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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熙宗心理变态原因初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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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熙宗在位末期,“屡杀宗室”,[1]“屡杀大臣”,[2]“迭兴大狱”,[3]皇统九年仅一个月之内,就“杀皇后裴满氏”、“德妃乌古论氏及夹古氏、张氏”与妃裴满氏等一后四妃,[4]显得异常残酷。可是就在三年前的皇统六年,熙宗曾“如春水。帝从禽,导骑误入大泽中,帝马陷,因步出,亦不罪导者”,[5]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品格。由此来看,金熙宗晚年嗜杀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虐政”,[6]当是出现了心理变态,《金史》卷132《逆臣传》称“熙宗晚年喜怒不常”,也是心理变态的反映。对于造成金熙宗心理变态的原因,《金史》也有分析,如卷63《熙宗悼平皇后传》:“济安薨后,数年继嗣不立,后颇掣制熙宗。熙宗内不能平,因无聊,纵酒酗怒,手刃杀人”;卷132《秉德传》:“悼后干政,而继嗣未立,帝无聊不平”。认为造成熙宗心理变态的原因是长期的心理压抑是对的,但是把心理压抑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悼后干政与无子却失之片面。本文试分析造成熙宗心理压抑的多重原因,以期对熙宗末年的心理变态有较深入的认识。
一、远大的政治理想与缺乏实权的现实
熙宗年轻时“尝受读于韩昉”,[7]接受的是正统儒学教育。作为熙宗养父的宗干,在太宗朝是重要辅政者,太宗朝所进行的汉化改革多出于宗干的谋划。[8]熙宗生父宗峻“在诸子中最嫡”,[9]被留于金的宋人洪皓在谈到金初皇位继承之争时提到当时女真大贵族宗翰等人“以今主为嫡”,[10]也都承认熙宗的嫡长孙身份。作为自幼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曾“中进士第一”[11]的韩昉,自然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出于以上两方面原因,韩昉虽然不能预见到熙宗会成为未来的君主,但他必然会意识到,以熙宗的出身及家庭背景,他将会成为金朝政坛中很有影响的人物,所以,他对熙宗的教育内容自然会包括儒家政治思想的教育。而且,据《金史》卷4《熙宗本纪》,熙宗生于天辅三年(1119),至天会十年(1132)就已被确立为储君,当时只有十三岁。虽然我们无法考知熙宗“受读于韩昉”的年龄段,但从史书评价熙宗“宛然一汉家少年子”[12]来看,其汉化程度相当深,仅仅于十三岁以前接受过儒家的教育显然不足以达到如此程度,也就是说,在被立为储君之后,熙宗仍有一段时间“受读于韩昉”,在这一时期的教育中,韩昉是在培养未来的君主,当然要用儒家的政治理想来教育熙宗了。
《金史》卷79《宇文虚中传》:“朝廷方议礼制度,颇爱虚中有才艺,加以官爵,虚中即受之,与韩昉辈俱掌词命”,曾出使金朝的王绘在《绍兴甲寅通和录》中引用金朝人李聿兴的说法:“自古享国之盛,无如唐室,本朝目今制度,并依唐制,衣服官制之类,皆是宇文相公(宇文虚中)共蔡太学(蔡靖)并本朝十数人相与评议”,[13]显然韩昉是作为金朝汉官制奠基人的“十数人”之一,而且与宇文虚中一样,是其中的核心人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李聿兴谈话的时间是绍兴甲寅年(1134),韩昉参与制定金朝的典章制度当在此前。熙宗于1132年已被立为储君,且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仍师从韩昉,可见,韩昉培养熙宗的后期,也正是他积极投身于金初的汉官制改革的时期,他本人的政治实践不可能与其教育内容背道而驰。所以,韩昉在天会年间对熙宗的教育内容与韩昉当时的从政思想相同,都出自对盛唐的借鉴与学习。
熙宗生父宗峻死于天会二年(1124),[14]按中国人计年龄用虚岁的算法,熙宗才六岁,而韩昉“五岁丧父”,[15]韩昉与熙宗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师生间当更容易产生共鸣。熙宗即位的第三年即“命韩昉、耶律绍文等编修国史”,[16]皇统元年,韩昉自济南尹升任参知政事,成为执政官,可见熙宗对自己老师的重视,也反映出熙宗的政治理想受韩昉影响之深。《金史》卷4《熙宗本纪》记载着天眷二年六月熙宗与韩昉的一段对话。熙宗称“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韩昉对曰:“皆由太宗温颜访问,房、杜辈竭忠尽诚。其书虽简,足以为法。”熙宗说:“太宗固一代贤君,明皇何如?”韩昉说:“唐自太宗以来,惟明皇、宪宗可数。明皇所谓有始而无终者。初以艰危得位,用姚崇、宋璟,惟正是行,故能成开元之治。末年怠于万机,委政李林甫,奸谀是用,以致天宝之乱。苟能慎终如始,则贞观之风不难追矣。”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韩昉比迹盛唐的政治理想在对熙宗教育内容中的体现,更重要的是,韩昉灌输给熙宗作为君主应该“惟正是行”,对臣下“温颜访问”,并能“慎终如始”,这无疑是儒家政治理想中作为明君圣主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从熙宗的问话中可以看出,他虽然觉得唐太宗是可望不可及的,但他希望自己能比得上唐玄宗。在韩昉的培养下,熙宗有着成为儒家学说中所标榜的治世明君的愿望。当左丞相宗贤劝熙宗“州县长吏当并用本国人”时,熙宗说:“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17]也可以看出熙宗政治抱负的远大。
天会十三年正月,虚岁十七但立志成为治世明君的熙宗登基,可是他面临的现实却使他根本没有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熙宗之得立为储君很大程度上是出自宗翰的建议,而宗翰的出发点却是熙宗“幼小易制”,[18]拥立他以排挤太宗之子宗磐,以期达到自己专权的目的。熙宗即位之初,朝政很大程度上受宗翰、宗磐左右,两年半以后,即天会十五年六月,虽处死了宗翰死党高庆裔、刘思,夺宗翰之权,使宗翰郁闷而死,但宗磐的势力却相对增强,熙宗的权力并未增加。又过了两年,至天眷二年七月杀宗磐,从此开始了宗干掌权的时期。宗干是熙宗养父,对他的专权熙宗更加连不满也无法表示。又过了近两年,宗干病逝,朝政为宗弼所控制。《金史》卷63《熙宗悼平皇后传》中说:“熙宗在位,宗翰、宗干、宗弼相继秉政,帝临朝端默”,是对熙宗时朝政的真实反映。处处受权臣掣肘,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长期的忍耐与期待最后得到的却是完全的绝望,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无疑是造成熙宗心理压抑的原因之一。就在宗干去世的前三个月,熙宗还“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19]熙宗昼夜苦读的书只是两类,一是政治伦理(《论语》)与政府文诰(《尚书》),另一类是时间上与金朝接近的历史。如果我们联系到北宋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名言,可见熙宗是在为自己亲政作准备。但是,宗干去世后,熙宗并没有如同他预料的那样,获得他期盼已久的亲政,而是受宗弼制约,这对熙宗心理上形成沉重打击,熙宗开始酗酒。《金史》卷4《熙宗本纪》于皇统二年五月下记载:“上自去年荒于酒,与近臣饮,或继以夜。宰相入谏,辄饮以酒,曰:‘知卿等意,今既饮矣,明日当戒。’因复饮”[20],与夜以继日苦读的熙宗判若两人,显见宗干去世之后熙宗所受的刺激。满怀理想变成借酒浇愁,无权的现实使熙宗无法实现其政治抱负,这使熙宗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心理压抑状态。
二、派系斗争对亲情的冲击
六岁失父的熙宗深知亲情的可贵。韩昉“五岁丧父,哭泣能尽哀”,[21]显然也是重亲情的人,加之重亲情也是儒家学说的特点之一,所以这当是韩昉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与教育共同造就了熙宗重亲情的性格特征。
《金史》卷70《思敬传》:“熙宗捕鱼混同江,纲索绝,曹国王宗敏乘醉,鞭马入江,手引系纲大绳,沈于水中。熙宗呼左右救之,仓卒莫有应者,思敬跃入水,引宗敏出。熙宗称叹,赏赉甚厚”。宗敏是太祖之子,熙宗的亲叔叔。宗敏“沈于水中”的事件发生得突然,在大家都未反应过来以前,熙宗竟已不顾皇帝的身份,亲自呼救,并对救出宗敏的完颜思敬“赏赉甚厚”,都可见熙宗对叔叔的关切之情。宗磐作为太宗之子,于熙宗为堂叔,在宗磐以谋反罪被处死以后,“皇后生日,宰相诸王妃主命妇入贺,熙宗命去乐,曰:‘宗磐等皆近属,辄构逆谋,情不能乐也。’以黄金合及两银鼎献明德宫太皇太后”,[22]明德宫太皇太后即太宗后唐括氏,也就是宗磐之母,所以《金史》卷76《太宗诸子传》“赞”才说熙宗“杀宗磐而存恤其母后”,由此事件也可以看出熙宗对亲情的重视。皇统二年,熙宗“定制,皇兄弟及子封一字王者为亲王,给二品俸,余宗室封一字王者以三品俸给之”,[23]确立了金朝优遇皇室的政策。所以,《金史》卷76《宗磐传》说“熙宗优礼宗室”,当是正确的评价。熙宗对宗室的优容甚至已危及皇权的巩固,当时朝臣多已注意到这一点。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海陵。“海陵在熙宗时,见太宗诸子势强,而宗磐尤跋扈,与鹘懒相继皆以逆诛,心忌之。熙宗厚于宗室,礼遇不衰。海陵尝与秉德、唐括辩私议,主上不宜宠遇太宗诸子太甚。”[24]有鉴于此,可以想见,金熙宗面对金初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宗室亲属的互相仇杀时,就不能不因有违其重亲情的性格而痛苦,进而形成心理压抑。
熙宗初年朝中大臣大体上分成保守与改革两派。政治上比较保守的一派又分为三个小集团,其首要人物一是宗翰、完颜希尹,一是宗磐、宗隽、完颜晕,一是挞懒、鹘懒,他们彼此之间争权夺利、矛盾重重,共同的特点是都反对以宗干、宗弼为首的提倡实行汉化改革的一派。[25]保守派在政治斗争中失败,除宗翰忧愤而死外,上述其它人都是由熙宗下诏,以谋反的罪名处死的。宗磐、鹘懒都是熙宗堂叔,宗隽是熙宗亲叔,完颜晕、挞懒都是熙宗叔祖。熙宗很清楚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谋反者,而只是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一方,一次又一次,重亲情的熙宗不得不批准处死亲族的诏书,这在熙宗的心里上投下浓重的阴影,以至形成心理压抑。前引《宗磐传》载,在皇后的生日里,熙宗还想起了被杀的宗磐,因而想到宗磐之母唐括氏,并送去礼物以示安慰,可见此事一直萦绕在熙宗心头。但熙宗本人是支持汉化改革的,虽然杀这些亲王使他从感情上接受不了,但从理智上他也认为这么做是对的。就在送金盒、银鼎给宗磐的母亲以示安慰的同时,熙宗“并以金合、银鼎赐宗干、希尹”,宗干、希尹恰是处死宗磐的主谋者,同样的赐物在相同的时间赐予,正是熙宗心理矛盾的反映。熙宗从理智上认同于宗干、希尹的作法,可从感情上却倾向于同情唐括氏与宗磐,理智与感情的对立不可避免地造成熙宗心理上的压抑。
熙宗六岁就失去了父亲,宗干依女真人收继婚的惯例娶熙宗生母,成为熙宗的养父。宗干为熙宗聘韩昉为师,给自己的儿子完颜亮与完颜充聘请的是张用直,[26]在当时,韩昉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政界,名声地位都高于张用直,[27]这表明宗干作为养父,对熙宗的疼爱甚至超过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对此熙宗也十分清楚,宗干去世后,太史官奏告当日不宜哭,熙宗说:“朕幼冲时,太师有保傅之力,安得不哭”。宗干生病时,熙宗不仅“亲临问”,而且“及后同往视,后亲与宗干馈食”,“赦罪囚,与宗干禳疾”,在宗干去世后,不止一次地“哭之恸”,“幸其第视殡事”,“及葬,临视之”,而且为宗干“辍朝七日。大臣死辍朝,自宗干始”,[28]以皇帝的身分如此对待一个大臣的病与死,终金朝一代未出现过第二例,足见熙宗对宗干感情之深。可是宗干在辅政期间却极受压抑,为推行汉化改革政策而不得不忍辱求全。宗磐执政时,“尝与宗干争论于上前,即上表求退”,[29]这无疑是对宗干的侮辱,无权的熙宗无力维护自己最敬重的养父,还不得不出面“因为两解”,甚至“宗磐与宗干争辩于熙宗前,宗磐拔刀向宗干”,[30]熙宗也无可奈何。这无疑也造成熙宗心理上的愤闷与压抑。
熙宗重视亲情,所以要“优礼宗室”,可是宗室亲王、他的诸位叔祖与叔伯不仅顽固地反对熙宗的汉化改革政策,还一再侮辱熙宗最敬重的养父宗干。这不仅造成熙宗心理上的压抑,也使熙宗在内心中痛恨宗室亲王们。从理智上对这种痛恨加以压制,就加深了熙宗的心理压抑,当熙宗因心理压抑而变态、精神失常时,这种痛恨就完全表现出来,所以熙宗晚年心理变态的表现之一就是“屡杀宗室”。
三、汉化导致的心理认同危机
《三朝北盟会编》卷166引《金虏节要》称金熙宗“自童稚时金人已寇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其亶之学也,虽不能明经博古,而稍解赋诗翰(墨),雅歌儒服,烹茶焚香,奕棋战象,徒失女真之本态”,在守旧的女真人眼中,熙宗“宛然一汉家少年子也”。显然,在韩昉的教育下,金熙宗广泛学习汉族的语言文字、诗词歌赋、书法服饰,以及斗茶、焚香、围棋、象棋等游艺方式,生活习惯完全汉化了。在宗干家中,其子完颜充“亦学奕、象戏、点茶”[31]、完颜亮“好读书,学弈象戏、点茶,延接儒生”,[32]可以说,汉化已经成为宗干家的门风,在此环境中,熙宗的汉化属于十分正常的现象。
但当熙宗即位以后,从宗干家的汉化小环境中走出来,面对的却是保持着女真旧俗的女真族社会大环境。与宗干同辅政的宗翰曾发布命令:“今随处既归本朝,宜同风俗,亦仰削去头发,短布左衽,敢有违犯,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不得错失”,[33]在汉族聚居地区强制改汉俗为女真俗,“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34]可见保持女真旧俗在当时是很强的社会力量。从小在汉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熙宗对此社会大环境显得格格不入,这不能不使年仅十六七的熙宗形成心理紧张。
不仅如此,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熙宗与女真旧贵族之间还出现了心理认同危机。在熙宗眼里,保持女真旧俗的贵族功臣都是“无知夷狄”,[35]女真旧贵族则将熙宗看成是“汉家少年子”。“宗室大臣目为汉儿,亶亦鄙宗室大臣若异类”,[36]在熙宗与保持旧俗的女真贵族之间,作为同一民族所必需的心理认同感不存在了。熙宗认为保持旧俗的女真人“无知”,即文化上落后,是“夷狄”,即不开化的野蛮人,显然他不能从心理上认同于这种女真人,而且他被看成是“汉家少年子”,已不被守旧的女真人所认同。可是他身上的女真人血统却又使他无法认同于汉族。当时的女真人多不通汉语,“夷人官汉地者,皆置通事”,[37]因女真族是统治民族,汉族遵从女真族风俗的现象比较普遍,“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38]女真人从汉俗的还极其少见,未形成汉化的女真人群体。这就使熙宗的心理认同指向不明,从而造成心理上的压抑。
熙宗于皇统元年“亲祭孔子庙”,说:“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他还对大臣们说:“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39]参之熙宗在位时的种种汉化改革政策,可见熙宗是以中原传统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施政纲领,他的“四海之内,皆朕臣子”的思想,也表明他要作一位汉族知识分子们拥护的正统帝王。熙宗视“宗室大臣若异类”,心理上已把他们看成异族,从这个意义上讲,元老重臣们把他看成“汉儿”也并未冤枉他,因为熙宗在内心深处已不再认同于女真人,而是认同于汉人。但矛盾却在于,熙宗作为最早汉化的女真人之一,不但不可能象后世的女真人一样,能深刻地理解汉文化并融入汉文化之中,甚至他连汉语也不十分精通。皇统九年熙宗“欲下诏罪己,翰林学士张钧视草。钧意欲奉答天戒,当深自贬损,其文有曰:‘惟德弗类,上干天威’及‘顾兹寡昧眇予小子’等语。肄译奏曰:‘弗类是大无道,寡者孤独无亲,昧则于人事弗晓,眇则目无所见,小子婴孩之称,此汉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帝大怒”,[40]因而杀张钧。这一事件表明熙宗不懂汉语中一些传统的修辞方法,因而才误信萧肄的翻译而冤杀张钧。熙宗已无法与女真人产生心理认同,与他向往的汉文化却又存在着不可抹去的隔阂,这是终熙宗一生也未解决的矛盾,在进行汉化改革的熙宗朝廷内,汉文化与女真文化并存,必然时时、处处激活熙宗心理认同方面的矛盾,不断地加重他心理上的压抑感。
熙宗自年轻时起,就喜欢斗茶、焚香、围棋、象棋等汉族传统的游艺方式,但这些游艺方式在当时显然还未象后世一样在女真人中流行,熙宗的这些业余爱好只能与汉族文人切磋。熙宗即位后,依汉族的传统观念,君主与臣下之间自然不便再进行类似的游艺活动,女真人虽然不存在这种观念,但却很少有人懂得这些汉族传统的游戏方法,所以,熙宗业余消谴方式不得不向女真人的传统方式回归。终熙宗一生,始终保持着女真人“春水”的出猎习惯,《金史》卷66《完颜勖传》载熙宗猎于海岛,亲自射获五虎;卷70《思敬传》载熙宗于混同江捕鱼;卷91《石抹荣传》载:“熙宗宴饮,命胙王元与荣角力,荣胜之。连仆力士六七人。熙宗亲饮之酒,赐以金币,迁宿直将军”。一方面,熙宗蔑视女真人的传统,把保持女真人传统的元老重臣们看成是“无知夷狄”,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与这些“无知夷狄”一起用“无知夷狄”的传统方式进行娱乐,这也形成熙宗一生无法解决的矛盾,也必然会加重熙宗的心理压抑。
熙宗虽然精通女真语,可是他的理想、情感都建立在汉文化的基础之上,由于涉及过多的外来语词汇,用女真语显然无法表达清楚。熙宗“稍解赋诗”,能用汉族文人的传统方法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可是从张钧事件我们看出,熙宗在这方面也只是“稍解”,恐怕达不到用来表达内心感受的程度。虽然熙宗懂两种语言,但却没有一种可以表达他内心的苦闷。内心的压抑因无法倾吐,自然会越积越重。内心的痛苦无法用娱乐来驱散,也无法通过向人倾吐而缓解,留给熙宗的选择也只能是借酒浇愁了,酒的这一功能在女真文化与汉文化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所以熙宗晚年好酒,“日与近臣酣饮,或继以夜,莫能谏之”。[41]但酒的特点是,虽然有着使人沉醉暂时地忘记一切的功能,更有破坏人的精神系统的功能,熙宗晚年的纵酒一方面使其心理压抑可以得到暂时的缓解,但另一方面,却侵蚀着熙宗的精神,使其最终发生心理变态,终于完全崩溃了。
四、不再获得安慰的家庭生活
熙宗自幼生活在宗干家中。与其它女真贵族一样,宗干也是多妻的。宗干的正室徒单氏,女真人,次室李氏,乌惹族,次室大氏,渤海族。再其次才是以收继婚的传统形式改嫁宗干的熙宗生母蒲察氏。“徒单无子,次室李氏生长子郑王充,次室大氏生三子,长即海陵庶人也。徒单氏贤,遇下有恩意,大氏事之甚谨,相得欢甚”、徒单氏“养充为己子”,[42]说明徒单氏与李氏、大氏相处得都很好。熙宗遇弑之后,徒单氏曾说:“帝虽失道,人臣岂可至此”,[43]仍表示对熙宗的同情,显然她对熙宗母子也一直不错。但徒单氏“养充为己子”,又“尤爱海陵”,[44]对熙宗母子显然是忽视的。再加上熙宗的生母去世也较早,[45]所以,尽管宗干对熙宗疼爱有加,但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家庭形式中,熙宗恐怕也很难享受到真正的家庭温暖。对于倾向于汉化的熙宗来说,这种家庭结构还带给他一种尴尬,其养父宗干与其生母的结合完全是出于“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46]的女真人接续婚旧俗,而汉族对女真人这种旧俗一直持批判态度。
天眷元年,虚岁二十的熙宗立裴满氏为贵妃,正式组建起帝王的家庭生活。[47]从裴满氏当年即由贵妃进封为皇后,次年又加封其父为太尉、徐国公[48]来看,熙宗与裴满氏婚后感情很好。天眷二年,杀宗磐、宗隽、挞懒、鹘懒、完颜晕等宗室亲王,熙宗受到刺激,自然会向家庭之内寻求安慰,正是在此时期,与裴满氏的家庭生活越来越成为熙宗最主要的安慰,裴满氏也乘机确立起专制后宫的地位。至皇统二年,裴满氏生济安,熙宗“年二十四始有皇子,喜甚”,“五日命名,大赦天下”。[49]洪皓《松漠纪闻》载:“北人重赦,无郊霈。予衔命十五年才两见赦:一为余都姑叛,一为皇子生”,这表明,即使说这是熙宗在位期间最令他快乐的事似乎也不为过。济安才满月熙宗就册立他为太子,不仅反映着熙宗的激动心情,也说明熙宗与裴满氏的恩爱。但济安未满一岁就病死了,这对熙宗造成强烈的刺激。济安病重时,熙宗亲“幸佛寺焚香,流涕哀祷,曲赦五百里内罪囚”,济安死后,熙宗亲至乌只黑水送葬,并“命工塑其像于储庆寺,上与皇后幸寺安置之”,都反映出济安的死对熙宗精神上的沉重打击。熙宗家庭生活的美满时期随着济安的死而结束,熙宗与裴满氏之间感情越来越紧张。
熙宗对裴满氏最大的不满在于她限制熙宗,使他不能随意地接近其它妃子,这一点《金史》中有明确的记载。如卷83《张通古传》:“熙宗自太子济安薨后,继嗣未定,深以为念。裴满后多专制,不得肆意后宫,颇郁郁,因纵酒,往往迷惑妄怒,手刃杀人”,卷63《熙宗悼平皇后传》:“济安薨后,数年继嗣不立,后颇掣制熙宗。熙宗内不能平,因无聊,纵酒酗怒,手刃杀人”。皇统九年杀弟胙王元之后,熙宗依女真人的旧俗收继胙王妃撒卯。《熙宗纪》将熙宗杀裴满后与召撒卯入宫系于同一天,参之卷70《宗贤传》:“胙王常胜死,熙宗纳其妻宫中,顷之,杀悼后及妃数人,将以常胜妻为后”,可见,撒卯入宫在裴满后被杀之前,《熙宗纪》所载不确。熙宗在一个月之内杀一后四妃,目的是要立撒卯为后,所以不仅杀死皇后,还杀死所有地位较高、有资格被封为皇后的妃子。虽然这时熙宗已处于神志不正常之中,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撒卯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所以为立她为后才不惜在一个月之中连杀一后四妃。显然,在此之前,熙宗不仅享受不到家庭生活带来的安慰,甚至都体会不到性生活的乐趣了。
其次,裴满氏干政一事表明,很可能裴满氏还在某种程度上保有女真传统风俗与观念,这也是使提倡汉化的熙宗对她产生不满的原因。据《金史》卷65《乌古出传》:“景祖初立,乌古出酗酒,屡悖威顺皇后。后曰:‘巫言验矣,悖乱之人终不可留’。遂与景祖谋而杀之。部人怒曰:‘此子性如此,在国俗当主父母之业,奈何杀之?’欲杀景祖。后乃匿景祖,出谓众曰:‘为子而悖其母,率是而行,将焉用之?吾割爱而杀之,乌古乃不知也,汝辈宁杀我乎?’众乃罢去”。从此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依女真人旧俗,妇女干政原是正常现象,裴满后的干政似乎有其历史渊源。《三朝北盟会编》卷166引《金虏节要》称阿骨打“与臣下杂坐于炕,伪妃后躬侍饮食”,说明在女真旧俗中,后妃与臣下之间也不是绝对不可以见面的,参之前引威顺皇后之事,说明皇后与臣下或族人有接触是正常现象。皇统九年“熙宗使小底大兴国赐亮生日,悼后亦附赐礼物”,完颜亮小熙宗三岁,与熙宗为异父异母兄弟,可算是裴满后的小叔子。给小叔子送生日贺礼,这从女真传统来看本是非常正常的事,但从汉族传统来看却非同一般。熙宗为此大怒,“杖兴国百,追其赐物”,[50]显然他与裴满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丧子以及与裴满后感情破裂,使熙宗的家庭生活变得毫无乐趣可言,熙宗也就失去了最后的安慰,这极大地加重了熙宗长期以来的心理压抑。
熙宗与裴满后最初失和是在什么时候《金史》没有记载。但卷80《熙宗二子传》载贤妃所生的道济在皇统三年被熙宗任命为中京留守,加封魏王,并命直学士阿懒与张玄素辅导他。洪皓《松漠纪闻》载皇统三年所颁行的法律中有很奇怪的一条,“殴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由此推断,熙宗与裴满后失和当在皇统三年。皇统元年宗干去世以后熙宗已开始酗酒,表现出抑郁造成的颓废,此后家庭生活中也失去了安慰,这显然加速了熙宗的精神崩溃。
五、宇文虚中之死形成强烈刺激
对熙宗形成强烈刺激致使其精神失常的事件当是皇统六年宇文虚中之死。
宇文虚中早在天会中就“与韩昉辈俱掌词命”,与金熙宗的老师交往甚密。宗干去世后,其子完颜充曾求宇文虚中代作墓志铭,[51]可见宇文虚中与熙宗的养父宗干一家关系也相当密切。在宗干、熙宗推行的汉制改革中,宇文虚中积极出谋划策。皇统四年,宇文虚中升任翰林学士承旨,加特进,官至一品,显然很受熙宗的赏识。宇文虚中还有一点最能引起熙宗的共鸣,“凡见女真人辄以矿卤目之”。[52]这与熙宗视宗室大臣为“无知夷狄”、“鄙宗室大臣若异类”如出一辙。也正是因此,“贵人达官往往积不能平”,[53]以谋反的罪名处死宇文虚中。结合宇文虚中与熙宗的关系来看,真正欲置宇文虚中于死地的人不会是熙宗。
就在宇文虚中被杀的前两个月,太宗之子宗固升任太保、右丞相兼中书令,成为朝中实权人物。宗固是宗磐的亲兄弟,在挞懒等人被以谋反的罪名处死之后,宗固虽然未牵涉在谋反案内,但还是有人提出应该取消他王族的身份,[54]由此看来,他虽不是宗磐或挞懒的小集团的核心成员,但也与他们持相同政见,即属于反对汉化改革者。宗固升任右丞相兼中书令,表明保守派在朝中势力的相对上升。针对迫害他的人将其藏书作为谋反证据的荒唐说法,宇文虚中反讥道:“死自吾分。至于图籍,南来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谈图书尤多于我家,岂亦反耶”,“有司承顺风旨并杀士谈”,[55]竟然因为汉文藏书而杀人,显然这不是普通的个人恩怨问题,而是对以汉文藏书为代表的汉文化持何态度的问题。应该说,宇文虚中是死于反对汉化改革的保守派之手。
熙宗未能保护宇文虚中,此事必定对熙宗形成极大的刺激。熙宗精神失常的最早记录在皇统七年四月,即宇文虚中死后十个月。“左副点检蒲察阿虎特子尚主,进礼物,赐宴便殿。熙宗被酒,酌酒赐元,元不能饮,上怒,仗剑逼之,元逃去。命左丞宗宪召元,宗宪与元俱去,上益怒,是时户部尚书宗礼在侧,使之跪,手杀之”。[56]同年十二月,“参知政事韩昉罢”,[57]熙宗尊敬的老师也不在朝中了,此后,在长期心理压抑下,熙宗最终形成心理变态,时常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熙宗晚年的许多事都发生在其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是不能以常理来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