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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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国际战略家。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关注国际风云的变幻，以一个国际战略家的世界眼光，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战略思想。这一思想对建立新中国、捍卫独立主权、提高中国国际地位，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对于我们科学分析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制定21世纪的中国国际战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笔者认为，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可以概括为“2731体系”，即由两种理论、七项原则、三大灵魂、一个支点四大要件构成。
一、两种理论
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是支撑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这座大厦的两块磐石，是我们理解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先导。
（一）中间地带理论。1946年，由于美苏战略目标相左，导致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战时同盟关系不复存在，让世人倍感新的战争即将爆发。而国内有美国撑腰的蒋介石企图借此与共产党一决雌雄，内战迫在眉睫。此时，中共面临巨大压力，不仅党内外有人产生了悲观情绪，而且国际上有人希望中共与国民党妥协，以免由此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毛泽东精辟分析了时局，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毛泽东认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3页。）因此，受到现实威胁的不是苏联，而是处于美苏之间的国家和人民以及美国人民。据此，毛泽东号召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爆发后，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理论又有新的认识，形成了新的中间地带理论（亦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毛泽东认为，苏伊士运河事件反映了帝国主义国家以反共产主义之名行争地盘之实，“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1页）在这里，毛泽东把“中间地带”明确分为两个部分。1964年，当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各种矛盾特别是美、法矛盾越来越尖锐时，《人民日报》1月21日发表的社论在阐述毛泽东上述思想时，明确把两部分称为第一中间地带和第二中间地带。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日本、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我们要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使之成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团结第二中间地带力量，使之成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同盟者。由此可见，中间地带理论的实质是：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把帝国主义世界看成铁板一块，对其各个不同组成部分予以区别，以便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反对主要敌人。中间地带理论是毛泽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第一个比较明确系统的国际战略理论，它为中国也为其它弱国、穷国和中小国家正确处理对外关系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二）三个世界理论。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理论是以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为前提的。经过一段和平发展后，这个体系已经发生质变。一方面，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西欧国家和日本的国力迅速提升，对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盟主地位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中苏两党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意识形态上的论争导致两国关系破裂，使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特别是，战后广大亚非拉民族国家纷纷诞生，并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些变化说明，国际政治力量已经发生了新的分化和改组，需要对国际格局进行新的定位。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明确完整地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0-601页）邓小平在同年4月10日召开的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发言时，全面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三个世界理论把苏联列入第一世界，这既是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深刻揭露，也是对苏联国际地位的重新确定。这一理论肯定了新兴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地位，并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从而为中国找到了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的战略地位。尤其是，这一理论把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划入第二世界，指出它们同霸权主义国家既有联系又有冲突，从而抓住了第二世界国家的本质特征，极大地增强了国际反霸力量。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建构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国际战略时，已经放弃了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为标准的旧模式，这不仅使中国逐步摆脱了一度在国际上比较孤立的困境，成为遏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主要力量，而且为中国后来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廓清了道路。
　　
二、七项原则
（一）国家利益原则。众所周知，在国际社会中活动的主体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因而源于国家主权的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就自然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因，成为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关系上，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准则，坚定不移地站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的原则立场上。在国家交往中，既尊重别国的主权，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又坚定地维护国家的尊严，维护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决不允许别国干涉中国内政，决不拿国家利益作交易。“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毛泽东曾如是说。这从当年毛泽东果断作出抗美援朝决策、拒绝赫鲁晓夫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实施“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可见一斑。在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斗争中，毛泽东既坚定国家利益至上，又旗帜鲜明地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
（二）和平共处原则。毛泽东历来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当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并提出了共产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不是谁战谁的问题，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不断合作的问题。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指出：“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84-1085页）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毛泽东向世界宣告：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愿意同任何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6页。）在此基础上，周恩来于1953年12月接见印度代表团时代表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原则”（注：《周恩来选集》，第118页。）。1957年，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会议上说：“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注：《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为说明不同社会制度能够和平共处，长期合作，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来源进行分析。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不仅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来自俄国的列宁主义，还有来自英美法等国的达尔文主义、以华盛顿和林肯为范例的民主政治，以及18世纪法兰西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等。作为二战后国际强权政治、冷战共处的对立物，和平共处原则反映了中国和世界人民渴望和平、追求平等、共同发展的普遍愿望，因而在国际关系中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许多重要国际会议上和一系列国际文件中不断被引用或重申，并成为中国实现和平与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



（三）反霸原则。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关系中，始终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并把反霸视为重中之重，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行为。毛泽东强调：“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7页。）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就是一次生动的反霸行动，三个世界理论更是体现了反霸的鲜明态度。之所以把美苏看作第一世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苏都企图称霸世界，都想把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势力范围，并欺侮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只有反对霸权主义，才能实现国家主权平等，才能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权、生存权、发展权。因此，反对霸权主义就是维护人权和国权。
（四）对外开放原则。深受辛亥革命影响并得到五四运动陶冶的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深感闭关锁国对中华民族的极大危害，因而力主对外开放。毛泽东在建构其国际战略思想时，对外开放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构件。第一，他明确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毛泽东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0页。）第二，他科学阐述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一是“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6页。）二是我国处在一穷二白的状况。毛泽东尖锐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2页。）在此前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甚至认为没有美国的支持中国的工业化不可想像。三是“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注：毛泽东：《论新阶段》，第69页。）第三，他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如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向一切国家学习，实行全方位的长期的对外开放，坚持平等互利，不断增强民族自信心，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可见，在新中国要不要对外开放、为什么要对外开放以及如何对外开放这些带有根本性问题上，毛泽东都有深刻的思考，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才使新中国的开放事业在一定时期受到局限。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7页。）
　　
（五）反和平演变原则。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用来扰乱视听，扰乱民心，动援敌对国国民信念，甚至制造动乱以直接摧毁敌对国家的意志，最终实现其颠覆敌国政权的目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军事包国和政治孤立遭到失败后，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企图通过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内部演变，实现不战而胜的目的。毛泽东最早觉察到这一变局，并号召全党提高警惕。1959年，毛泽东在一次小型会议上指出，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43页。）1964年6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这话讲的灵不灵？我不希望灵，但也可能。为此，毛泽东着手建构“防修工程”，把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来抓。毛泽东认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并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61-1162页。）实践证明，毛泽东富于远见的反和平演变战略，对于我们维护民族独立、捍卫社会主义成果，推进社会主义大业，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历史价值。