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权威认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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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Modernity and Authority Recognition

【内容提要】权威认同在本质上是对于“创造者”的创造性的认同。现代社会的权威认同渊源于“文明的创造”，是对现代性的世俗化困境和矛盾性困境的创造性转化。创造力的衰退造成了现代性权威认同的危机。

【英文摘要】Recognition of authority means, in essence, recognition ofcreativity originated in creation of civilization. It helpsto get modernity out of the secular and contadictorypredicament. A decline in creativity will lead to a crisis ofauthority recognition.

【关 键 词】创造性/现代性/权威
creativity/modernity/authority

【 正 文 】
现代性社会理论所广泛争论的现代性问题，多方面涉及主体意识中的创造性。从多种意义来看，马克思主义都是现代性社会理论的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理论渊源和思想流派。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社会的权威认同理论，值得深入研究。
一、现代性中的权威认同
（一）现代性
现代性意味着主体性，更意味着主体意识中的创造性。
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主义者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因此，人对于历史的“创造”，“有着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31.）。但是，在前现代社会， “创造者”不是“人”，而是“神”；“证明”不是自觉的，而是自在的；不是自我的肯定，而是自我的否定。马克思还指出，传统社会是“自然形成的”，而近现代社会则是“文明创造的”。从“自然形成的”社会到“文明创造的”社会，经历了七个方面的转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3～104.）。 现代性意味着自觉的主体性与创造性。
亨廷顿也指出，“当人们意识到他们的能力，当他们开始认为自己能够理解并按自己的意志控制自然和社会之时，现代性才开始”。现代性“意味着普罗米修斯将人类 从上帝、命运和天意的控制之中解放出来”（注：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 1989.92.）。我们看到，就其正确性而言，亨廷顿所意指的“现代性普罗米修斯”，早在19世纪马克思的阶级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中就已经有了明确而深刻的哲学表达。
（二）权威认同
我们早就应该看到，所谓“权威”（Authority）， 它的本意和本质就是“创造者”。从词源上看，西方语言主要分支（拉丁语、法语、英语、德语等）中的“权威”一词，其词根都是“创造者”的意思。希尔斯的考据表明，所谓“创造性”，原本所意指的就是“‘神’创造了世界”这一历史性事件。权威，首先有其宗教的和神学的历史背景，然后经历了文学艺术的创造，最后是人民群众的创造（注：希尔斯. 论传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03～204.）。从这个意义上看，宗教权威，是权威认同的早期原型。当然，这是一种异化的权威。“宗教创造了人……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
权威是“创造者”；权威认同是对“创造者”的“创造性”的认同。前现代社会把自然形成的“父亲”、把“上帝”（“教会”）奉为权威。现代社会则把文明创造的“国家”、“法”奉为权威。现代社会的权威认同，不过是把神的创造变成了人的创造，把对彼岸世界的神圣权威的认同变成了对“此岸世界”的世俗权威的认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三）现代性权威认同的困境
现代社会的权威认同，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困境。一个是趋向世俗化的社会的权威认同是如何可能的，一个是日益分裂和分化的社会的权威认同是如何可能的。前者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性困境，后者是世俗世界本身的社会性困境。现代性权威认同之能否成立，有赖于现代社会在什么基础上、以什么样的性质和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对这两方面困境的创造性转化。
二、现代性权威认同的历史困境
（一）传统权威的丧失
传统权威之丧失尊严，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功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4～275.）。这个丧失，在生产力（即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层面，根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层面，受私有化、市场经济和形成中的市民社会的冲击。因此，最后在社会与自身的关系这个层面，传统权威丧失了认同。
仅就社会与“自然”――自然在这里指一切对象的东西，包括社会在内――的关系看，现代化（性）所伴随和趋向的世俗化、感性化甚至于庸俗化，直接造成了传统权威的认同危机。
1.世俗化。世俗化意味着另一个世界，也是神圣的或崇高的世界的丧失。在前现代社会，世界被二重化为神圣世界和世俗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圣俗的二分，使得什么是权威、权威的权威性程度和层次，十分明确，也十分确定。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则拒斥了那个彼岸的、宗教的和神秘的世界，把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此岸的、非宗教的世界，也即世俗的世界。整个世界因此而成为一个非常世俗和平凡的“此在”，而且，仅仅是一个其意义还有待于创造出来的、仅仅如此的“此在”。
2.感性化。感性化意味着神性的丧失和人性的高扬。而人性的现代化（性），既是理性的觉醒，也是感性的光明，二者是息息相通的。但是，理性蜕变为感性，理性化蜕变为感性化的趋势，则是现代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所始料未及的。
我们知道，早在费尔巴哈那里，“感性的人”就被宣布为“真正的上帝”和“人的本质”。理性主义的这个转变，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它表明，感性是现代性（化）的必然结果。尼采指出，“上帝死了”，这之后经历了一场“人性化”的运动。但是，这场运动却使得尼采惊呼“人性的，太人性的”。默茨认为，这是一场“（形而上学的）理性危机”（注：J.B.默茨.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M〕.北京：三联书店，1996.45～46.）。舍勒认为， 这更是一场“社会历史性的情绪运动”（注：舍勒.价值的颠覆〔M〕.北京：三联书店，1998.101.），它造成了全部“价值的颠覆”（注：舍勒.价值的颠覆〔M〕.北京：三联书店， 1998.128.）。
3.庸俗化。庸俗化意味着深刻性的丧失。世俗化并不等于也不意味著庸俗化（注：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M〕. 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8.246.）。但是，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世俗化却在诸多方面和很大的程度上流于庸俗化。“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而现代社会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的自我满足则是鄙俗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86.）。
认同于某种权威，无论如何总是被认为是对某种值得尊重、享有威望的事物的认同。但是，对于一个倾向于世俗化、感性化和庸俗化的社会来说，如何可能去认同于某种权威，权威又是如何确立起来，这是一个巨大的时代性矛盾。
（二）这个矛盾的创造性转化，首先是在路德的宗教改革中开始的。
马克思指出：“的确，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枷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
路德宗教改革造成了一种入世禁欲主义的工作伦理，它在俗而又不流俗。这种转变把权威（“父亲”、“上帝”、“教会”等等）内在化了（注：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58～59.），也把世俗神圣化了。这种转化并不改变封建的或资本的奴役制实质，但它却在主观上和形式上为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作了极好的心理的和信仰的准备。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适当的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6.）。
16世纪以来，现代性资本主义因素已经萌动并不断地生成和发展着。资本主义的商业精神、个体性和主体性已经破土而出。在这种背景下，正统的基督教越来越丧失了它传统的威望和正在形成中的市民社会对它的信心。而教会内部不可遏制的腐化则更加剧了这种信仰上的危机。教会的所谓腐化，和近现代社会的共同趋势一样，本质上乃是一种倾向世俗化。它和现代社会世俗化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并无本质的区别。教会变成了敛财的机构，宗教变成了一项世俗的事业。
路德的宗教改革，在两个方面是成功的和富有创造性的。一方面，宗教改革坚持基督教必须对一个日益世俗化的现代社会有某种历史性的适应，但这种适应又绝不能流于世俗甚至庸俗。路德的宗教改革，既坚持和维护传统基督教权威的正统性和绝对性，又改革了它对现代性倾向愈益显露的僵化和外在性，从而有效地完成了对彼岸世界的完善。另一方面，就宗教改革对此岸的影响来说，这种在俗而又不流俗的宗教信仰和工作伦理，特别是它以劳动化解圣俗对立紧张的“天职”观念，又赋予现代资本主义初期已现端倪的世俗事业以崇高的甚至神圣的意义，并有效地拒斥了它日后逐渐趋向的庸俗化，从而给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和初期发展提供了积极的也是前瞻性的心理和信仰准备。
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双重的意义上都创造性地把权威的信仰转换成了信仰的权威。对权威的信仰来说，宗教改革解决了传统权威的认同危机，也可以说是一个从传统性到现代性的认同危机。对信仰的权威来说，宗教改革解决了现代性权威的认同危机。对于神圣权威来说，宗教改革解决了它的世俗化的困境。对于世俗权威来说，宗教改革解决了它的神圣化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