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反抗与重构──当代文学与消费社会的审美关联(一)
详细内容
内容提要：蓬勃旺盛的消费社会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当代文学。文学和文化符号的生产者和接受者都卷入到这样的历史场景，受制于它，被它改变、同化；或者反抗它，在冲突中获得力量。消费社会已经难有艺术上创新的先锋派，充其量提供了各种时尚前卫，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无所作为。实际上，消费社会给当代文学提示了表现和反思的资源，这使当代文学对流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展开了有效的表达。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原则也在重新建构文学的叙事法则，文学在表现消费社会的同时，获得了富有活力的感觉方式和语言表现力。
关键词：消费社会、时尚、唯美、狂欢、审美互动
一、 引言：消费社会的后现代特性
消费社会是指后工业化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消费成为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主导动力和目标。确实，在消费社会里，经济价值与生产都具有了文化的含义。传统社会的生产只是艰难地满足生存的必需，而消费社会显然把生活和生产都定位在超出生存必需的范围。消费（consume）一词，按照威廉斯的说法，其最早的含义是"摧毁、用光、浪费、耗尽"。[1] 费瑟斯通在论及消费文化时指出，作为浪费、过度使用与花费的消费，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主义强调中，表现的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形，因此，这样的消费必须加以控制和疏导[2]。古典或传统的经济价值观念总是与短缺联系在一起，但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的不断扩大，其结果必然导制过剩。消费的观念就变得日益重要，这是后工业化生产所必需的前提。资本主义生产经历过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大萧条，消费的观念就成为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支柱。"消费文化"（consumer culture）这个术语是用于强调商品世界及其结构化原则对理解当代社会来说具有核心地位。费瑟斯通指出："这里有双层的涵义：首先，就经济的文化维度而言，符号化过程与物质产品的使用，体现的不仅是实用价值，而且还扮演着’沟通者’的角色；其次，在文化产品的经济方面，文化产品与商品的供给、需求、资本积累、竞争及垄断等市场原则一起，运作于生活方式领域之中。"[3] 费瑟斯通特别分析了新型中产阶级，即媒介人和文化专家的产生，促使消费社会的增长具有深远的动力。他们有能力对普遍的消费观念予以推广和质疑，能够使快感与欲望，与纵欲、浪费、失序等多种消费影像流通起来，并将其推行开来。他写道："这一切都发生在这样的社会中：大批量的生产指向消费、闲暇和服务，同时符号商品、影像、信息等的生产也得到急速的增长。"[4]
在欧美国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持续繁荣，这得益于技术创新、现代管理体系以及资本运营的成就，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后工业化社会。杰姆逊曾经描述消费社会在西方出现的历史状况。他认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开始出现于二次大战后的某个时期，它被冠以后工业社会、跨国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媒体社会等种种名称。他指出："新的消费类型；人为的商品废弃；时尚和风格的急速变化；广告、电视和媒体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方式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城市与乡村、中央与地方的旧有的紧张关系被市郊和普遍的标准化所取代；超级公路庞大网络的发展和驾驶文化的来临──这些特征似乎都可以标志着一个与战前社会的根本断裂……。"[5] 因此，也可以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在六、七十年代开始形成消费社会。
我们当然难以断言当代中国开始进入消费社会。对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下定义是极其困难的事，这个社会包含的因素，涵盖的历史是如此丰富，以至于我们确实无法一个统一的意义上来描述它的特征。地区性差异，城乡差异，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不平衡关系等等，使它呈现出多元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是一个前现代社会，在较大的范围内它又是一个现代社会，在某些方面，在某些发达区域和城市，它又可以说是接近后工业化社会。我们同时还要看到它的活力和潜力，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给人类历史增添了必要的活力。因为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这给新一轮的全球化提供了无穷的想象空间。有报道称，上海的GDP人均已经高达4500美元，北京则到3600美元，这意味着这二个城市已经达到中上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互联网使用人数每年番一番，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城市的上网人数与巴黎持平。中国在2001年的进出口贸易达到2400亿美元，而且进口呈稳步增长态势。中国的移动电信用户已经达世界首位，超过1.5亿用户。有报道称，中国的生产已经进入严重过剩的阶段，86％的商品供大于求，其余的基本持平，没有一样商品是供不应求的。以消费需求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消费信心指数也日益成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指标。这些数据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看中国大城市的高档商场，看看街上的广告，看看突然间铺满书亭报摊的时尚杂志，以及写字楼里款款行走的白领丽人……。所有这些，都呈现出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这就是一幅千禧年的消费社会来临的暧昧的后现代主义画面。当然，在这些大城市之外则是另一番景象，但是只要我们在构成全部视野的电视画面上，只看到这些图景，我们就自然而然地相信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现实。
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一个蓬勃旺盛的消费社会正在中国兴起。文化符号的生产者和接受者都卷入到这样的历史场景，受制于它，被它改变、同化；或者反抗它，在冲突中获得力量。消费社会对文学的冲击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不管我们秉持什么样的历史观念，都不得不看到当代文学因此发生深刻变化。
当然，我们一直看到这种变化，也在谈论这种变化，但这些理解大都是单向度的，我们主要还是固守住传统精英主义的立场，看到消费社会对文学构成的负面影响进行道德主义的批判，我们并没有，或者说很少从文学符号生产和传播，从它的美学变化来理解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当代文学大批量的复制生产，畅销、流行而后被遗忘，这成为文学存在的基本方式。如今我们似乎不得不面对一个改变的现实世界，也许任何一次的改变都不如现在的这种改变来得彻底。现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直就处在频繁的变革之中，我们多次经历剧烈的暴力革命的改变，但这些都是在现代性的框架内的变革，对于文学来说，它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文学艺术始终充当现代性变革的前锋，因而它总是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现代性的那些本质特征。文学始终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它以宏大的现代性寓言化形式生动表现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如今，消费社会来临，文学一直怀有的历史冲动严重退化，那些个人化和私人性的体验成为文学赖以生存的土壤。每个写作者都处在不同的方位，他们面前没有历史，也没有文学的历史前提。因而，这也是一个先锋性丧失的时代。先锋派导源于艺术叛逆，它是在文学史的语境中才使反叛性的对话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当写作者变成个体，不再冲撞历史之门时，反叛、革命这种形式就失去了激进的挑战性，它们也就变成常规性的行为。
确实，消费社会兴起的时代难以再有文学上的先锋派，消费时尚前卫已经取代了先锋派，那些消费性的符号、行为和所有的象征之物，以其新奇怪异的形式独具魅力，而处于潮流的前列，它们引领了生活的变化的趋势，意指着未来的方向。它们迅速被复制，随后消失，而另一轮的流行潜伏于其中。
先锋派的挑战性经验，文学的形式主义策略，以及各种形而上的冲动和乌托邦的想象，都为文学理论和批评提供了重新叙述的资源。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理论和批评的话语生产动力（或机制）就在于其反叛性和革命性，就在于它与现实及其历史主流的逆反上。现在，文学艺术与消费社会的关系主要呈现为一种适应同化的形式，文学越来趋向于成为消费社会的一部分，它与流行音乐、时装表演、影视广告等量齐观。文学与文化的界线也逾来逾模糊。这使理论批评陷入窘境。在平和自足的消费社会的大街上，怎么拉扯起艺术革命的旗帜呢？
数年前，后现代理论批评在当代中国还具有富有活力，在阐释先锋派和前卫艺术时，它维护了文学的叛逆和创新的挑战性。事实上，就这一点而言，先锋派的后现代性叙述，是把现代主义的美学观念往前再推进了一步，它更多的具有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式的理论意义。它的核心概念表现在去中心化，破除整体性，反宏大叙事等等。后现代理论批评还有其另一方面──某种程度上还是其更主要的方面，它强调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界线；抹平高雅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之间的明确分野；有意使用戏谑式的反讽手法，使总体性风格含混不清等等。这些平民化的，反本质主义的，以及反等级化的文化倾向，恰恰大量出现在当今靠近消费社会的文学叙事中，因为，这些特征正是当代消费社会文化生产的机制和特征。消费社会中的文学叙事正是以这种方式使当代文学的后现代性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我们当然有必要意识到，消费社会中的文学在嘲弄理论批评的先锋派革命幻想时，也以它平易新奇的活力提出了难题。过去的一整套审美理念，那种理想与信念，都会受到新的检验。这当然不是说传统的经典性的美学理论和规范就派不上用场，而是说，它需要面对当今消费社会提示的经验和现象作出新的阐释，在这样的阐释中获得自身的活力。
消费社会当然不可能完全同化文学，历史源流久远的文学必然有它的韧性，它也必然在同化、对抗与变异中磨损或自我更新。理论批评也同样如此。这就是我们深入理解现时代文学与消费社会的关系，消费社会中文学的困境和可能性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