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人的社会分层想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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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社会成员按某种标准进行区分，并通过这种区分来透视社会结构的性质和主要特征，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发展到今天已成为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这样一种社会分析的思路并不是只有社会学家才采纳，政治家以及普通的民众也时常运用这一逻辑来观察和判断他们周围的社会现象。事实上，生活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会有自己的社会分层或社会区分观念，它得自于他们自身的生活体验，得自于对周围世界的观察分析。这些社会区分观念反映出每个人对于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的想像和理解，基于这些理解与想像，他们给自己和他人在结构中定位。与社会区分相关的一系列的想像会发展成为对社会结构的一套系统的阐释，它与实际存在着的社会结构是高度关联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社会结构的基本形态和机制。s·奥索基在其著名的《社会意识中的阶级结构》一书中指出：不同社会类型或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社会结构的感知、想像和解释是不同的[1].他认为，对社会结构的阐释本身也是一种“社会事实”，它“是对于确定类型的人类关系的出现或延续的一种回应。对这种结构的解释模式与实际存在的结构类型是相关联的。”[2]这说明，对于人们头脑中关于社会分层的想像及其理论表现形态和话语系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考查当前的社会分层系统及其机制运作。

　　从主观层面讨论社会分层是研究社会结构的一种重要视角，但在国内社会学界社会分层研究中常受到忽视，学者们常常把主观社会分层研究局限于职业声望的测量，然而，职业声望远远不能反映出人们对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感知。为了能更全面地也是更深层地把握人们的社会分层意识，本文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一问题：1）考查人们社会分层的意识过程，即人们对于社会区分的感知（或者说感觉）的强度、对社会成员进行区分时采用的标准以及区分出的结果；2）考查人们对社会分层的价值判断、价值态度，即认为当前这种分层的机制和结果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3）考查人们的社会分层的意识形态，即基于对社会区分的感知和价值的判断，人们所发展出的一套对整个社会结构的系统的解释以及对社会结构的定性的判断，它是趋向于冲突论的分析思路还是协调论的分析思路，是采取批判现状、否定现状、要求改变现实的态度，还是采取承认现实、维护现状的态度。与此同时，本文还试图把人们的社会分层想像与当前社会学家们提出的有关假设、观点和争论进行印证。

　　本文的分析主要是基于个案访谈资料来进行的，所用的访谈资料来自作者1995年至2000年期间在广东省深圳市、海南省海口市和三亚市、湖北省汉川市（县）、江苏省太仓市（县）、辽宁省海城市（县）、安徽省合肥市和北京市等地所做的160多个个案访问，访问对象涵盖了各类从业人员及下岗失业人员，绝大部分访问对象居住于城市，少部分居住于乡村。访谈中的提问主要涉及人们在讨论与社会分层相关的问题时所采用的词汇、概念和分析逻辑及其背后的隐喻，以期考查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社会分层形态以及它与现实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差异之间的关联。

　　1995年至2000年期间是中国社会经济分化进一步加速和深化的时期，1995年人们对于社会经济差异的感受与2000年会有所不同。本研究中的绝大多数个案访谈是在1995年末及1996年上半年和1999年下半年及2000年这两段时间进行的。为了能透过人们的意识观察社会分化的过程，本文还对1995和1996年的受访者的感受与1999和2000年受访者的感受进行了比较。

　　一、社会成员的区分：社会分层的意识过程

　　关于人们头脑中的主观社会分层与现实中存在的客观社会分层之间的关联，理论家们提出的基本假定是：当社会经济差异不显著、不稳定或呈多元化趋势，社会结构特性较为松动灵活时，人们的社会分层意识就较为淡漠，社会区分观念模糊不清；反之，当社会经济差异显著、稳定或呈单一性两极分化现象，社会结构表现出刚性特征时，人们的社会分层意识就较为强烈，社会区分观念较为清晰。这一基本假定表明，人们的社会分层意识的强烈程度与实际的社会经济差异及其结构化程度密切相关。本研究的访谈通过四个方面的讨论来考查被访对象的社会分层的意识过程及强烈程度：社会区分的感知程度、社会区分的标致特征、社会区分的等级类别和自我社会经济归类。

　　1、社会区分的感知程度

　　分析人们是否体验到人群之间的社会性区别，是考查主观社会分层的第一步。人们对社会区分的感知是社会经济差异在人们头脑中的折射，它反映出实际存在的社会经济差异。当社会经济差异扩大或深化时，人们的社会区分意识会增强，当社会经济差异缩小或出现多元散化分层（fragmentationofstratification）现象时，人们的社会区分意识就可能淡化。

　　在讨论对社会成员进行社会经济性区分时，1995和1996年受访人的态度与1999和2000年受访人的态度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表明了人们对社会区分的感知程度显著增强。在95和96年，受访人对这类问题一般不太感兴趣，对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区别感觉比较模糊，多数受访人表示不太考虑这类问题，对社会成员进行等级或类别的划分他们感到为难。“阶级”一词被认为是过时的概念或者是错误的概念，“阶层”一词对多数人来说还比较生僻，与改革前的身份制相关的一些分类概念（如户藉身份、行政档案身份、单位所有制身份等等）则变得混杂不清。总的来说，95和96年的访谈资料反映出这样一种情况：改革前身份制的社会区分观念趋于淡化，改革后新的社会分化所带来的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在人们头脑中还未形成稳固化的印象。

　　自1997年以来的访谈资料反映出来的情况有所变化，人们对社会经济的分化现象的感知逐渐增强。与95年、96年的访谈资料相比，1999年和2000年人们的社会区分意识明显强化，不论你是用“阶级”的概念或者“阶层”的概念，或者其它老百姓的口语化的说法，绝大多数受访人都认为人群间的社会经济区分现象是存在的，有几类人被明显地分类出来，几类人之间的分类界线和各类人的社会经济特征在人们头脑中越来越清楚。1999年和2000年的访谈中，10个受访者大约会有8个人认为存在“阶层”或“阶级”，有1人认为不存在，另外1人会说“我不考虑这个问题”或者“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总体上给人的印象是，大约70-80%的人认为存在群体间的系统的社会经济差异，这种系统的社会经济差异把社会成员区分为不同的类别或不同的等级。而1995年和1996年的受访者中大约只有1/3左右认为存在“阶级”或“阶层”现象。尤其与95和96年受访人态度不同的是，1999年和2000年的受访人对社会区分这个话题表现出较强烈的兴趣。超过半数的受访人往往就这一问题展开来与访问者进行讨论，发表态度鲜明、有时带有情绪色彩的观点言论，这反映出他们对社会分化的强烈印象。有少部分受访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采取相当谨慎的态度，他们一般是小业主、私营老板、与经济部门或市场联系较密切的干部和经历过文革的老年人。这并不表明他们对这一话题不感兴趣，或者对社会区分现象无所感知。恬恬相反，他们对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有较深刻的体验，并且，对这一现象可能引发的后果尤其是政策变化的后果是否会影响到其个人利益有所担心。在访谈中，他们往往思虑再三、斟字酌句地回答提问，并不时地观察访问者的表情和反应。他们经常会问访问者：“你们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中央的政策要有什么变化吗？”“是不是又要划成份了？”个别受访者在深思熟虑之后拒绝回答有关提问。这类现象在95和96年的访谈中要少一些，那时人们对此类问题较为淡漠或顾虑较少，而1999年和2000年受访人对这类提问的反映较为微妙、敏感或激烈。这种态度上的变化说明人们对实现的社会经济差异的感知程度日益强化，绝大多数人都明显体验到了社会经济差异。人们对社会区分的感知度的增强表明，自1995年以来社会经济差异呈现出扩大深化的趋势。

　　2、社会区分的标致特征

　　对社会区分的感知是人们对现实存在的社会经济差异的直觉反映，这只是社会分层意识的表层，比这更深一层的意识是，人们如何解释他们体验到的社会经济差异。首先他们要解释的是，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差异。当人们对造成社会分层的原因解释较为趋同一致并且单一化时，说明此社会分化趋向于单一方向的两极分化；当人们对造成社会分层的原因解释多种多样时，说明此社会分化趋向于多元交叉。在访谈中，为了便于更直接地把握人们对此问题的解释，我们要求人们说明他们是用什么标准来区分社会成员的。

　　访谈结果显示，当前人们进行社会区分的最主要的标准相当的一致。当你要求受访人对社会成员进行分类时，多数人几乎本能地以经济收入差异来进行划分。10个受访者中大约会有8个基本上是按照经济收入水平来进行社会群体划分的。这一点似乎印证了李强教授的观点，当前社会主要是经济分层[3].不过，虽然多数人以收入来进行社会区分，但同时他们又认为权力与收入是同样重要的。访谈中询问“收入与权力哪个更重要？”时，认为权力比收入更重要的人要略多于认为收入比权力更重要的人，不过，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无法确定收入与权力哪个更重要，他们一般认为权力与收入同样重要，或者权力与收入是一回事。一位受访者的回答是：“有了权就有了钱，有了钱就能获得权力保护，两个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人们把权力和收入合而为一，作为最重要的社会人群的分类标准。在这一点上，1995和1996年的访谈资料所反映出的情况与此不同。1995和1996年的受访人在讨论社会区分标准时表现出更为多元化的倾向，虽然许多人提到了收入水平，但一般并不认为它是社会分类的最重要的指标。另外，1995和1996年的受访人一般把收入与权力看作为两个分离的指标，而不是结合在一起的指标。

　　不论是1995和96年的访谈还是1999和2000年的访谈，多数的受访者在进行社会区分时都提到了文化知识、技能水平、个人能力等这类因素，并且在理性上对这些因素给予高度重视，他们的说法是：“有知识的人就应该获得高收入”，“社会应该以有知识没知识来进行高低等级划分”。同时他们又说，现在的社会不是按知识来划分的，“有知识没有权不行”，“上了大学可以从农民变为技术人员，但是没有家庭背景进不了好单位，去要倒闭的企业，照样下岗”。“很多中专生、大专生在家待业，没有文凭但有好爸爸的人可以找到好工作”。中老年的受访者一般对子女教育期以厚望，刚开始就业的年轻受访者则希望有继续学习的机会，拿更高的文凭。他们说：“以后的社会就是靠知识能力来排列，没知识没能力的人要被社会淘汰。”越是社会低层的人这种感受越是强烈。这说明，知识、能力等因素被人们认为是理想中的社会区分标准，以后的社会应该以此来进行划分，而当前社会并不是由知识和能力来进行划分的。

　　自1995年以来，人们的社会区分标准由多元化趋向于单一化，这反映出现实的社会分化在由多元分化或多维度分化转向单向的或一元性的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