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化”无限好，谨防伪劣货──兼与康晓光先生商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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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神州中华，举国上下响应中央“以德治国”号召，正在掀起一个弘扬传统文化精华的新潮，大张旗鼓“重塑孔子”、 “复兴儒学”，意图借助孔门儒学挽救“信仰危机”，实现“道德复苏”。
近见有些学者提出了“儒化”政治体制救中国的建议。其中以“新兴保守主义者”康晓光先生的系列文章似最具代表性，拜读后不禁拍案称奇。康文针砭中国社会现状，指出存在问题的性质及其严重性，果然透彻明白、可圈可点；再读读他的“儒化”主张，则宛然可见那几乎断送了中国国运的“伪儒化”卷土重来，甚至比“伪儒化”更“伪儒化”的架势。
愚以为“儒化”无限好，贵在辨真假，谨防伪劣货。为此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真版孔子儒家思想，特别要弄清孔子儒家思想的体系，而非停留在反复陈述一些老生常谈的道德教条，或“经典”片言只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继续把伪儒大师及其自欺欺人误国误民的的治国之道当作正宗偶像，那就不至于荒唐到了把“儒化”与中国政改的民主化大方向对立起来，把中国的未来与现代世界进步文明对立起来，沉湎专制政治永世其昌合法性黄梁大梦，深陷伪儒烂泥坑而不克自拔。
孔子“述而不作”，没有亲自为自己的学说下定义，来不及作出系统性的解说。其后儒家惨遭秦始皇极端反儒政策（“焚书坑儒”）的毁灭性打击。流传下来的儒学经典原着，多为断断续续的语录式记叙体，缺乏连贯性，加之古汉语简约含蓄难解，阙疑伪书杂陈，动不动要用猜哑谜的办法推考，因此不同的有心人解释起来，很容易随心所欲，说黑即黑，说白即白。
自从西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来，中国进入了漫长的所谓“儒家思想统治”时期。实则由此为始，真孔蒙尘，伪儒当道，孔子的真版儒家学说从来没有主导过中国思想政治领域一天；因此，这个“儒家思想统治”之说，应当明明白白地正名为“伪儒思想统治”。
长期伪儒当道的结果是，人们心目中的孔子学说真假不分，甚至到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地步。如果今天仍然理不清这笔荒诞不经的天字号糊涂帐，奢谈什么儒化不儒化，那就什么是非曲直也弄不明白了。
为求毋忘伪儒误国惨痛历史，便于透过假象认清真相实质，让我们简略重温一下这番千古恨事：
历史上的伪儒首席大师当推西汉御用今文经学家董仲舒。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天人三策”，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神学的变性改造，建立了一套以虚妄的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为基础、唯上的“三纲五常” 为核心的准宗教型封建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借以取消民众的自我意识，否定“个人重要”的人本精神，使之成为贯彻忠君尊王的迷信宗教，以维护专制大一统政权永世其昌的“合法性”，实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教合一（政儒合一）”型社会控制论，一种非常有利于专制君主体制稳定运行的愚民治国方略。
刘、董政治双簧贻祸最为深远的作在精神禁箍，以“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说，封杀人类天赋灵性创造能力自由翱翔空间。董仲舒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中国借崇儒为名的文化专制、精神黑暗时期就此开始了。
这套借孔孟令名而行之的伪儒学说，就是消灭中国人“个人本位”、“独立人格”的杀手，造就了千载悠悠，“崇公抑私”、“公而忘私”、“大公无私”观念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由此为始，中国臣民存在于天地间的“正当”理由，只能是效忠代表天命即“大公”、“至公”的君主专制政权。一切谋求私利的自我意识被视为可耻的万恶之源，本来天经地义的私心进取积极性，惨遭压抑和阉割之馀，只能“阳为道学，阴为富贵”，以至“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李贽《焚书》），在一派虚情假意中讨生活，何来奢望灵性创造能力顺畅发挥驱使社会发展进步？
董仲舒成功地篡改了儒家学说，但不可能一举手将人性中第一性居主动地位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赶尽杀绝。他的“义利之辨”，虽已趋向极端，但还承认“利”在某种程度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由汉而唐，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虽受伪儒制约，还没有落到完全停滞或倒退的地步。
到了宋朝，封建社会盛极而衰，经过五代丧乱、王安石变法，社会动荡不宁，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外族侵犯祸乱无已。王朝为求巩固政权，厉行高度中央集权政策，同时力图强化内部精神控制。此前炫惑一时的玄学、佛教、道教，都因过于消极、出世，难于成为治国之道，于是伪儒得到了进一步勃兴的历史机会。伪儒思想家们配合政治需要，博采释、道消极因素之精，融合发展，产生了所谓新儒学的理学，又叫做道学，达到了一个史称后儒的伪儒理论新高峰，或者说是西汉武帝以来的又一次“儒学大改造”。
已往伪儒虽然重义轻利，还不否定“人欲”的一定合理性；理学家提倡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安于现状，专注于道德上的修养，又从佛教吸收了禁欲主义思想，对“人欲”采取极端虚伪、荒谬，背悖公理常识的严厉排斥、压抑立场，不仅讳言利，排斥利，而且把董仲舒的“义利之辨”发展成了“天理人欲之辨”。
集理学之大成的主流派大师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号召人们“革尽人性，复尽天理” （均见《朱子语类》卷十三）；就是要彻底消灭人欲，心中唯有“天理”，如此纲常伦理才能无条件实现，专制统治的地位才能绝对巩固。其结果必然进一步扼杀了中国人原已饱受摧残的天赋灵性创造性活力。
以南宋陆九渊和明代王守仁（阳明）为代表的理学流派，即所谓陆王派心学，尤将伪儒愚民术推向了更加偏颇荒谬的极端。阳明学派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向外求理是荒谬的，只可向内求理；讲的是“知行合一”，却要求学者们专司内心省察和修养，不事真才实学，“无事空袖谈心性”，以至蔑视一切知识包括富国强兵的学问，到头来只能做一个“良知发现”、“无私无欲”、空疏浮陋，游谈无根的精神植物人。故晚明之世，王学风靡，正是国家道德沦亡，实力衰败之日。
清朝满族入主之初，有过短暂的文化控制真空时期。此时一些进步知识份子沉痛地回顾了明亡的历史教训，认为理学和心学泛滥误国，起而批判宋明理学的空疏，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黄宗羲反对“重义贱利”和“崇本抑末”之说，主张“工商皆本”；并以君主为“天下之大害”，主张“君民共主”，变学校为议政机构来代表民意等，具有民主色彩。王夫之认为，秦汉以后的儒学就绝大多数而言，并不是真儒，而是伪儒、败类之儒，因此提出了清理和重建儒学传统的任务。颜元直截了当戳穿了所谓后儒的非孔真面目，认为：“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着。”“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其后戴震指出天理不在人欲之外，只存在于人欲之中，宋儒将理欲对立，把理说成欲外的东西是完全错误的，所谓欲外之理是尊责卑，长责幼的工具，是残忍的杀人凶器。可惜他们的清醒观念和拨乱反正活动仅是昙花一现而已。
清室一旦大局既定，沿袭、发展了明代的文化专制，变本加厉残酷专政。康、雍、干历朝大兴文字狱，捕风捉影，穿凿附会，罗织入罪，满门抄斩、开棺戮尸，无所不用其极，实行文化恐怖高压政策，重振后儒道统地位，逼得许多有见识的知识份子不敢再研究敏感的政治伦理问题，转入脱离政治，为考据而考据的考据之学，“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矣。在皇权支持下，早已失去生机的伪儒理学，仍然披着孔孟外衣，作为一具窒息国人精神的僵尸，高踞庙堂而不可易。
伪儒是一种反人性的诛心术，是通过消灭自我意识，抑制以至消灭人的天赋灵性创造能力，把活生生的人变成匐伏于封建统治集团脚下听凭使唤和宰割的奴才，借以确立政权的合法性、绝对性和永久性。因此伪儒思想体系无法导致人类天赋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不可能推动科学技术发展进步，不可能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以及公平竞争、市场经济这样的进步文明观念，而且同它们势同冰炭，水火不容。
由宋入清，包括蒙古贵族入主的元朝，中国封建皇朝无不依仗伪儒理学为支持，把封建统治集团的自私，说成是天下的大公，以天下为专制帝王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为了维持统治权力永世其昌的超稳定系统（Ultrastablesystem），不惜代价把本已滞进的国家导向几至毫无进步的非灵性动物型简单再生繁殖状态；尽管闭门以天朝上国自居，其实终于愚昧落后到了不堪外来强者一击，没有招架余地，任凭欺凌宰割的悲惨境地。
1840年鸦片战争打破了天朝大国自我陶醉的千年迷梦，可是清皇朝抱残守缺，意图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面继续维持伪儒于不坠，一面通过洋务运动扭转衰败落后的颓势，当然只能是缘木求鱼。
统观一部二十四史，孔孟之后，中国历史上唯有过一次康有为（1858－1927）主导的短命的真性“儒化”改革实践。
甲午战败后，对照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以及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志士积极辅佐光绪帝实行维新改革。康氏认为只有励行变法才能使中国脱离惶惶乱世，进入“升平世”（小康），奔向“太平世”（大同）。为此，“中国最大的需要是道德的或精神的复兴，智力的复兴次之。只有智力的开发，而不伴随着道德和精神的成就，决不能满足中国永久的需要，甚至也不能帮她从容地应付目前的需要。”主张“以道德和精神复兴带动智力复兴”。
康有为默察西人富强之术，看到了基督教文化的推手作用；以为耶教“言人世间之事，其精不如孔子。然其所长者，在直接在专纯，单标一义，深切着明曰人类同胞也，皆上源于真理，下切于实用，于救众生最有效焉。”他相信中国应有更好的选择，遂发愤倡“儒化”之议。
康有为反对顽固派“恪守祖训”，以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于伪造，非孔子之见也，主张对孔子学说进行了全面彻底的重新解说。1891年康有为发表了《新学伪经考》，论证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派圣人。他相信博大精深、历久弥新的孔子学说包容了西方的进化论、民主、自由、人权、议会等人类先进观念的全部真理内涵。他还主张变儒学为宗教，以凝聚民族精神，推动维新运动，进行政治改革，引导社会进步。由于过去所称儒教的内容实为伪儒，康氏正名儒教为孔教，以孔子为教主；按照基督教的凡圣两立，政教分途原则，发挥精神支持作用。他赞美孔教不仅有正确的哲理，而且富于人道精神和包容性，具有不同于基督教等传统主流宗教的优越性，主张派人到国外传教，弘扬孔教于普天之下。
康有为很像推动一项中国化的路德式宗教改革，以重新解说了的富有改革精神的儒家学说为理论基础，力求儒家文化以宗教形式发挥“新教伦理”那样重整信仰、指导人生的历史作用，其良苦用心令人感佩；但他没有能够从大本大源理顺重新解说的依据，而是随意改动经典原文，把西方观念牵强附会地硬塞给孔子，然后当作孔子的发明公出来；他倡导孔教，却没有一种像样的神学体系为支持。所以康氏拉孔子大旗借助神性发动改革的意图，显得非学术、非科学、非理性，非宗教，不神不人，不伦不类，非驴非马，庞杂矛盾，感觉怪异，不仅遭到顽固派强力反击，而且也不能为民众接受。他关于改用孔子纪年的主张，则被政敌戴上了“欲人不知有本朝（清朝）也”的政治大帽子。随着百日维新运动软弱的主导人光绪皇帝败于后党，迅速垮台，康有为的创意努力顿失凭藉，付诸东流了。
康有为急于求成，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毕竟把握了真版儒家学说体现先进文化方向性的本质。如果说中国人今天意识到儒家学说原理可为框架基础，藉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先进文化，并且推介整个人类大家庭重整信仰体系，康有为就是了不起的先驱者。
今天以康晓光先生为代表的“儒化”论，本质上与那位姓康的前辈的立场截然相反，却同前朝伪儒的主张声气相共，如出一辙，因而可以得出“民主化将葬送中国的未来”、“中国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的选择”、这样宛然出自慈禧太后、袁世凯、马可仕之辈的断语。
康晓光先生去年11月2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发表题为《我为什么主张“儒化”》的演讲中如是说：
“儒家的政治哲学、儒士共同体、政府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原则性的东西已经都有了。它们就在古人的智慧里。道统、学统和政统的‘三位一体’是中国古代政治的轴心，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精华。”
“儒家建立道统，儒家的学统培养儒士，儒士入朝做官掌握政统，就这样道统、学统、政统实现了统一。”
“儒家可以承认‘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但坚持‘治权’只能属于儒士共同体。这是因为，天道高于民意，而只有儒士共同体才能体认天道。”
“儒家认为，大德应该统治小德，大贤应该统治小贤。也就是说，只有贤人才配拥有统治权。”
“儒士就是有贤德的仁者，所以统治者只能由儒士共同体推举，而无需全体国民选举。”
“尽管儒家主张儒士共同体之外的人没有统治的权利，但他们有获得良好统治的权利。”
“现状不可持续，又不要自由民主主义，中国是不是走投无路了？天无绝人之路。还有更好的替代方案，那就是“仁政”！”
“说白了，仁政就是儒士共同体专政。无须讳言，仁政属于权威主义的范畴，但它又有别于一般的权威主义，其区别就在于它是一种仁慈的权威主义。”
“与军阀、党棍和暴发户相比，知识分子总还是要仁慈一点。这是一个世界性规律。所以，我认定，仁政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加人道的社会。”
“有人说，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保证大众的利益。这是错误的。权威主义同样能够保障大众的利益。”
从上面的引文可见，这位“儒化”倡议人心目中，说白了，人民被定义为无可救药的愚民，人民根本没有选择政府的权利；所谓“仁政“就是“人治”加 “奴化”，“三位一体”就是王权、御用官僚和伪儒体系相结合的专制主义翻版，鼓吹的“儒化”实质上就是古往今来行之有效的“伪儒化”。
不要以为这是在说滑稽相声。他接着提出了“儒化的策略”：
“儒化的策略是‘双管齐下’，在上层，儒化共产党，在基层，儒化社会。首先是儒化中共。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列主义。党校还要保留，但教学内容要改变，把四书五经列为必修课，每升一次官就要考一次，合格的才能上任。公务员考试要加试儒学。要有意识地在儒家学统与政统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而且是垄断性的联系。有一天，儒学取代了马列主义，共产党变成了儒士共同体，仁政也就实现了。”
无论共产党人或非共产党人，只要稍稍有政治头脑，恐怕都会对此“仁政”妙论哑然失笑。如果政治就那么简单天真，中国两千年来早就仁政德治不绝，用不着什么改革和革命的了。难道你不知道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带来绝对腐化的铁律吗？没有民主，没有共和（权力制衡），凭什么确定你这个儒士一定是贤德的仁者？或者说，即便你曾经是贤德的仁者，凭什么知道你不会变成一个伪君子，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混蛋？如果统治者就是不想施行“仁政”了，你又该怎么办？这样的事情还少见吗？
梁启超针对这种让专制统治者善待被统治者以维护专制统治的把戏，说过：“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于其君上也，故遇仁焉者，则为之婴儿，遇不仁焉者，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而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思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故以就矣”（《新民说》）二十一世纪中国所谓思想界精英之类，居然还停留在这种自欺欺人的“老天真”状态，实在是十分可笑和可怕的现象。
康晓光反民主的伪儒立场有其价值观基础，表现在不承认什么天赋人权，不承认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无视“社会契约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依然迷恋千载而下玄玄乎乎颠倒众生的“大公无私”、“一大二公”之类太虚幻景。他说：
“我认为自由民主主义所倡导的一些基本价值是坏的。例如，自由民主主义倡导个人主义。我不认同个人主义，我还是认同天下本位、社会本位。”
“基于自然状态、人性假设、个人本位、人人平等理念编造出来的社会契约论，也没有任何历史事实上的根据，完全是人为的理论建构。”
但他似乎不太有把握，又说：
“即使自由民主主义的价值是好的，即使它的那些逻辑前提是真实的，即使它的推论是正确的，在实践中它也表现为一套谎言，从来没有真正兑现自己的承诺。自由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都是乌托邦。”
那就索性睁眼说瞎话了。
康晓光先生为了否定西方自由民主，搜罗了许多海内外统计资料，旁征博引，牵强附会而不得要领。如果康先生承认实践可以检验真理，请问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是不是建成了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现代文明楷模，那里的人民是否享有世界上最高的自由平等权利和最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中国从逊清洋务运动到今天改革开放所进行的现代化努力，那一样不是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创造的成果？难道这一切都来自乌托邦？
至于发展中国家在追随学习自由民主的过程中走许多弯路，甚至出现倒退，应从自身水土不服的内因以及方法步骤是否对头去检讨；岂能本末倒置，像个成绩一塌糊涂，满脑袋歪理的劣等生，以愚昧无知为无所不晓，反过来倒打一耙，说老师的学问和优等生的榜样统统是坏东西，根本不值得学习。
康先生否定西方的自由民主，却不得不认同西方自由民主培育成熟的市场经济，并且为他的“儒化”辩护道：“儒家从来都不反对市场，而且可以与市场和睦相处。风行一时的“儒家资本主义理论”支持这一判断。台湾、新加坡、韩国、日本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
中国儒家传统历来将商业定义为末业，打击压抑不遗余力，不知有那门子“儒家资本主义理论”可以支持他的“判断”。至于亚洲四小龙，十余年前，由前新加坡总统李光耀先生为首，把该地区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与所谓“儒家文化圈”扯在一起，归功于“儒家文化”的优越性，据此提出了超越西方自由民主的“亚洲价值观”，确曾风行一时，为东亚一些民族主义者和专制政权大张志气。可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李光耀先生不失为君子，恍悟昨日之非，老老实实带头公开检讨，承认四小龙的成功归因于引进西方经验的结果，而种种不健康现象，以至出现大滑坡，倒要从“（伪）儒家文化”上去找根由；从而否定了这个自作多情、空中楼阁的“亚洲价值观”，此后几已无人问津。很难想象“中国科学院国情中心研究员”康先生对于这桩公案，会如此健忘或无知，以至完全搞颠倒了。
同理，中国今天改革开放，经济起飞，举世惊艳的成就，还不是向西方移樽就教、全方位实施“拿来主义”的佳绩？现在中国面临的乱像、危机，以至深化改革的阻抗，却一点也离不开伪儒长期酿造、积重难返、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作祟呢。
必须指出的是，康晓光先生把宪政共和也排斥于他的仁政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