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逻辑及其效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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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克思主义作为非正统的、散漫的和具有颠覆性的话语，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可错性”、“核心在于方法”、“必须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自身”等基本理论立场，以反叛姿态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和形式。不是其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判断和个别成果，而是其永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和自觉的理论意识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注入了重要资源。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和发展史中，“新马克思主义”似乎总是一种否定性命名。然而，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理论问题，它却以反叛姿态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和形式。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出场”成为一个理论口号时，我们应该认真关注这种非正统的、散漫的和具有颠覆性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审视其理论逻辑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可能意义。用政治来比喻的话，如果20世纪50年代“一切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个原则曾经有效地防止我国极“左”政策的过度后果，在主张“世纪宽容”的今天理论界，我们更有理由保持对新马克思主义的宽容和理解态度。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在理论上和稀泥、提倡折衷路线和混淆政治立场的界线，而是主张以“统一战线”来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世界的解释力，从而达到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实现其历史使命这一理论目标。
　　　　一、我们应该怎样定义“新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
按照“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在使用“新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时，我们完全可以自信地宣布，“新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或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变体。这种变体与马克思主义的差异，就如“印第安人”与“人”的差异那样，并且不同的新马克思主义变体之间的差异，就如印第安人与非洲黑人、欧洲白种人之间的差异那样，无论如何大家都是“人”，因此大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事情果真如此吗?托克维尔在论及美式民主在美洲兴起而不得不面对印第安人消失时，他干脆把美洲大陆称作为西方白种人准备的“空摇篮”，隐喻印第安人的不在场性。(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8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我们不是面临着类似事实：在有关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由于“正统”的排他性、惟一性和垄断性，一切自以为由马克思主义这个龙种所孕育出来变体不都变成了跳蚤，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为某些人预留的“空摇篮”?因为这个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肇始者之一柯尔施在1930年悲愤地发出叹息：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敌对的哲学流派”。(注：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ｓｈi@①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72页。)然而，他还是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他与卢卡奇不仅是内部的反对派，而且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用政治术语来说，这不是统一体内部的身份问题，而是对抗性中的阶级问题。由此看来，新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唐僧披上一个新袈裟，如果那样的话完全可以说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莲花座上的红孩儿――假观音。所以，“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等等术语都是等质的(也因此，本文使用“新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统一指称与“正统”相对的全部马克思主义话语)，而对于它们，我们总是要问：神仙，还是妖精?
问题一经提出，答案就已明了。就如电影《流浪者》所提供的著名例子，拉贡纳特作为一个法官，他坚持“法官的儿子一定是个好人而贼的儿子则一定是个坏蛋”这种逻辑判案时，无论被告做或没有做过什么不都已经是个罪犯?也因此，他本人最后也陷入那种绝望，正是他本人把儿子拉兹逼上犯罪道路并成为试图杀害自己的凶手。在此，虽然“只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个颠倒的例子，但是结果不正如拉兹那样吗。作为一名法官的儿子，他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其父的“原罪”。因此，在诸多争论中，虽然我们善良地希望把争论视为一种人民内部矛盾并试图达到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共识，但结果却往往与愿望相反：不是一种和稀泥式的“大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把辩论对手推向敌人的位置。而在逻辑的终结处，我们则遭受到了政治的惩罚：大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时，马克思主义不在场；而马克思主义在场时，我们却倒不在场。所以，在这里，我引用《流浪者》中丽达为拉兹辩护时对拉贡纳特说的第一句话：“老师，您常教导我，在法庭上不应该昧着良心说话，要公正。如果我在这里说的话使你难过，引起你精神上的痛苦，您要原谅我。”(注：[印度]拉兹・卡普尔：《流浪者》，长春电影制片厂1955年译制。)我的基本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关于正统的争论使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成为一个被不断拖延的事件。
然而，在理论实践中，我们又不能没有任何原则、缺乏任何标准地把一切马克思主义声称都视为马克思主义。那我们如何走出这种僵局呢?我的基本立场是，正如马克思亦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人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存在既定的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在此，托克维尔关于“空摇篮”的比喻出现了戏剧性效果!去掉它的欧洲中心论假设，去掉它的目的论和神学假设，“空摇篮”意味着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摇篮――它既不在法律上也不在事实上属于任何人，或者说，面对这个“空摇篮”，任何人都没有被先验地赋予特权。这样，上述逻辑僵局便在社会历史中克服了，因为我们正是通过每一种声称占据了那只“空摇篮”的具体话语来认识那只“空摇篮”本身的，熟悉黑格尔哲学的读者立即会想到他在《逻辑学》中关于科学之形式普遍性的说明，事实上正是如此，真正的普遍性是一个有待填充的空的形式。在此，我们也理解了这个基本事实，马克思自己曾经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却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列宁、毛泽东都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最后他们都成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他最初正是更多地通过车尔尼雪夫斯、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才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并且其后也正是在与“合法的马克思主义”、“马赫主义”等等各式各样思潮的斗争中才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公开承认：我们可以通过列宁、毛泽东能够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亦能够通过布哈林、托洛斯基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卢卡奇、阿多诺等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甚至波普尔、海耶克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可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只有一味地读马克思的书才
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非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多了，我们就一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如果上述结论能够成立，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首先问一下“新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答案是肯定，我们才认真面对它们，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就把它当成一条死狗来打?不承认他们，就能够证明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承认他们，我们就永远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吗?绝不是如此。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在此，我给出自己对“新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的定义：新马克思主义是抢占马克思主义这个“空摇篮”的一种冲动，这种冲动包括了诸多五花八门的形式，而这些形式折射出色彩斑斓的马克思主义光谱，照亮了各种各样阻挡马克思主义之光传播的障碍，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对象一步一步突显出来，从而为马克思主义这只“空摇篮”获得具体内容指明了可能性道路。虽然每一种光谱的色彩和强度并不等质；虽然每一个棱镜以黑格尔的方式、海德格尔的方式或其他方式分离出一种光谱时也不惜弄假成真把马克思打扮成戴着滑稽小帽出场的小丑；虽然它也许使我们名誉扫地，就像苏联的马克思主义那样，但诚如不少学者已经充分注意到的那样，革命年代一名感人的口号说得好“血不是白流的!”，这些为马克思付出的代价以及马克思主义本身付出的代价，不是别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在场的最真实现象。这便是我要大声说的：正是如此，成为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惟一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没有人能够直接面对本真的马克思，没有人天生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只能通过别的棱镜来窥探可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只能通过把自己变成棱镜，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出场。这样，我们无须因为自己被贴上“新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而自惭形秽，更不会以为自己是个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就夜郎自大，而是老老实实地学习研究我
们时代给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问题。
　　　　二、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
在进一步探讨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之前，有必要强调的是，当我们悬置“妖精还是神仙”这个问题时，我们并非简单地要求以同情和欢迎的态度拥抱各种新马克思主义主张，相反，我们把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声称都视为竞争对手，并试图迫使他们一步一步接近马克思，从而解放马克思所受的历史束缚。我们这样做，只不过遵循了列宁的教导，他认为竞争对手往往正确地指出了我们自己的缺点。这样，我们就不会拘泥于问，他们到底是否代表了马克思主义，而是问他们究竟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或按照当今学术行话来问，他们的提问方法是什么。我们绝不能低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当年的马克思正确地提出历史研究的科学前提从而描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轮廓时，不正是强调与他竞争哲学批判的青年黑格派之错核心在于方法，与他竞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蒲鲁东“问题提得非常错误，甚至无法给它一个正确的回答”?(注：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的批判参阅《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参阅《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5页。)如果说，马克思是在理论的竞争中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注：一个有趣的历史事实是，马克思正是在与巴枯宁等人的理论斗争中被戴上“马克思主义者”这顶帽子的。)那么在今天，除了竞争，我们还有其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吗?这样说来，我们研究其他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正是击穿他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外壳迫使马克思再次出场从而产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径吗?而在这一过程中，逻辑(方法)不正是关键吗?
与“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相比，新马克思主义之“新”恐怕首要地在于坚持了以下三个基本立场：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可错性；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方法；第三，必须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自身。这三个问题所针对的便是绝对的教条主义思维，而这恰恰又是第二国际时代理论与实践关系所引发的。众所周知，由于资本主义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的急剧变化，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确实长期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危机：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在处理这个危机时，今天我们已经充分看到，马克思主义内部产生了三种重要的路线：要么为保全理论的纯粹性而无视现实(考茨基路线)；要么为追求实践的功利性而牺牲理论(伯恩斯坦路线)；要么重新把理论与实践统一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列宁路线)。在这三种路线中，列宁无疑代表着一种正确路线，这一点也为历史经验所证明。但是，如何在理论上提炼和阐明列宁路线的科学原则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正如葛兰西在“十月革命”后以“反对《资本论》的胜利”来判断它，新马克思主义首先看到了体现在正确实践中的理论非教条性，即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可错的。卢卡奇正是试图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贡献才出版了《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一文本，然令他本人尴尬的是，其论证方式恰恰在击穿了教条主义思维的同时也使得坚持列宁主义不可能，从而实际地开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道路。而更早，是伯恩斯坦率先提出了马克思的可错性问题，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主义民主党的任务》这个臭名昭著的文本中，他表白：“在这本书里第一次有一个属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社会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一系列原理进行批评，而在那以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讨论几乎永远只是围绕这些原理
的解释和由它们产生的结论进行的”。(注：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1965年，第268页。)在新马克思主义姿态中，伯恩斯坦只占据了这一条，因为他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方法，因此只能援引外在的经验“事实”来批评马克思主义。在正确地陈述了教条主义思维之弊端后，他亦未能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青年卢卡奇确实在理论上极大地走出了一步，因为，他不仅正确地指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正统问题”仅仅是指方法而言的，而且实际上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理解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基础问题。所以，即使青年卢卡奇的道路最终证明仍然是一条失败的道路，但说他指出了问题的所在是不过分的，正是从方法角度及其延伸出的本体论问题构成20世纪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向。而这个问题自然地与新马克思主义的第三重要论题――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自身――直接联系起来。
卢卡奇反对自然(实体)本体论而试图从社会存在(关系)本体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特征，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终结性的历史科学，因为后来反驳这一路线的阿尔都塞试图证明的是同一个东西。那这一路线的至关重要的贡献是什么呢?我认为，在于彻底地捍卫历史生成性的观点，从而把历史唯物主义置于历史之中。在青年卢卡奇看来，扬弃“完全独立的、自我封闭的自律体系”之外观，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贡献，也是其区别于资产阶级科学的基本特征。(注：参阅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更清晰地说，这一路线试图把马克思历史化的同时使之拥有与历史生成性一致的开放性。而这一点恰恰是通过把马克思黑格尔化来完成的，因为在形式普遍性上，正是黑格尔的《逻辑学》正确地提出科学的开端问题和“自己创造自己的对象，自己提供自己的对象”的具体科学问题。我们再说一遍，虽然卢卡奇从本体论角度提出这个问题混淆了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的界限并以前者替代了后者，这是成问题的，但就这个问题与黑格尔的关系来说，他抓住黑格尔是正确的。列宁不正是在阅读《逻辑学》过程中发出这样的感慨：“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注：《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1页。)如果说列宁发出“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这种感慨原因是马克思主义者把黑格尔当成一条“死狗”给抛弃了，那么提出这个问题不正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吗?也正是这一原因，我们看到一种似乎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的宿命：马克思和黑格尔成为相望却不能分开的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的起点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所维系的。而正因为此，阿尔都塞和卢卡奇这两个冤家在骨子里却出奇地相似，它们是同一种基因孕育出来的孪生子，但是因为一前一后的出生却相互反对。然而，无论如何，卢卡奇说，“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运用于自身”，(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43页。)阿尔都塞同样说，“必须把据以思考一般的现实理论形态(哲学意识形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运用于马克思本身”(注：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3页。)。也即是说，虽然他们一个试图以黑格尔的姿态重塑主体性哲学来为无产阶级革命论证，另一个则相反要求正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反人本主义特征理解它的科学实质，但都同样坚持“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自身”这个原则。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人本主义和反人本主义两种对立的路线看，在马克思身后，各种“新马克思主义”虽然给马克思主义戴上五花八门的帽子，但上述三个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态度却出奇地一致。从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新马克思主义者被迫把马克思打扮成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甚至弗洛伊德的形象?或者说，他们为什么能够让马克思戴上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这些帽子?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全部新马克思主义中的独特位置，或许与他们更明显的自觉理论意识有关。但无论如何，可错性、理论方法和自我反思这三个由全部新马克思主义共同提出面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其意义不只是使马克思本身历史化，更重要的，它迫使马克思主义进入一个有限的然而却是开放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马克思主义就不再是一个纯粹形式的“空的摇篮”、“没有水的桶”，而是居有、统治、消耗并建筑着世界的理性。当我们今天高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出场”，要做的不就是建构这样的科学吗?
　　　　三、向“马克思的幽灵们”致敬
由于马克思喊出拿起武器做最后一次了断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便受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礼遇：一方面，它成功地动员了全球人口的多数，亦迫使自己的敌人空前地团结起来；另一方面它以摧古拉朽的力量迫使各意识形态撤退或偷偷地挪用它，亦同时几乎在一切领域遭到各种甚至相互敌视思潮的共同攻击、歪曲和诽谤。因此，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上，它一次次地遭到各式各样的“突然袭击”便是一种常事：
――以最新科学发现的名义宣布马克思过时。从以“物质消失”的名义批判唯物主义到以“耗散结构”来改写辩证法便是如此；
――找到马克思的错误论调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不实。在经济学领域对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攻击、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歪曲等等；
――强调马克思未曾考虑到或展开的事实。丹尼尔・贝尔从《资本论》第三卷的“社会发展图式”推导出的所谓“后工业社会”即是如此。
――夸大马克思的内部矛盾。在这一点上，“西方马克思学”关于两个马克思的神话是最著名的。
面对这些突袭，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投降了，另一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捍卫者、正直的马克思主义同情者则采取不同的策略进行应战，例如：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对唯心主义哲学的反击；卢森堡从世界体系内的资本积累问题入手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解说；戴维・哈维从剩余价值理论对所谓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说明；阿尔都塞从科学认识论角度对马克思历史科学的辩护等等。
虽然并不能简单地把全部新马克思主义都视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辩护的话语，但说它们认真对面对了马克思主义的外部挑战和内部矛盾并不过分。而在这一意义上，不同的新马克思主义话语无疑具有“突围”的意义，正因为此，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和形式因它们大大地拓展了。
因为上述原因，我们难道不应该重新考虑自身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策略?用政治术语来说，努力实现世纪团结、联盟或统一战线；用伦理的语言来讲，以宽容的姿态包容马克思主义内部可能出现的多元化。事实上，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团体已经充分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此，我愿意从中国学者的立场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套用德里达的表述，把它描述为“向马克思的幽灵们致敬”。(注：虽然我并不认为在德里达那里存在着一个从解构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问题，但我认为，正是在阿尔都塞所言策略的意义上，经由解构构造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可能的。因此，国内学者给予德里达甚至是过高的赞誉亦是可以理解的，这反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向多元理论姿态迈进。参阅陈学明的《走近马克思》(东方出版社2002年)、杨耕的《德里达：从解构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向幽灵们致敬，当然不是对他们结论的无条件欢迎，而是在本文第二部分理论逻辑上说的。这意味着把这种逻辑视为沟通马克思主义的基始问题和新马克思主义自己提出的问题之间差异的中心线索。如果说差异是理论意义所在，那么真正的幽灵不在于某种精神气质，而正是隐含在差异背后的以自发方式呈现的历史条件。因为，面对思想史，最难解的不是为什么在某一时刻突然某一哲学家提出某种哲学观点，而是为什么差异万千的理论观点总是指向某种朦胧暧昧的内核，这使我们感到多样纷繁的理论外观只是那个内核的具体表现，而内核则是捉摸不定的幽灵。这样的幽灵有不少，“存在”、“主体”等，而现代社会最终的基础则是“资本”。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共产主义不是观念而是现实的运动，因此它是确凿的，但是正由于这一点，我们亦必须把它视为一个幽灵，因为它必须随着“资本”显形的方式变化而变化。这就好比是二郎神追逐孙悟空，如果没有七十二变的本事，那么他就只能望着孙悟空的变化无可奈何地叹息。因此，在今天，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遭遇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当我们面对2000种金融衍生工具每日推动着2万亿以上美元流动，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理论眼光，我们就看不到资本的存在。至少，把比尔・盖茨的成功当成“资本雇佣劳动”这一资本定律的终结，与此相反，一提到资本家，想到只是贪婪奸诈的威尼斯商人，最多是老洛克菲勒，这种理论水平与马克思的要求相差不知有多少。例子当然可以举出许多，道理只有一条，资本变了的时候，我们中的许多人还坚守着一两个19世纪的教条。美国学者德里克在反思社会主义挫折时，他强调20世纪的社会主义没有跟上时空变化，灾难性地模仿了19世纪的工业化道路，
此言并不虚。事实上，这让人重新想起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执行过程反复强调过的“更大的灵活性”，他把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比喻成“换车”，这种换车并不转换路标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向资产阶级学习”，走的仍然是“共产党员要走的路”，这正是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在此，我们可以进一步问，如果资本主义不断变化，我们是否也应该持续地“换车”?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两种目标竞赛的事实面前，只有到社会主义获得全部胜利的那一天，或许我们才可以稍许停下来息一口气，“谢天谢地，总算不需要追赶资本主义这个幽灵了”。
面对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苏东的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替代提供一条有效的道路这个基本事实，或许我们不应该谈论经由新马克思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新马克思主义确实在理论姿态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灵活性这个问题，并且他们自己面对的问题也并不是虚幻的。我们以生产力问题为例。众所周知，马克思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问题源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他从来没有直接批评过生产力本身，然而贯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主线的却有生产力批判这一条。在这种差异中，究竟孰是孰非?他们是否故意把马克思主义引上了歧途?当然不是，首先，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性这个前提，并把替代资本主义作为实际的政治目标；其次，在20世纪，核武器的出现、人造卫星的上天、能源危机、生态灾难发生时，技术的过度发展并没有带来生产关系的彻底变化，按照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男主人公科拉多的台词来讲，现代社会是“公正不够，而进步过多了”。在此背景下，总体的社会革命恰恰因为过度解放的技术而更加复杂化了。也就是说，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最终没能开出一个有效的药方，但其对现代社会的诊断却没有错。当然，我们也不能说马克思错了，因为他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正是因为这一原因，青年卢卡奇强调的当代社会遭受生产力奴役问题、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理性―工具理性的哲学批判、马尔库塞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的政治批判等等，都已经成为当代理论的重要资源。在此，从这样的例子中，我们能够得出的结论仍然是，现成的答案是不存在的，在与资本主义这个幽灵的斗争中，我们需要更大的灵活性。
在这一立场上，在关注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时，必须注意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对立面社会主义的复杂变化所造成的复杂全球势态：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的挫折，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急剧收缩撒退至《共产党宣言》――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克服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散裂又迫使马克思主义形式离开《共产党宣言》以突出的非中心化方式扩散――无产者之外的全球其他阶级、种族、社群的联合。或者可以这样来说，虽然在工人阶级这个中心点上，马克思主义退缩了，但在一切敲诈资本主义的新社会运动和理论中，我们似乎都可以看到马克思被肆无忌惮地用作炸弹，这便有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现代、后殖民、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等等不同的变体。
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敲诈者而是其死亡的预言者，故它从不以新社会运动的局部胜利为满足。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向这些马克思的幽灵们致敬。因为，在现实中，没有人像阿里巴巴那样拥有开启宝藏之门的秘语，喊一声“芝麻开门”而直接站到历史的终结点。如果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少数人走捷径的固定口令，迫使大多数人在寻找解放之途时必须穿过这条小路，那么它将以自身的神秘性而荒芜。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当它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是无产阶级的，并且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时，(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2、307页。)它只是坚持自己的历史使命保证其不被其他任何特殊的权利运动污染，但它从未排斥其他阶级及其权利声称，因此当拉萨尔派断言“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马克思坚定说，这是“荒谬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2、307页。)因此，在今天，在共同反对全球资本主义运动中，如果有马克思主义者对女性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同性恋者或其他非无产阶级派别说，你们只能和资产阶级一道组成反动的一帮，这同样是荒谬的，他肯定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既如此，向存在于这些运动和理论中的马克思幽灵致敬又何妨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指望马克思主义借由这些运动而得到普遍化的认可呢?在所谓后现代语境中，我们到哪里去找阿尔都塞所言的那种“十分特殊的”“大知识分子”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呢?(注：阿尔都塞所言的“大知识分子”是一个专门化的特称，它指“作为活动家出现的，在许多方面具备空前才能的一类十分特殊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真正的学者，有很高的科学造诣和理论修养，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对这些形式的现实和变化，他们都十分熟悉，并时时刻同这些形式作斗争，他们敢于在理论实践中进行反潮流，敢于同‘官方真理’相抗衡，并且能不顾各种流行偏见的禁止和阻挠，断然走上由马克思开辟的宽广大道。如果他们对工人阶级没有清醒的和坚定不移的信任，如果他们没有直接参加工人阶级的战斗，从事这种性质的和这样的事业真正是不可想像的。”(《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8页。))
在此，我斗胆批评哲学市场中一个怪现状：许多人一旦戴上“马克思主义”这顶小帽，他既不愿意为它的荣誉而战，又不愿意把它施舍给别人。这不仅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相反，它把许多可能通向马克思主义的小道给堵死了。而事实上，我们已经反复强调，既不存在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存在着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就像从不同的地头在一块地里寻找食粮的田鼠，我们各自挖洞在偶然间遭遇到马克思主义。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指望女性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者甚至同性恋等等这些所有的田鼠共同把资本主义这块田翻个遍，以偶然的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必然化?
因此，别吝啬“马克思主义”这顶帽子，愉快地把它奖赏给那些以它为荣的理论家们吧，我们亦因此不再为“马克思主义”之“新旧问题”而做无谓的争论，把眼光真正投入到当代提出的那些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