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价值建设的思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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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体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及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道德价值部分，也是这个体系的基础。本文列举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价值建设在社会观念层面所遇到的挑战，分析了其成因，提出了解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社会主义道德价值 思想道德建设 社会主义荣辱观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体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及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道德价值部分，也是这个体系的基础。本文试就当前如何切实加强其建设谈一点粗略的看法。
　　
　　一、认清形势，正视挑战
　　
　　两年多前胡锦涛总书记对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科学概括和郑重倡导，全面启动了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价值建设的伟大工程，有力地推动了新形势下我国思想道德建设实践的发展。尤其是在今年全国军民支援四川人民抗击特大地震灾害的斗争和举国一致支持北京办好第29届奥运中，中华民族的仁爱美德和爱国主义传统得以空前地发扬光大。但显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道德价值体系已被普遍地“认同”了。特别须要正视的是，当下还有一些与之直接抵牾的错误观念和态度，尚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或明或暗地流行着，对前者形成严重的挑战。举其大者有：
　　“道德虚伪论”。这种论调古已有之，是出于对统治阶级中大量存在言善行恶现象的厌恶而引起的矫枉过正。它作为一种对道德规范和道德价值的总看法，则完全否定了它们的实际效用和意义，必将导致彻底放弃和取消其建设。而在今年四川抗震救灾期间发生的“范跑跑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它逆潮流式的顽强表现。身为教师的范某不仅在地震发生时不顾学生而自行先跑，而且事后大写博文自曝其行为并为之辩解，公然说临危自顾甚至“六亲不顾”与舍己救人都同样是一种无关美德的“选择”，还自诩为敢于挑战传统道德的“思想烈士”。但就有些网民表示对其“本能反应”式行为的理解，或者认为他可以这样做这样想，只是不该说出来而已。接着在国内某电视台组织的一次现场直播辩论会中，自任“反方”的范某居然匪夷所思地占了上风。而其支持者们所持的一个基本理由是“宁要真小人，不要伪君子”。考虑到人们在事前事后都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反对范某行为的“正方”郭某是“伪君子”，而他只不过在辩论中犯了架势居高临下和言辞过于愤激的技术性错误，可知此“理由”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当今相当一部分人对道德特别是终极性道德价值的怀疑和“不买账”。总之此次事件集中透露了“道德虚伪论”在时下中国社会意识中继续存在且较有市场的真实信息，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重法轻德”观念。持此观念者虽不根本否认道德和道德价值的必要和作用，但认为其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们力既微，质且软，在治国效能上远不如刚性的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法律法规，在法律底线尚且难保不被践踏的情况下，道德底线更禁不住人们的随意退越。所以当今只要能着重抓好法制建设就行了，道德建设不必太在意。这是存在于一部分干部群众中的真实思想。因此，虽然对于党中央早已提出的法治与德治并重的治国方略无人公开表示异议，但在一些地区和单位，抓法制建设一手硬（相对而言），抓道德建设一手软的情况普遍存在，这就是彼伏此起的行业、部门不正之风多半总要闹到民怨沸腾、媒体曝光、上级批示然后才可能在外部压力下着手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道德实用主义”。这就是对道德规范和道德价值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也即要求别人对自己讲道德，而自己为人处事则不愿意接受道德的约束；或者估计其结果不会损害自己实际利益时可以讲道德，但不准备为了“虚名”而放弃实惠；或者在大势已成无所选择时可以加入讲道德行列，但不准备无条件地躬行“从我做起”而充当“傻冒”，如此等等。总之是“对人不对已，对已须有利”。这可以说是现实社会中相当多的自然人和法人实际奉行的“道德真经”。是故谴责别人不讲职业道德致使自己受害的人，未必不在心安理得地做着有违职业道德的事；凡拥有某种“资源”、“门道”的机关单位，鲜有不上下一心地支持领导班子利用部门化的公共权力和通过请客送礼的“公关活动”，来为本集团成员谋取特殊利益。而当获悉某风属于不正，将要明令制止时，抢挤“末班车”往往会成为一般人的“正常反应”。
　　不以当荣者为荣，不以当耻者为耻。这是一种对社会主义荣辱观所昭示的基本道德价值口是心非、另搞一套的不良态度。其表现可谓所在皆有，无日无之。例如，没有人否认要热爱祖国，服务人民，但蓄意害国坑民，梦想捞一把后逃到国外享乐的贪官和奸商前腐后继，层出不穷。没有人否认要坚持诚实守信，反对见利忘义，但数字掺水的官场顽疾久治不愈，虚假不实广告比比皆是，谋财害命的“问题奶粉”一类事件一再发生，明知有害于消费者健康却仍在生产的问题食品正不知有多少。没有人公开反对要“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但全国每年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和官员出国“考察”费都各达几千个亿，使中国成了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包养情妇已成为国内贪官们的普遍嗜好（据某市纪检书记统计，在该市落马贪官中占95％），而在沿海地区的富商阶层中，包“二奶”的竞赛正在升级，炫富烧钱的“豪举”时有所闻。至于来自“全民皆赌”的中国大陆的赌客们长期充当着周边国家和地区博彩业的主顾，这也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凡此种种，反映出在一部分社会成员中存在着荣辱观倒错和荣辱感淡薄以至泯灭的危险倾向，表明了道德价值建设工程的艰巨性。
　　
　　二、探究成因，抓住症结
　　
　　当前一部分社会成员在道德价值观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成因是相当复杂的。但从环境因素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转型过程的必有反映。在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持续推动下，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次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这次转型的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现代化取向，业已引领中国社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实现了飞速的发展。但社会转型也容易引起人们头脑中价值观念的混乱和社会核心价值的迷失，一部分社会成员难免要发生道德价值转换的“不应期”迷茫。
　　二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公正缺失。由于种种可以理解和难于避免的原因，我国的经济市场化改革自上世纪80年代“包”字进城起，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在忽略规则公正或不突出公正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下展开的。其间出现了诸如实行特定个人无抵押承包经营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原材料价格双轨制、允许党政机关利用公共资源办公司和以其他方式搞创收、政企长期不彻底分开、听任国有垄断性企业特别是其管理层自定高工资高福利、允许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和员工享受持有可上市套现的“大小非”的特权等等明显不公正的市场竞争规则。至于由此衍生出的不公正“潜规则”，则不可胜数。所有这些，加上“裁判员兼当运动员”必然引起的执法不公，既导致了竞争结果的不公正，也迷乱了社会正常的是非曲直界线，恶化了人们接受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的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