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的临界点――“台湾意识”的现代性意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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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族国家话语的困境

　　自九十年代以来，“台湾本土意识”及“台独”势力在台湾岛内的急剧膨胀让不少人为之错愕，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研究中国的人。如日本著名的台湾问题研究专家若林正丈就感叹2：

所谓台湾究竟所指为何？回顾近年来台湾的政治局势，有着如此疑问或感慨的人或许不在少数。台湾究竟是不是国家？若是国家，应如何正名？……若非国家，那又是什么呢？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还是台湾就是台湾……若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里所谓的中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或是日后将有所构想的新中国（比如说‘中华联邦共和国’、‘中华共和国联邦’、‘中华联合国家’）？然而，在这个‘中国’内台湾的地位又为何呢？

　　然而在近些年来的两岸问题中，“台独”问题已几乎成了一个无法挥去的死结。官方对它的批判一如既往地遵循民族国家的话语模式，到了几乎无以复加的地步。不过现状似乎却是，这边批判的火力愈猛，那一边却是支持台独的人愈来愈多3。大陆的官方声明中一再声称要“寄希望与台湾人民”，然而为何台湾人民却有渐行渐远之虞。种种情况表明，在大陆的大多数人中，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对于台湾问题都还抱着一种一厢情愿的态度。对于遵循民族国家的话语的批判者来说，最尴尬的问题恐怕在于，这一批判模式对于“台独”人士是毫无杀伤力的。当年连汪精卫尽管投靠日本，但是表面上还是要给自己挂上一块“曲线救国”的招牌，民族主义的话语即使对于汪精卫这样的人仍然是具有充分的杀伤力的。但是对于“台独”意识形态的信奉者来说，问题则完全不同。“卖国贼”、“民族败类”这些帽子对他们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本来就根本不认同对方的那一套价值体系。相反，对方越是从这个角度批判他们，他们反倒有可能借此捞到更多选票。

　　民族国家的话语解释者将自身的困境往往归结于两个原因：一是台湾人曾受到日本殖民统治，某些人依然有“皇民化”心态作祟；二是少数政客为选票刻意操弄、煽动族群问题。当然，这些应当说是存在的事实，但是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所占的比重究竟又有多大呢？而且是仅此就能解释“台独”意识产生的根本原因吗？首先，受过日本殖民统治，有皇民心态的台湾人都是像李登辉那样的老人。但这些人年事已高，数量在今天已不会有太多，而且即使是受过日本殖民统治的人也不见得就都会怀念日本。今天台独的主力军民进党的领导人都是靠当年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党外运动起家的，与日本毫无关系。而且关注两岸政治的人都知道，民进党在广大的台湾年轻人中拥有广泛的支持者，年轻选民是民进党的一大票仓4，硬要把这些年轻人与所谓日本情结扯上关系实在有些说不通。其次，尽管民进党操弄族群有出于选举的考虑，但问题是否就仅仅如此。如果这样的话，证明民进党人不过是一群没有理想的机会主义者而已。但是，当年民进党人从事党外反对运动时确实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其中坐牢甚至丢掉生命的也不在少数，仅仅视他们为机会主义者就未免太小瞧他们了，无法解释他们追求台独的动机。并且还需要追问为什么民进党这些年可以取得如此的成功，其中必然有可以滋养他们的深厚土壤存在。因为所谓“台湾意识”在台湾确实不单是几个政客的发明，事实上，它早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建构。如果不带偏见的话，可以这样说，它在台湾本土是有着其深厚的土壤的。

　　更为严重的是，即使有朝一日大陆与台湾会统一，仍然有理由要问：台独意识是否就从此会必然消失？还是它会像魁北克之于加拿大、北爱尔兰之于英国甚或巴斯克之于西班牙那样成为长久存在的问题呢？现实表明，我们通行的民族国家话语的理解模式对于台湾意识的理解是很成问题的、甚至可以说是此路不通的。种种对台独的批判仍然是停留在自说自话的状况之中，也丝毫不能打动官方所声称要寄予希望的“台湾人民”。 不过，尽管“台独”的意识形态对中国的民族国家意识构成一种现实的危机，但如果可以由此发现中国现代性的历史独特性来，那么危机也就可能变成一种新的机会。

　　官方所云所做，自然有其所处位置不得不如此之势，不过作为具有批判精神的严肃的学者，就没有理由人云亦云地停留在肤浅的表像中，而是很有必要对此提出严肃地、深刻的反思。事实上在台湾岛内的严肃知识份子中，已经存在对此作了深沉反思的群体。相反，在中国大陆，简单化、口号化式的媒体报导却依然充斥着我们的眼睛，对此中国大陆的研究者有着相当的责任。不过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注意到了他们的存在。如孙歌先生提到在一次会议中接触到来自港台的学者，感到“他们对于西方理论和本土问题的理解方式与大陆的学者有很大不同，最根本的不同是对于民族主义和民族感情的处理方式：他们对于民族感情和民族主义问题保持着更为丰富的矛盾和怀疑心态，对于文化认同的理解也更具有反思性。相比之下，大陆的学者则对这些牵扯到感情与理论的复杂现实问题缺少足够的反思。台湾和香港视角的加入，使得我们有可能把大陆式的‘中国想象’相对化和丰富化。”5 但是笔者想进一步指出的是，新的视角的引入，应该不仅仅使我们的中国想象丰富化，而是可以有更深的含义。因为台湾作为一个“它者”，与欧美那样外在的“它者”是截然不同的，它是由我们内部生发出来的它者。由它身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物件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我们自身──看到我们自身的分裂与矛盾。就如台湾中生代的政治学者石之瑜所指出的，“讲到什么是中国，历史学家、文学家、人类学都各有千奇百怪的争论，政治学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只假设中国的存在。……（但）政治学家对于中国当然存在这个预设，隐含了一种政治主张，而且这个有欧美中心化的倾向。”6 换而言之，当人们认定中国这个国家必然存在时，已经不自觉地将欧美的国家概念──特别是现代中国所引进的民族国家概念固化了。因此，有必要在此进行一次康德式的“哥白尼回转”，在批判之前首先进行深刻的自我批判，询问一下我们现行所持的民族国家的理解话语是否能够理所当然的成立。

　　首先要问什么是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词条的解释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7

　　这一解释虽非绝对权威的，然而也可以说概括了公认的民族构成的基本特征。在以上四个特征方面，两岸有共同的语言是当然的，即使所谓的“台语”也仍然是来自大陆的闽南话；在经济生活方面，现在两岸之间的在无法正常通航的情况下仍然超常的密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地域上，虽然由台湾海峡的存在，但似乎并非两岸民族论述的关键所在，因为即使在台湾岛内，关于“爱台”或“卖台”的争吵恐怕也不下于两岸之间的争吵。这样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出在是否有共同的心理认同上，而在这一点上恰恰分歧最大。因为在“台湾意识”论者看来，根本不能接受或认同“中国意识”的民族论述，而在另一边何尝不也是如此水火不容。但问题在于在当代，“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民族认同和民族身份问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重要。……只有当一部分人对‘民族’认同，才能对国家认同。也就是说，民族认同是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文化来源。”8 但就是在对民族国家的理解上，在“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的碰撞中，产生了激烈的的对立。与“中国民族主义”相反的，产生了针锋相对的“台湾民族主义”──要求塑造出一个全新的台湾民族和民族国家来。尽管台湾民族主义形态即使在台独的意识形态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但是其基本的论述仍然是今天所有“台独”及“本土意识”的理论基础。如民进党在1991年将“台独”诉求纳入党纲，被视为“等于是清楚地以一个民族主义政党进入政治市场中”，从而希望达到“终极的民族主义建国目标。”9 这种形态的出现乃是值得引起深思的：民族与民族国家究竟为何？为什么两岸会出现各自的民族主义自我认同意识？它是否是两岸国家意识建构中所必然的走向？

　　在这个问题上，社会科学关于民族主义问题上的研究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先行的启示。1983年，或许是巧合，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在同一年里出版了两本著名的论述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和盖尔纳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安德森对在书中对民族作了这样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10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想象”并非指虚假的捏造，而是一种认知的方式。因此，作为想象的共同体也包含着寻找归属和自我认同的指向。盖尔纳泽则指出，“民族和国家一样，同是偶然的产物，不是普遍存在的必要。民族和国家并不存在于所有时期和所有条件下。……民族主义认为，民族和国家注定是连在一起的；哪一个没有对方都是不完整的，都是一场悲剧。但是，在两者结合在一起之前，各自得先出现才行，而且它们的出现是独立的偶然的。”11 由此可以看到，两书都揭示出，民族主义及民族国家都远非像它们自己所宣传的那样神圣永恒，相反，它们都是历史与人为建构的产物。从时间上来看，这些想象的造物“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复杂的‘交汇’过程中自发地萃取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然而，一旦被创造出来，他们就会变得‘模式化’，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它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可以吸纳同样多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组合，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收。”12 他们的研究揭示了民族国家话语所揭示的意识形态性质，也揭示了民族国家意识作为有限存在的内涵。当然，他们的看法同样也引起了不同的争议，但不可否认，正是他们的贡献使得我们的讨论可以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开始。

　　民族国家意识既然并非天然的，而是后天的人为构造物，它也就可以被质疑。不过在现实当中，这种权力因为往往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而表现出巨大的力量，因而难于遭到挑战，这在今天两岸的情形可以说都是如此。这样一来，两种针锋相对的自我认同模式就使得两岸互相构筑“民族国家”的论述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面对这样一种困局，不外乎两种可能性的理解：要么是这种相互对立的“民族主义”之间有一个错了，它们当中必须有一个被消灭；要么就是“民族国家”的框架不能够容纳两岸之间的问题，在此“民族国家”的框架本身错了。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进入到对成为问题之关键所在的台湾意识的理解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