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唐间赋税制度的变化(一)

详细内容

——封建社会前期赋税制度中地、资、丁、户之间的关系研究


一、汉唐间赋税制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封建国家的赋税，是封建剥削的一种形式，它与地租剥削直接相联系，而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有的赋税内容，本身就是一种地租，而名称上却和地课没有区别。弄清楚封建赋税的演变，既有助于研究整个封建剥削和整个封建生产关系的源流变化，同时对于整个封建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也可以了解得更深透一些。
汉唐间赋税制度中有几个较重要的问题，尚没有获得很好的解决，有的甚至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有必要予以提出并进行研究。这些问题是：汉唐间赋税征收的主要依据是地?是资?是户?是丁?或者说在某一时期某一项目内究竟以哪一个为主要依据?又从地、资、户、丁征收赋税采用什么样的标准?或者说在某一时期中采用哪一种作为主要标准?又赋税征收的内容基本上是一脉相承，有的名称变了，如由“赋”之变成“调”，为什么会变?“赋”与“调”相同的是什么?相异的又是什么?又封建田制的改变，赋税征收也相应地有了改变，如北魏均田有其新颁的赋税制，它与以前的赋税制有何差异?而基本相同之点又是什么?又赋税征收在整个封建统治范围内有着统一的标准，又表现为有着地区的差异，这在封建割据时期表现得极为突出，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三个时期中，我们如何来分析这种一致性和差异性及其主要变化的趋向?以上这些问题，都涉及这一长时期封建剥削的内容、形式与其本质，涉及整个封建经济的发展变化，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涉及阶级与阶级斗争。弄清楚以上这些问题，会有助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和研究的具体深入。特别是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国家的地租学说，可以从中找到一些最基本的史实依据。
本文系按年代顺序，以上述一些问题加以具体的探讨，并适当地作出综合评述。估计这些问题，容有争论，短期间内难以作结，只是把问题提出来并试图解决，借以就教于读者。凡是与上述问题不直接关联的，一概从略，重点放在考释方面，在问题没有弄清楚以前，暂不作过多的理论上的阐述，也应附为说明。

二、两汉的“租”与“赋”

两汉赋税制度中，主要有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予以探讨：(1)田租(或称田税)怎样征收?田租虽然说是基于地，它和户的关系有什么特殊之点?(2)赋的征收内容包括哪些项目?有什么主要变化?赋是基于丁抑或基于资?它和户的关系又怎样?(3)租与赋在征收的比例上又怎样?
汉代田租征收，一般采用十税一、十五税一、三十税一的标准，比较更多的时期中稳定在三十税一，事实都很清楚。但当时如何实施三十税一的标准，已经很少为我们所注意，尤以涉及“地”和“户”的关系问题，一向不曾接触到。其实封建剥削最本质的体现，正在地和户的关系上——究竟是有田则有租?抑或有户则出租?或者是既基于地又基于户的而最后以户为主?需要具体的予以剖析。
实行三十税一的税率，至少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田地要有丈量登记；第二，田亩产量要有定时定地的调查。做到这两点不是很容易的，在封建制度下由于阶级对抗、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官僚主义等原因，田地无法丈量清楚，产量也无法估计得实，要根据田数、产量以税率征租，就不容易做到，研究汉代田租，也必须重视这两个前提条件的实际情况。
汉代关于田亩的丈量登记，只看到后汉光武建武十五年度田一例，当时以“天下垦田，多不以实自占”，乃下令检核垦田顷亩和户口年纪，主要仍为田地登记，尚未全面地田亩丈量。然而豪强阻挠、官吏舞弊，度田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便告中止①。后来个别地方官在其所辖的小范围内又实行度田，着有成效，其“所立条式”，也经皇朝转达州郡，但不见普遍实行②。从两汉传统习惯来看，田亩数字，只是按地区估计出整个面积，即所谓“提封田”，再按一定公式估计出“定垦田”数字③，虽然遇到灾荒和其他偶然事故时，局部地区偶尔也核实一下，一般情况，仍是以“提封田”作为计算“定垦田”的依据④。至于田地实数多少?掌握在谁手里?由田地所有者“自实田”、“以实自占”⑤。豪强会瞒隐田产，而少地的农民会被强制地以少为多，同时豪强会隐瞒产量，而耕种下地的农民会被强制地作为高产田，田数与产量不可靠，因而三十税一最多只能是估计，或者说只是田租的一个计算公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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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一下《光武纪》“建武十五年”；同上注引《东观记》，同书卷五二《刘隆列传》，同书卷四三《隗嚣列传》附《王元列传》。
②《后汉书》卷一0六《秦彭传》。
③《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卷二三《刑法志》，又卷六五《东方朔传》：“举籍阿城以南，櫜屋以东，宫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一般用提封计算田地面积。
④《后汉书》卷五《安帝纪》：永宁元年，“郡国被水雨伤稼者，随顷亩减田租”，可能会以灾伤田亩核实一下；《后汉书》卷六九《刘般列传》：“郡国以牛疫水旱，垦田多减，故诏敕区种，增进顷亩，以为民也；而吏举度旧，欲令多前，至于不种之处，亦通为租”，也偶然度田，籍增擞入。
⑤《通考》卷一《田赋》：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用；同书二《田赋》，后汉建武十五年，天下垦田多不以实自占，都是让田主自己陈报。

兹以《汉书八一·匡衡传》的一个典型事例，进一步说明田数和产量的估计问题：

初衡封僮之乐安乡，乡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顷，南以闽佰为界。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郡国误以闽佰为平陵佰。积十余岁衡封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为界，多四百顷。建始元年(前32年)，郡乃定国界，上计簿更定图，言丞相府，……明年治计时，……郡即复以四百顷付乐安国。衡遣从史之僮，收取所还租谷千余石入衡家。……

这一材料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匡衡封乐安国，其面积三千一百顷是提封田，后来多占四百顷也是提封田，即按提封田的8％计算出定垦田，也是估计数字，不是耕地面积实际数字①。第二，匡衡在国界争执的一年当中，原来这四百顷提封田鲔收租，第二年国界确定下来，才取回一年租谷一千多石②，约略计算出定垦田每亩租额为粟四升左右③。第三，每亩租额约粟四升，根据三十税一的税率核算，每亩产量应为粟一石二斗④。
由此可知，汉代田租的征收，由提封田计算出定垦田，再按田租征收标准，确定地区(州郡县乡)的征收总数，然后把总数分配到户，因而每户租税多少，豪强可以逃避或减轻，地方官也可以上下其手，不会是真正在按亩征租的。只是个别地方官，认真核实垦田和产量，才能按亩征租，而亦由于地区征收总额的限制，真正按三十税一进行，也不易办到⑤。从《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的一个记载，来分析地与户的关系，问题会变清楚些：

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钏之田，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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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提封田三千一百顷。按8％计算出定垦田为248顷，初封600户，每户平均为田41亩强，大致符合当时实际情况。
②按《汉书》卷十七《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匡衡封于乐安，为公元前36年，而发生国界之争并提交丞相府在公元前32年，前后共五年。可是匡衡只是公元前32年这一年没有收租，即一千余石为一年租谷总数，不是五年的数字积累，过去对此有过争论。必须看清全文文意，以免误解。
③原封定垦田248顷，加上多占提封田四百顷，计算出定垦田为32顷，合共280顷。“原租千余石”暂按1500石计算，每亩约合谷5．4升，折合粟3．6升，大致合乎田3亩粟四升的标准。
④参阅拙作《汉唐间“一丁百亩”的规定与封建占有制》，有关汉代田亩产量估计部分，见《江西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⑤匡衡原封与多占部分，都以提封田计算，不以定垦田计算。可见三十税一，只是一个地区田地总额概计下的一个计算公式。

“岁率户二百”，即每年每户平均交纳租赋二百文钱。怎么得出“岁率户二百”的数字呢?
根据现存资料，大致是这样计算的：依据晃错关于丁口、耕地的计算公式，每户二丁，共耕百亩，百亩收百石①。那么三十税二，为粟三斛三斗强，每斛三十文，约共一百文②。又纳算赋，每丁百二十文，王侯所得约为赋额的二分之一即五十七文，二丁合为一百一十四文③。取其整数，不计奇零，租赋两共二百文，正与《史记》的相合。
为什么《史记》关于租征的计算，不以地为基础而以户为基础呢?值得进一步予以论证。
按汉代封建王侯，原来根据户数划予一定的疆界，后来户口增长比较快，大约汉初四五十年之内，王侯大国的户数增加三四倍，小国也增到一倍④。后汉皇朝一直下令：王侯收租应以户数为限，不以里数为限⑤。事实上也不易办到，初封既系“案舆图”划予户数因而确定疆界的，以疆界为准已成定例，王侯仍按疆界内实际户数以征租赋，户口增加，王侯的租赋收入也随着增加⑥。疆界已定，租赋最终落在户数上，王侯对皇朝言，以疆界为准，对租赋征收言，又系以户数为准，所以后汉肃宗时，分封王侯，“案舆图，令诸国户口皆等，租入岁各八千万”⑦，户数等同则租数等同，征租基于户的奥蕴也就在此。大致王侯各国和各州县有着传统习惯上的田数，一般也是有着相对稳定的户数，因而各地都定出相对稳定性的租额，根据租额而分配到户。⑧
由上可见，汉代田租既基于地，又基于户，基于户是实，基于地就不一定都是实，因而更适合的叫这是户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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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②参阅《史记》卷十二九《货殖列传》，“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和《汉书》卷二四《食货志》，“石三十”的记载，汉代初期仍以“石三十”作为一般价格，《九章算术》八，菽一斗三钱，一石即三十钱。
③“岁率户二百”的计算法，有的只算田租，不把算赋列入在内，得出这么一个结果：百亩百石，十五税一，租粟六五六斗强，石三十，约共二百文。按司马迁作《史记》时，三十税一，实行已久，不能按十五税一计算。又王侯邑收入，不独是田租而且包括算赋在内，《前汉书》卷五三《胶西王端传》，“令吏毋得作租赋”，同书卷三五《吴王濞传》，“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予平贾”，又《后汉书》卷六八《冯绲传》，“每出征伐，常减公卿俸禄，假王侯租赋”，可证，但史籍多明白指出王侯的民租多少，不谈赋数，因算赋不尽归王侯，《汉书》卷一《高祖纪》，十年“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把这献费列在“省赋”的范围内)那么王侯在120文中，所得不及二分之一。后汉常以“租秩”、“租奉”并提，亦为租赋收入的两个方面，见《后汉书》卷五六《宋弘列传》、卷六五《张奋列传》、卷七二《东海王列传》。
④《汉书》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⑤《后汉书》卷六一《黄琼列传》，同书卷二八《百官志》。
⑥《汉书》卷十七《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又按《通典》卷四《食货》：“秦则不然，舍地而税人，故地数未盈，其税必备”，从一家讲是如此，从一个地区讲也会是如此，田亩数不足而户租额数不减，提封田计算下的定垦田也要摊在现有的户数上，《通典》的说法，极为中肯，最足引起重视。
⑦《后汉书》卷八○《陈敬王羡列传》。当然户数相等而租入不等，在地区好坏相差很大时，也会发生，如《后汉书》卷五九《张汤传》，“徙封平原，并一国，户口如故，而租税减半”，这是提封田多少、实际户口多少、土地耙瘠等情况不同，征租基于户，各地区的轻重不可能完全一致。
⑧桓宽《盐铁论·未通篇》“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表示田租一定要有顷亩的依据，但不必那么严格，桓宽这句话，不能理解得太拘泥，否则许多实际事实都讲不通。其他苟悦《汉纪》等，也有类似的说法，根据于三十税一的标准作为论证，不足以表明田相的实际情况。

汉代的赋，主要包括四项内容：第一是算赋、口钱，算赋从汉高祖开始，口钱从汉武帝开始，都是按丁口出钱，而以前者为主。第二是资赋(亦作赀、訾)，从汉武帝开始，这是按户资出钱的，税率在王莽时为三十税一。第三是临时增收的杂赋，如“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或者“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或者郡县临时调发、地方官私自赋敛等，这些赋按户按丁，不很一致。第四是由力役转变而来的，如践更过更的更赋，在后汉已成为徭役以外的赋，并失去原来的徭役的意义，也已不成为代役钱的性质，而为赋的一项内容固定下来，这是按丁征收的。
按户资征赋，较接近于户租，惟按丁征赋，虽以户为征收单位，却不以田地、资财为标准，而系“有身则有赋”。这种基于丁与户的赋，在汉代租赋两项总额中，占了不小的比重。按《史记》所云：“户率二百”的平均数计算，租与赋约为l：1，后来资赋增加进去，更卒又变为更赋，比例就会大大改变，贾捐之说，文帝时“民赋四十”，武帝时“民赋数百”①，假定“数百”是300～500之间，那么，租与赋可以是1：2．5～1：4。又按汉代丁口最盛时期，几达六千万口、千二百万户，户以二丁计，每丁三百文，就有七十万万以上。至于垦田最盛时期，约为八万万亩，每亩收粟四升，共约三千万石，折合每石八十文，为钱二十多万万文②；如以户计，每户粟四石，为钱也不及四十万万。在总收入上，赋逐渐居于更重要的地位，其中按丁征赋也占着不小的比重，竭泽而渔的财政，往往反映在按丁征赋上面，从汉代租赋的演变即可概见。
按丁征赋，一向具有汉代财政的一定地位，在前汉更为重要，对于丁口清查，自来也就极为重视。汉代对于丁口，一般规定为每年清查一次，所谓“八月案比”、“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八月算人”等，颇似后来的“貌阅”③，地方官亲自核对，这比于用于出租的“自实田”、“以实自占”，执行方式上的宽严，是有着很大不同的。
不独征收比例，赋比租增加得多，征收方式赋比租严，而且租征实物，赋征货币，从当时封建经济发展阶段来讲，赋的负担更加沉重，无论征自地主或农民，都是转嫁或直接落在农民身上，农民为了交赋或向地主交纳地租，还得以谷帛换钱，其中又受一层中间剥削，这对农民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赋的一部分基于户，另一部分基于丁，基于丁的部分又必然归总到户，逐渐形成为户的“差品”，乃赋税制中“九品混通”的最早渊源。
户等最先发生在资赋的征收方面，“差品”主要就资产等第而言，《后汉书》卷六三《郑弘列传》注引《续汉志》：

　　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主知人善恶，为役先后，知人贫富，为赋多少，平其
差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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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六四下《贾捐之传》。
②《后汉书》卷二九《郡国志》。后汉粟价较高，这是估计数，不很确切。
③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五，“关于算赋的小研究”，页130。友人姚公鶱先生谈及，由汉的按比、南朝的土断、检括、北魏的校比、隋唐的团貌，都可以看到地主国家所注意的是丁、户，不是地、资，确乎如此。

又《后汉书》卷六九《刘平列传》：

拜全椒长，政有恩惠，百姓怀感，人或增赀就赋，或减年从役。

两条材料，都证明赋有“差品”基于户资来确定的①。
征租也有极大灵活性，地有阔狭，田有高下，而大家、小家以及贫家由于社会地位的不同，不可能完全按亩按率征租②，事实上也会产生“差品”，而与赋的“差品”统一起来。
按“差品”征租赋，其主要趋向乃系租赋更多地落在农民身上。袁绍统治下，“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③，而后汉明帝时，早已是“郡县每因征发，轻为奸利，诡责羸弱，先急下贫”④。因此，平其差品，应该是以户资为准绳，而在封建制度下的助富劫贫，往往变成为割剥贫弱的一个途径。我们研究赋税制度时，不独要追溯“九品混通”究竟萌芽于何时，更重要的乃是弄清楚九品混通所产生的后果及其剥削压迫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