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一)

详细内容

内容提要：环境史把人与自然结合起来进行总体的动态的考察，自然环境被视为积极参与历史活剧演出的能动因素。这种思想对史学的发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用环境史的视野（即现代生态理念）观察经济史，可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自然对经济活动的“参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应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和消费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等等——加深或刷新我们的认识，使之成为经济史学科新的生长点。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辩证的分析。环境史研究可以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理论支持和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也可以从环境史的学术实践中获得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环境史经济史现代生态理念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一、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

——环境史兴起的意义

环境史的兴起是当前史学领域引人注目、意义深远的大事。近代以来，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在导致人类社会经济突飞猛进的同时，也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人们已经深切地感受到生态环境的恶化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现实的威胁，环境保护运动因而风起云涌，环境史学科亦应运而生。至二十世纪末，在西方，环境史已经颇成气候，成为继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之后西方历史编纂学的第四大类型；在中国，与环境有关的历史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环境史的兴起，不但开辟了史学的新领域，而且给史学带来了新思维。
我们知道，近代自培根以来，主客对立、征服自然的观念长期支配着西方的思想文化界，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人们在这种氛围中研究历史，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人类社会从自然中抽离出来，不论政治史、经济史或社会史，都往往脱离自然的因素来讲述人事；也有论及自然环境的，一般只是把它作为历史发展的背景或外部条件来对待。环境史打破了这种传统。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环境史的定义虽有不同的表述，但基本上都认定环境史是研究人与自然间关系的，是研究人与自然间互动的。环境史以现代生态学为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现代生态学不但把自然界看成是生态系统，而且把世界看成是“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第一，环境史把人与自然结合起来进行总体的动态的考察。人和自然被汇入同一历史长河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历史研究中一度被人为地从自然中抽离出来的人类社会，被重新放回大自然当中，放回它事实上不可须臾或离的地球生物圈当中。
第二，自然环境对人类历史的作用受到空前的重视。在环境史那里，自然环境并非消极被动的因素，并非单纯的历史发展的背景、舞台或者道具，而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因素，是参与历史活剧演出的演员。
以上两点，不妨用“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去概括它。我认为这是环境史学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其意义已经超越了环境史自身。在这样一个高度明确地从人与自然、社会与环境的统一和互动去考察历史，在人类认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对纠正某些长期流行观点的偏颇，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用这种理念研究历史，会产生许多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和结论。[1]
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性，以研究人与自然互动的环境史不能不借鉴多种学科的方法和成果，实行跨学科的研究。以前，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基本上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范围内进行，它的口号是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现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成为基本的治史方法，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总之，环境史为我们展示了新问题、新领域、新思维、新方法，使史学的发展获得新的契机、新的生长点。
人和自然的互动，首先和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中，然后扩展到其他领域。环境史学者十分重视经济生活层面的研究。美国著名的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认为环境史要着重研究自然生态、社会经济（包括工具、生产、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权力的配置和布局等）和生态意识这三个层面；又指出环境史研究的第二个层面——以生产技术为中心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亟待加强。这一观点在环境史学界获得普遍的认同。
那么，用环境史的视野观察经济史，可以获得什么启发,可以刷新或深化哪些认识呢？
用环境史视野考察经济史，主要是指用现代生态理念[2]考察经济史。环境史本身就是现代生态理念运用于史学研究的产物。而现代生态理念则是现代全球性生态危机催生的生态觉醒和生态革命的产物。所以问题的实质是经济史学科如何应对这一伟大的生态觉醒和生态革命，如何站在时代认识的制高点来推动学科的发展。




[1]环境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新视角？目前，国内外史学界说法不一。根据上述认识，我倾向于对环境史作宽狭二义的界定。狭义的或严格意义的环境史，是否可以界定为：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研究生态环境、相关社会关系的变迁，以及国家和不同人群政策、观念的相应变化。我的想法是，不要试图把环境史变成一个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的箩筐。根据这一界定，大致可以把环境史和一般的自然史和一般的社会史明确区分开来，但仍然会有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历史地理学和环境史研究领域的划分，就需要进一步斟酌。另一方面，由于环境史又包含了一种新的历史观，人们以现代生态理念（或曰环境史的视野）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研究自然史或社会史的，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环境史，但它们是环境史的“友军”。我们是否可以把它们视为宽义的生态环境史。这类似于“统一战线”。环境史学科的发展，目前很需要这种“统一战线”。
[2]环境史是以现代生态学作为理论基础的，或称生态史。我这里所说的“现代生态理念”，是指从现代生态学中提炼出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自然对经济活动的“参与”

——一个能动的有机的自然

经济的中心环节是生产。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生产或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生产力要素包括人（劳动者）和物两个方面。物的要素，不论是劳动资料（包括生产工具和劳动条件），或是劳动对象，都是天然的或经过劳动加工的自然物质。马克思把自然界称为“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2]，“劳动的第一个客观条件”[3]。从这个角度看，自然环境并非外在于人类的经济活动，而是作为基本的实质性的物质要素包括在生产力和劳动过程之中，从而直接参与人类的经济活动[4]。
对于这个问题，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考察。按照现代的生态理念，人类是地球生物圈的一个成员，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在生物圈的生态系统中进行的，人类的经济系统是生物圈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经济系统是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因此，自然不光是以其某些部分作为物质要素参与经济活动，而是整体地与人类协同完成其经济活动。
这种情况在农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作为农业生产对象的动植物是在大自然当中按照大自然的节律生长和繁衍的。马克思说：农业“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5]也就是说，农业生产是自然的活动和人的活动交织在一起共同完成的过程。对此，中国古代人民也有深刻的认识。如《吕氏春秋·审时》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是作为中国传统农学指导思想的“三才”理论的经典表述。在这里，“天”主要指气候，“地”指土壤、地形等，“天”和“地”共同构成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人”是农业主体，“稼”是作为农业对象的生物体。这就是把农业视为由相互依存的天、地、人、稼组成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农业生产建立在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之上，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是统一的。农业生物的生长、发育、成熟离不开自然环境的“天”和“地”，尤其要与气候季节变化节律保持一致。中国传统农业强调“不违农时”、“以时禁发”、“因地制宜”、“因物制宜”，等等，其意义正是保证农业生物自然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对于农业生物的自然再生产，人们不能“越俎代庖”，只能在它的基础上加以利用，把它引导到满足人类需要的方向来，即所谓“顺时宣气，阜蕃庶物”（《汉书·货殖传》语）。可见，农业生产是在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上由“天、地、人”协同完成的，即所谓“天人相参”。
农业生产以外的经济活动，如工业生产，离自然似乎比较远。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传统农业中，人的劳动只不过是自然过程的助手，而机器大工业则使自然力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生产过程，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但工业等经济活动是以提供食物的农业为基础的，工业的原料直接或间接来自自然，工业生产过程也不能脱离自然再生产。马克思说：“对于计算资本周转来说，这样的自然尺度是年，因为年是最重要的生活资料和农产品，即整个生产的物质基础的自然再生产时间，至少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祖国是如此。”[6]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把自然再生产看作整个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而且，自然再生产不能仅仅理解为农业生物的生长和繁衍。“生产过程本身也会使劳动过程从而使劳动时间发生中断，在这个间歇期间，劳动对象听任物理过程对它发生作用，而没有人类劳动参加进去。在这种场合，虽然劳动过程从而生产资料作为劳动资料的职能中断了，但生产过程从而生产资料的职能却继续下去。例如，播在地里的谷种，藏在窖中发酵的葡萄酒，许多制造厂（例如制革厂）中听任化学过程发生作用的劳动材料，就是这样。”[7]也就是说，在包括工业在内的生产活动中，劳动过程可以中断，但自然再生产过程则不会中断。
在自然界中，各种生物之间、生物和环境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气候、土壤等环境要素也处于不断变化和不断更新之中——整个自然界是相互依存、变动不居和生生不息的。因此，不妨把自然再生产的概念扩大为环境再生产的概念。不但人类每一项具体生产活动都或明或暗地包含着自然再生产，而且整个人类经济活动都建立在环境再生产基础之上，是在自然和人类的协同作用下进行的。
这里牵涉到对自然的认识问题——自然究竟是能动的有机体，还是被动的任人摆布机械体？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古代中国，“有机统一的自然观”（李约瑟语）发展得相当成熟，其典型表现就是“三才”理论。在“三才”理论中，气候的季节推移和异常变化是用阴阳二气的消长来解释的（“天时”论），土壤则被看成是有血脉的、与气候的季节变化相呼应的活的机体（“土脉”论）。天上、地下、人间的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呼应的不断变化着的整体。在古代西方，也有将自然、尤其是地球视作养育众生的母亲的有机自然论。但在基督教教义中已包含了“征服自然”的思想，16、17世纪以后，“有机论”自然观又被“机械论”自然观所取代。这种机械论自然观“把自然看做死的，把质料看做被动的，所以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微妙地认可了对自然及其资源的掠夺、开发和操纵”[8]。近代西方这种人与自然对立的机械自然观[9]也传到了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对现代中国人的自然观发生了影响的还有斯大林的理论。斯大林正确地批评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但批评中也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机械论。因为他说的地理环境基本上是外在于人类社会的，忽视了自然因素内在地参与人类的生产活动的事实；同时又强调地理环境相对于人类社会“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10]，从而大大低估了自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作用[11]。
自然环境处于的经常的变动之中。一类变动是自然界自身运动所发生的，其中有“常变”，有“异变”（如异常气候），有渐变，有突变（如地震、火山爆发）；无论哪种变化，都能动地作用于人类社会。人类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相当程度上是适应自然界的常变和渐变形成的。这种秩序又往往被自然界的异变和突变打乱，使人类社会遭受或大或小的损害，就是所谓自然灾害。严重的自然灾害虽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方向，但可以导致一个地区经济的衰落和一种文明的毁灭；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尤其如此。自然环境除了自身的变化以外，人类的活动也会引起它的变化；后者的强度和速度，在某些方面甚至大大超过前者。在这里，自然环境似乎是被动的，事实上它却不声不响地以一只无形的手——自然规律——牵制着人类：当人类的活动遵循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是温顺的，善解人意的；而当人类的活动违反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就会变得暴烈，无情地给人类予惩罚。
总之，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历史并非外在的和被动的，它作为内在的能动的因素经常作用于人类历史，参与人类历史尤其是经济历史的创造和演出。我们应该告别形形色色的机械论自然观，用现代生态的理念指导经济活动和经济史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回复到中国古代“天人相参”的理念上来。因为两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1]《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
[2]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下同），第298页。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7页。
[4]宁可《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宁可史学论集》。该文指出：“人类历史创造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或者说，通过对自然物质的调整、控制和改造，以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地理环境不单是人类历史活动的沉默背景和消极的旁观者，它本身就是人类历史创造活动的参与者，是这种活动的对象和材料。”
[5]《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9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79页。
[7]《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39页。
[8]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4页。
[9]不少人用“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概括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点，其实是不大确切的。自从人类从自然界产生出来，人和自然作为主体和客体相互对待就是既成事实。西方机械论自然观的问题不在于承认主体和客体的区分，而在于把人和自然割裂和对立起来。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论包括十分庞杂的内容和形式，难以概括“有机统一的自然观”，以荀子为代表的在“天人相分”基础上的“天人相参”，反而更能体现这种自然观的精神实质（参阅拙文《“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不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想流派，一般是比较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的。无论东方或西方的自然观，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很难“一言以蔽之”。如果一定要用简单的几个字来概括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点，不如采用“天人参合”和“主客对立”，虽然这也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说的。
[10]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说：“地理环境的稍微重大一些的变化都需要几百万年，而人们的社会制度的变化，甚至是极其重大的变化，只需要几百年或一两千年也就够了。”“由此应该得出结论：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因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
[11]对斯大林地理环境理论的批评，可参阅宁可《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