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论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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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众文化的讨论在中国已经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但是，由于国内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包括问题意识、研究路径与价值取向）主要来自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1）所以在大多数的文章中一直弥漫着一种浓重的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气息。精英意识主要表现在批评者在美学上贬低大众文化文本的审美价值（如平面化、单一化、复制化等），而悲观主义则表现为笼统地把大众义化视作是适应统治意识形态需要而生产出来的、意在巩固这种意识形态的文化工业产品，并认为在大众文化引导与影响之下，大众变成了完全没有个体自由意识与反抗可能性的被动群众（mass），他们在接受大众文化的时候完全没有自己的选择性、能动性与批判性。大众文化的进步政治潜能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可能的。（2）
在70年代以后的西方传媒研究领域，这种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的大众文化理论已不占主流地位。一些理论家尝试变换思维路径，重新审视大众文化的特性，尤其是它与支配性权力结构的复杂关系，挖掘其进步的政治潜能。J·费斯克（H．Fiske）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从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费斯克出版了一系列大众文化的研究著作，尝试建立不同于法兰克福的大众文化理论。我以为，介绍费斯克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他的更具理论色彩的著作《理解大众文化》，或许会为国内大众文化研究提供新的问题意识与审视角度。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有两个基本的预设，一是大众文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商品（文本），是一体化、平面化的，没有任何美学价值并体现着统治意识形态；二是人民大众在接受这些文化商品时是完全被动的，没有任何能动性与创造性可言。对于第一个预设，费斯克没有太大的异议；分歧主要在如何看待大众阅读的本质。
费斯克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人民大众想要拒绝现代工业提供的文化商品，自己创造自己的文化产品是不现实的，这种情况只有在前工业社会才有可能（如民间文学的作者就是人民大众本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众不可能拥有自己的文化。在费斯克看来，文化不等于文化产品，文化是活生生的意义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接受者及接受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意义的生产。同样，大众文化也不等于文化工业提供的产品（文化商品），"大众文化只存在于其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只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而不是存在于静止 、自足的文本中。"（3）这样一来，理论的焦点就从文本结构转向阅读实践，而分析的路径也从文本分析转向阅读实践分析，同时把大众（4）视作大众文化的真正生产者从而赋予他以主动性。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人民大众生产的而不是文化工业生产的，文化工业所能做的，只不过是为人民提供文化"剧目"或文化资源，而"受支配者从由支配系统提供的资源与商品中创造自己的文化，这正是大众文化的核心。
（1）、参见本书《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
（2）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请参见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以及本书《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
（3）、《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 the Popular Culture，1989，London，Sydney，
Willington）， P176。
（4）、即人民大众。值得指出的是，费斯克反对用静止的社会阶级范畴来界定"人民"，尤其是不能只依据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经济地位来判断他是否属于"人民"。他认为"人民"的根本标志是他的受支配地位，而由于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空间是极其多变、复杂的，所以他在某一特定社会关系中可能是受支配者，而在又一社会关系中则变成了支配者。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一个工厂的工人在厂里可能是受支配者，而在家中则是大男子主义者或专制家长。在这个意义上，他时而是人民，时而又是统治者。
"（1）所以，必须把问题从人民正在读什么转向人民如何读。这意味着"大众文化研究不仅需要研究大众文化从中进行制作的文化商品，更要研究人们使用文化商品的方式，后者更具创造性，而且比前者更变化不定。"（2）文本发出的声音固然能够限定、影响它与读者之间可能产生的关系，然而不能控制这种关系。故尔，文化工业提供的文化商品虽然体现了统治集团的利益，但是对于文本的理解（即意义的创造与流通）却不是处于文本结构的绝对控制之下。对于文本的意识形态权力感兴趣的法兰克福理论家，关注的是文本限制其文化用途的能力，是文化资源的反大众的与规训的本质；而费斯克则认为，人民在阅读实践中恰好要灵活地使用这种资源来努力（通过斗争）建构自己的文化，"一种同质的一劳永逸地生产的文化不可能现成地出售给大众，文化不是那样运作的。人民也不是像所谓的群众（mass）那样行为或生活：单维的、只有错误意识的人、异化的群体。"（3）群众文化理论家只看到商品（文化工业的产品）对于消费者的控制并把它绝对化，必然得出悲观的结论。文化工业的商品化战略与意识形态意图当然是毫无疑义的，有疑义的是它的效果。因为效果不是取决于产品本身而是取决于使用者，受支配群体的力量在于使用的方式而不是使用什么。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者来说，重要的是关注人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如何使用文化资源，而不是一味地把资源的贫乏简单地视作人民创造力的贫乏。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只看到支配系统综合与包容对抗性话语的能力：允许反对的声音，给反对者以足够的"自由"，但不足以威胁支配系统的稳定，反抗的符号转化为反抗对象的优势（宽容）；那么，从费斯克的理论看，这种综合与包容理论只能告诉我们部分的真相。当然，资本主义的工业体系力图将商品的文化意义综合进金融经济的操作之中而控制这种意义，将其主体的思维与文化同质化；然而这种同质化的努力不可能完全成功，一个证明即是，尽管经济支配已延续两个世纪，但我们的社会依然是高度分殊的，而这种分殊性（diversity）正是由大众的与文化的力量维持的。综合理论把支配系统的权力绝对化，因而不加置疑地假设了这种权力在维护自身时的有效性。它看不到对于综合的任何抵制。结果是，这种理论悖论式地与支配力量"结盟"，贬低了受支配者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