地说："这一位天才学者，俗人不必说，即学术界中也许已忘记了他。他的著作以报章杂志发表的短文为多。这些短文到现在还没有集合出版，整部的著作有《中国史纲上卷》，而这也只有浙江大学史地研究室的石印本。所以在某一时期内，他虽曾惊动我国的学术界，到目前他却很可能为学术界所遗忘。但他是最不应遗忘的一人。"此后，情况虽然还没有到谢氏杞忧的那么糟，文集、《史纲》海峡两岸还都出版或重印过，但流传不广。世俗总多势利和健忘，也是无可如何的。
张荫麟的名字，对今日大多数学人恐怕都会感到陌生。然而，恰如谢氏所说，回溯到三、四十年代，荫麟名声不小，曾被学界誉为奇才，受到了前辈和同龄学者的普遍敬重。1929年夏与荫麟同船赴美留学的谢幼伟博士，更是热情赞美荫麟为天才，在长篇的纪念文章里说道："张君是天才，这是无疑问的。他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曾写过一篇《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寄到《学衡》杂志，《学衡》的编者认为是一位大学教授的作品。这一点即可证明张君的聪颖是远在一班学人之上的。所以大名鼎鼎的梁任公先生遇到了这一位年轻学生，也不能不特别注意，不特别赏识。"（《张荫麟先生言行录》）
荫麟来自广东东莞，自幼丧母，家境贫寒。1923年秋季考入清华学堂（时为留美预备学校）中等科三年级，直至1929年大学毕业，经历了清华学校改制的全过程。入学伊始，即如上述所记，不足18岁的荫麟，已经着文向老师梁启超挑战"老子出生"说，且考辨精细，征引经典凿凿有据，名惊京华。在继后的两年里，他在《清华学报》、《学衡》、《东方杂志》等一流刊物上发表的学术文章不下十余篇，涉及经学考据、中外交流史、科技史等多项领域，还参与了当时正轰动学界的（顾颉刚）"古史辨"论战。今天，重读这些论文，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一个20来岁的学生，学术水准竟可以令当下有些大学教授汗颜。其中《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不仅大大扩充和修正了乃师（启超）关于这个论题的史料，而且对西学输入的影响以及清代并未因此而改变"科学（思想）不盛"的原因发表了精警见解；《张衡别传》和《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两文，则更应该看作首开我国古代科技史研究风气的力作，具里程碑意义（刘仙洲先生即如是说）。计不完全的统计，去美留学前的六、七年时间内，已积有学术成果（包括译文）40项。怪不得谢幼伟博士终发为"天才"的赞叹。
荫麟自号"素痴"，常用作文章笔名。我以为，无论从哪方面看，例如对学术的痴情专注，孤傲内向，不通人情世故，不易适存于现社会（友人谢幼伟、张其昀、贺麟、吴晗等回忆他的个性），以及治学"神解卓特，胸怀冲旷"（熊十力赞其学术境界），也包括过早地夭折，难享永寿等等，荫麟都很符合天才学者的特征。然而，如若祗从个人天赋角度去理解，那很容易忽略了今天重新认识荫麟先生的许多更有价值的启示。
近代以来，人才成群风涌而起，明显有过两个突出的高峰时期。一是晚清咸、同年间，以曾、胡、李、左、张以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幕僚文士为代表。是时人才济济，不拘一格，政坛文气之盛为中古以来所未有。其中能集道德、事功于一身如曾、胡者虽凤毛麟角，但在经世致用一隅有卓识奇功，建树不凡的可以数出一大群。稍后在他们的影响下，还走出了一批最早通达世势、熟悉"洋务"的新人。二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具现代意义的各种学科相继滥觞，"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代沟通中西的学科权威名家大抵成形于这一时期。假如说上一高峰"事功"派占尽风光，许多人物多似电闪雷鸣般倏然过眼，有力度而少余韵；那么第二个高峰承上辈及其时代的恩泽，别开新天地。是时激荡过后，"朝野"尚称"苟安"，中西文化教育往来更密。淡出"事功"的"学问"派那厢真现独好风景，其山高水长，遗泽后世且深且厚，更堪百年后回味不已。
荫麟生而有幸，及时亲逢学问盛世的文化滋润，并能以新秀的身份参与其间。他天性聪颖，造化把他从岭南送上京华，进入风云际会的文化中心，后来又留学西洋，确是时势造就了他天才有为。那时，"五四"个性解放、自由探索的新风吹拂神州，学术报刊似破土春荀涌出，自由讨论风气极盛一时。荫麟又直接生活在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胡适、陈寅恪、吴宓、傅斯年、钱穆、顾颉刚（其中最年轻的，也比荫麟长十几岁，均属老师辈）等等一群知名学者辉映的人文光环下，犹鱼得水，遨游自如，才有了上面"少年英发"动人的一幕。
读荫麟的传记，最令我感动甚至妒忌的，是那个时代学者的气度和学术自由讨论的文化氛围。同在清华，哲学家贺麟比荫麟高三级，两人很快就成为终生挚友。据贺麟的回忆，荫麟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清瘦而如饥似渴地天天在图书馆钻研的青年。一天晚上，在梁任公的中国文化史演讲班上，梁任公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向听众中问哪一位是张荫麟。荫麟当即起立致敬。原来是荫麟写信去质问老师前次演讲中的某一点，梁先生在讲台上当众答覆他。这事发生在荫麟已于《学衡》着文与先生商榷之后。他俩常去听梁任公的演讲，可见对先生的仰慕。但荫麟的脾气向不愿意拜访人（终生不改，时人称其为"怪"）。1926年夏，被贺麟拖着才第一次拜谒梁任公。先生异常欢喜，勉励有加，当面称赞荫麟"有作学者的资格"（另据王焕镳《张君荫麟传》，说"梁任公得其文叹曰：此天才也"。参见本书附录）。此后二三年中，他却从未再去谒见过梁任公。他很想请梁任公写字作纪念，也终于没有去请（见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载《思想与时代》第20期，1943年3月）。还值得补一笔的是，1929年初，荫麟正在撰写长篇学术论文《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鞫》，针对梁先生燕京大学演讲《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而发。论文在《燕京学报》刊出时，梁任公已病逝。荫麟在文末特别有一段附语，说"此文初属草时，梁先生尚在世。本当重校付印，先生已下世，竟无从请问以决所疑矣。作者极不愿意于此时举其素所尊敬之学者之旨为错误之例。惟以爱真理故无法避免耳。"（台湾1956年版《张荫麟文集》，全文长48页）
有这样的老师和这样的学生，气度、风范尽在不言中，这正是那个时代的骄傲。荫麟与同时代学者多有评论商榷的文案往来，不独对梁任公。本着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天则，对其它师辈如周树人、陈寅恪，年长而刚负盛名如顾颉刚、冯友兰，他的评论也总是"是则是，非则非，毫不掩饰，毫不客气"，而被评论者都豁达大度，师长更以奖掖新进的态度深许之，至少也不会象现在那样，弄不好就扯到别的地方去。不信，可以去读寅恪先生诗：《挽张荫麟二首》（载《陈寅恪诗集》第31页）！
荫麟一生信奉恪守的治学格言，是"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致贺麟留美赠别诗》）。荫麟在他光采而短暂的一生中，这种个性气质实在是太强烈了，因此也特别地感人。诵读他的学术论着（也包括教材的编写），我们处处都能触摸到那种不甘因循剿袭，勇于求新求突破的自由创造精神。这再一次证明，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决非义宁一人所独执，而曾经是沐浴了"五四"精神那代人的真诚追求。那时，"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话很流行，没有任何权威偶象是碰不得，不可说不的。这样的氛围不可复得，方有"壁立千仞"之说。唯其如此，优秀学者于"五四"后一、二十年内成群成团地喷涌而出，才可以被通解、被体认。
这种不依门户、自由创造的风格，决非世俗常见的那种无端狂妄，藉浅薄挑战名家以求一搏。荫麟从心底里尊敬一切有学术成就的前辈和师友，细微地体察汲取一切有价值的学术创造，治学厚实而见地敏锐，执着底定而鄙薄趋俗。据说他最崇拜的是章太炎，对梁任公表面上"敬而远之"，再而三地"挑战"，内心实则一往情深。熟悉他的朋友说，荫麟最钦佩任公文章"笔峰带有情感"，"张君的文章颇受任公的影响，一篇之中总含有多少任公的笔调"。
那时，刚从经学考据的桎梏中叛离不久，国学的根子依然深扎在一代新学的底部，欲连根铲除（也毕竟铲不尽）那是几十年后的事。荫麟的学术是以考据起家的，很见功力。对太炎先生服膺至深，即是明证。有人统计，他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文章都涉及考辨，学问有根据而不流于空疏。然而，荫麟可贵的是，承传而不因循，勇开风气敢为先。荫麟曾对谢幼伟坦言："写考据文章是很容易的"，言之似极轻松。反之，为了《中国史纲》，他却喟叹："写这种文章是很费苦心的"。一轻一重，其味无穷。
在阐明这轻重内涵之前，我先得把荫麟对任公的纪念文章拿出来，一则彰扬他对老师真诚而不带一丝虚假的爱（这是最有价值的尊师），一则为理解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提供一份证据。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梁任公刚去世，"全国报章杂志，纪念追悼他的文章，寂然无闻"。荫麟在甫将赴美前夕，即草写了《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一文，首次从学术史演进的角度，将老师一生智力活动划分为四期，分别评估他在各时期的"特殊贡献与影响"，客观公允，敬仰之情含而不露（载《学衡》第67期。贺麟所述赴美后一文，已是第二篇，记忆有误，不赘）。十多年后，他所参编的《思想与时代》特地刊登了张其昀录存的任公未刊遗扎中数十事为《梁任公别录》，荫麟亲为之跋。文章起首即声情并茂：
此时为此文，不禁起予空谷足音之感也。方戊戌前后，任公之在文界，何啻如旭日中升？一篇之出，百数十万人争诵。曾不四十年，后生已罕或能举其名。其一知半解者，甚且为蚍蜉之撼。"或荣誉若天仙光宠，消逝时迅越流星"，歌德之诗，可为任公赋矣。
接着大段论述任公与政的种种曲折，反驳攻击者，并检讨自己十年前"年稚无知，于（先生）民国后之政治生涯，妄加贬抑"，评析平恕允直，可与寅恪先生《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对读，此处略过。笔峰转至学术，荫麟说道：
以言学术，世人于任公，毁誉参半。任公于学，所造最深者唯史。而学人之疵之者亦在是。以为其考据之作，非稗贩东人，则错误百出，几于无一篇无可议者。实则任公所贡献于史者，全不在考据。任公才大工疏，事繁鹜博，最不宜于考据。晚事考据者，徇风气之累也。虽然，考据史学也。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任公在"新汉学"兴起以前所撰记事之巨篇，若《春秋战国载记》，若《欧洲战役史论》，元气磅礴，锐思驰骤，奔砖走石，飞眉舞色，使人一展复不能自休者。置之世界史学之林，以质而不以量言，若吉朋、麦可莱、格林、威尔斯辈，皆瞠乎其后矣。（《跋梁任公别录》）
此跋的文风，酷肖乃师，磅礴之势不减。活泼泼的荫麟就是这样：对自己素所尊重的老师，他不讳言其短，"才大工疏，事繁鹜博，最不宜于考据"寥寥几笔，可谓弹无虚发，正中鹄的。而于先生史才、史识之长尤三致其意，领悟深得精髓，亦属"就有道而正焉"。我作教师的有经验，百依百顺的，尽说好话的，未必就是最好的学生。还是贺麟说得极有余味："那知这位在学生时代质问梁任公批评梁任公的荫麟，后来会成为梁任公学术志业的传人"。梁任公是个大忙人，晚年转而治史已时不待我。荫麟靠着他对前辈史才、史识的独具慧眼，《中国史纲》的创制获得了非凡成功，而这便是对老师最好的回报。
从上文即可读得荫麟的心声。他绝对不是故意看轻考据。考据是很苦的事，是一种特别的工夫，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做出实在的成绩。然而，不以考据为底止，注重推出义理，这才是荫麟治学的个性特色。而且，这义理也是经过改造，充实了新的内涵的。他的治学理路，在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写给张其昀的信中说得最明白："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海峡两岸《文集》均有载录）。所以，他对谢幼伟说的一易一难，决非故作危词，内中大有深义存焉。这实际关联着一个时代大话题，就是：考据与义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